编外廿一年情系特区报

　　眼前一本本厚厚的剪报贴记录我的辛劳和成果

　　编外廿一年情系特区报

　　1986年初，我在一家酒楼见到就餐的装卸工受到服务员的冷落，内心深受触动，当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斗胆将此事写成稿件投到深圳特区报。

没想到，稿子很快见报，这家酒楼从报上见到批评稿后，立即进行了整改。一篇200余字的“豆腐块”竟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使我深深认识到党报舆论监督的威力。从此，我和深圳特区报结缘，也坚定了我为深圳特区报写稿和报料的信心。

　　为了尽快提高自己，我常常下班后骑车到深圳特区报，在总编室写稿，一是可当面请教编辑，在写作上给予指点；二是完稿后可就地交给编辑们，有疑处可当场搞清。由于记者、编辑们不断给我出点子、指路子，我在写作质量和数量方面逐年提高，尤其一些批评稿件及反映社会生活中有关热点、难点的报道见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说起一篇引起社会反响的稿件，又和深圳特区报有关。那是1994年12月3日晚11时许，我仍在深圳特区报总编室写稿，当时市红十字会医院打来电话称，他们收治一骨折的小患者，是被母亲推到车轮底下所致。当时总编室领导让我去了解一下情况。我将所见所闻通过电话向当时仍在忙碌的副总编辑陈锡添汇报，他让我不急于发稿，次日再到有关部门详细了解。第二天恰逢周日，但我还是想办法采访了方方面面，赶写出稿件。12月5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我采写的《恶母“噬”子》一文，对郭春玲害子事件进行了报道。次日，深圳特区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追踪报道，随后，还组织了近一个月的连续报道。一时间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该报道被选评为1994年度深圳十大新闻之一，也荣获年度“深圳新闻奖”。

　　这些年来，我共获过6个全国副省城市短新闻、广东和深圳新闻奖，其中4个是由深圳特区报申报的。

　　通过亲身感受，深圳特区报威力和影响力巨大，本人采写热点难点报道一经见诸报端，立即引起强烈反响。1991年7月，青年黄景瑜、潭乡生见义勇为，擒拿凶徒身负重伤，医药费近万元，要自己支付，我觉得此事于理不通，于情有悖，于是通过采访，写出《设立治安基金已成为当务之急》一文，见诸于7月28日深圳特区报，见报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深圳特区报为此开辟专栏展开讨论，并由此促成市社会治安基金会成立。见义勇为的人们在物质上有了强大的靠山。

　　又如刊发于1998年12月25日深圳特区报“群言”版《“孺子牛”雕塑可否移至院外》一文，引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经市委常委会决定，将“孺子牛”迁至市委市政府大门口的花坛，此文刊发时得到当时理论评论部主任邓自强、编辑王明祥高度关注，并在版面上作了突出处理，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由于深圳特区报的领导厚爱，编辑、记者指路子、出点子，让我如鱼得水。每年都有百余篇稿件见报，最多为1995年，深圳特区报发表我采写的新闻稿件达249篇之多。我因此年年被评为先进通讯员，在报社成立20周年之际还被评为”十佳通讯员“。

　　除了写稿，我还积极为记者报料，爱心人物丛飞就是由我首先报料的，其事迹经深圳特区报报道后，在深圳乃至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在2005年6月26日于五洲宾馆召开爱心市民丛飞先进事迹座谈会，市委宣传部不仅通知我参加，还安排我第一个发言，这也是政府和社会对我报料的肯定。当年深圳特区报评我为报料之星，成为首位万元报料大奖获得者。

　　21年过去了，如今我仍一如既往给深圳特区报写稿子、报猛料，我近十年除夕之夜都在深圳特区报总编室度过，写稿送照片，今年春节，从年二十九至元宵节，天天有文稿和照片见报，有些文稿和照片还刊于头版，2月18日（大年初二），一、二、三版均有我采写的消息和照片。虽然累点，但心里却美滋滋的。

　　如今，我年过天命，蓦然回首，百感交集。眼前一本本厚厚的深圳特区报发表的本人采写稿和照片剪报，除了自己付出的辛苦外，主要是深圳特区报给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让我在新闻报道中找到了成就感。我要从心里道一声：感谢你，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