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 有巢氏乐土？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萧易/文 白士林/图

　　2007年3月，金沙遗址又出土了庞大的宅第建筑群遗迹，被认为是某位古蜀贵族的府邸或者祭祀使用的大型宗庙；早在1985年，考古学家就发现，在成都十二桥大约1万平方米的地下，错落有致地埋藏了无数间大大小小的房屋，甚至还有宏伟的宫殿。

这两处建筑遗址令人对古蜀人的建筑技巧与居住习俗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历史上素来有“巢居”与“穴居”之分，建筑遗址显然说明了古蜀人巢居的传统。古代巴蜀之地一些少数民族也保留了巢居之俗。成都平原巢居的传统，也令后人将古蜀人与中国历史上的传奇英雄有巢氏联系了起来。

　　2007年3月，金沙遗址又出土了庞大的宅第建筑群遗迹，被认为是某位古蜀贵族的府邸或者祭祀使用的大型宗庙；早在1985年，考古学家就发现，在成都十二桥大约1万平方米的地下，错落有致地埋藏了无数间大大小小的房屋，甚至还有宏伟的宫殿。这两处建筑遗址令人对古蜀人的建筑技巧与居住习俗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国历史上素来有“巢居”与“穴居”之分，建筑遗址显然说明了古蜀人巢居的传统。古代巴蜀之地一些少数民族也保留了巢居之俗，他们之中，有僚人，木濮，或许还有一个叫“文狼人”的神秘民族。成都平原巢居的传统，也令后人将古蜀人与中国历史上的传奇英雄有巢氏联系了起来。

　　有巢氏在何处建国？

　　远古时期，继“三皇”之后的，是五位赫赫有名的英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传说燧人氏教百姓钻木取火；伏羲氏教人计数，发明乐器；女娲氏炼七彩石补天，并创造了人类；神农氏遍尝百草，区分出作物、药材，使人类有药可医。而有巢氏最大的功绩，则是率领古人筑巢为室，古人得以安居一处，家园的梦想终成现实。最早的巢居又称为“树上居”，顾名思义，是建在树上的，后来才延伸到了平地上。

　　在历史学家看来，有巢氏更像一首流传至今的创世史诗。上古之世，古人居无定所，饱受禽兽蛇虺（hui三声，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荼毒。后来，有位圣人发现，在树上建筑房屋，既可挡风遮雨，又能躲避禽兽，古人欣喜无比，纷纷效仿，尔后拥立这位圣人为王，号“有巢氏”。从这个朴素的名号看来，有巢氏早已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祗，而是一位创造了历史的平民英雄。

　　古史的年代越久，给后人留下的谜团也就越多，有巢氏便是如此：他率领子民在哪里筑巢为室？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在流传至今的史籍的缝隙中，后人只能捕捉一点关于他的流光碎影。《遁甲开山图》记载，山东琅邪过去有座石楼山，有巢氏曾占据此山，王天下百余代。这里似乎是有巢氏王国的政治中心。

　　无独有偶，荆楚之地也流传着有巢氏的传说。春秋时期，晋楚交战，楚共王“登巢车以望晋军”。这里的“巢车”，是在八轮车上树立一根高竿，竿上安辘轳，然后将一个方四尺、高五尺的板屋拉上高竿，用于窥探敌军动向，如同鸟巢一样。显然，这种“巢车”与楚地盛行的巢居文化不无联系，古人先在树上巢居，尔后才有了创造巢车的灵感。扬雄《荆州箴》曾有“南巢茫茫，包荆与楚”之句，这里的“南巢”即是荆楚之地，夏代末年，这里生活着一个叫南巢氏的部落，是夏的同盟部族，夏桀还曾来此避难；后来，南巢逐渐成为荆楚之地巢居民族的通称，有学者认为，有巢氏可能正是来自于荆楚之地众多的巢居民族。

　　再或者，有巢氏是来自于巴蜀之地的一个古老部落。宋人罗泌的《路史》有过这样一条记载：“有巢氏居于”。清人张澍在《蜀典》一书中认为，这个“”，不是西南夷昆明族，便是一个叫弥牟镇的地方，而弥牟镇就在今天的新都县。透过甲骨文，我们似乎能找到另一条线索。历史上，周人对一个叫“巢”的小国并不友好，不远千里派兵征讨，似乎有什么深仇大恨，蜀人与周人也有过节，怪不得在周王朝的青铜器上，巢、蜀连在了一起。学者谭继和认为，巢、蜀两国可能相距不远，巢国与蜀国相连，它的得名，或许源于部落巢居的传统。昆明族，弥牟镇，靠近蜀地的巢国，无不彰显着有巢氏与巴蜀之地的神秘联系。

　　巢居的古蜀人

　　如果有巢氏的历史还停留在传说阶段，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绘声绘色地向后人展示了古蜀人的建筑手艺。1985年，在成都十二桥的地下世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宏大的巢居建筑群，建筑的年代被确定在商代，考古学上，十二桥文化被认为是三星堆文化的延续，或许，一群踏上征途的三星堆人辗转迁徙到这里定居。迁徙，是成都平原永恒的主题。

　　建筑遗址的魅力在于，后人可以走近这些史前房屋，看到或推测出它们的主人曾经的生活，十二桥遗址也是如此，在大约1万平方米的地下，错落有致地埋藏了无数间大大小小的房屋。在这里，考古学家找到一些簪、骨针、纺轮与锋利的箭镞，这些遗物透露了一点信息：当古蜀国的勇士们外出狩猎或是在战场上顽强拼杀之时，女人们就在家中纺纱织布，用骨针缝补男人们撕裂的战袍。不过，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太久，考古学家推测，因为无休止的战争或者是汹涌的洪水，古蜀人被迫离开了这里，留下了一座座断壁残垣，这以后，这些房屋更加破败，终于在风沙与流光中失去了韶华。

　　十二桥遗址是典型的干栏式巢居建筑。数千年前，古蜀人先在树林中砍伐大小相差无几的树木，将一端削尖，夯入土中，颇像练武者站的“梅花桩”；木桩打好后，他们在上面绑上纵横交错的地梁，铺上木板，然后才开始建造房间，这样一来，房间与地面就有了10－30厘米的落差。为何古蜀人要将房屋离开地面呢？古代成都平原被称为“卑湿之地”，河流纵横，洪水时有发生，古蜀人的房屋又多依河而建，潮湿无比，聪明的古蜀人在土中打上木桩，一来避免了潮湿之苦，二来也摆脱了毒蛇蚊虫。就连房屋的墙壁，古蜀人也有诸多考虑，他们先用木头交叉扎成方格网状，再将编织好的竹篾笆安在上面，最后用泥敷好，在屋顶铺上茅草。这样的房屋，冬季可御严寒，夏季通风遮雨，堪称古代巢居建筑的杰作。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古蜀人并未给后人留下一座完整的建筑杰作。不过，我们不妨从今天西双版纳的傣族竹楼发现一些共同之处。傣族人也好巢居，他们的竹楼拔地而起，距离地面七、八尺高，牛马拴在楼下，人在小楼上，古蜀人的房屋与地面离得不高，自然无法圈养家畜了。

　　宫殿启示录

　　十二桥遗址有的房屋长度达到了30米，不过，在古蜀人眼中，这算不上什么大型建筑。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些残存的地梁，长的有8米多，短的也在6米以上，经过复原，地梁的长度被确定在12米上下，此外，还出土了一些残长5米的木构件。这些与周围“干栏”房屋风格迥异的建筑引起了考古学家浓厚的兴趣，他们相信，地梁只是冰山一角，建筑主体仍然沉睡于地下，而从这些巨大的零件看来，这里或许曾经屹立着一所高大宏伟的宫殿。显然，数千年前，只有古蜀国的王公贵族们才有资格在宫殿中发号施令，接受子民的朝拜。高耸入云的宫殿，令后人嗅到了成都平原的王者之气。

　　在商代的某个时候，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王公贵族，驱使成千上万的子民，修建了这座辉煌的宫殿。尔后，在它周围，又出现了一排排房屋，将它拱卫其中。宫殿与“干栏”，王室与平民，既让后人看到了国家的高度，也领略到古蜀人独特的建筑技巧。

　　宫殿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其实，此时的古蜀人还修筑过另外一个大型建筑，这便是成都北郊的羊子山土台，土台是迄今中国最大的一座商周时期的祭祀台，考古学家经过估算，认为羊子山土台“总面积约10733平方米，估计用泥砖130多万块，用土总量在7万平方米以上。若征发2万人修建，至少要3年或4年才能建成。”先秦时期的古蜀王动则便可奴役万人，由此可以管窥此时古蜀国的强大实力。2000多年前的成都似乎是一个大兴土木的年代，西面的宫殿，北面的羊子山土台，在成都平原上骄傲地耸立，上演了磅礴的建筑传奇。

　　树上的西南夷

　　晋代左思在《魏都赋》中写到了一个“魏国先生”，这位先生说：“榷惟庸蜀与鸲（qu二声，鸟类的一属）鹊同巢……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在古代中原人看来，巴蜀的巢居习俗如同鸟鹊一般，吴越人的水居则和鱼鳖差不多。令这些中原人无比惊奇的，是一些生活在树上的西南夷，他们的房屋高高在上，并以一种极强的生命力一代一代流传。

　　唐代杜甫由剑阁入蜀，映入他眼帘的，首先是当地奇怪的房屋，这令杜甫惊异不已，他在诗中写道，“殊俗状巢居，层台俯江渚，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巅”。这些巢居，有的建在草丛之中，有的又在山岭之上，后来杜甫离开蜀地，只身前往湖南潭州，对巴蜀地区的巢居还是念念不忘，“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诧此身”。另一位诗人李白对巢居倒是乐此不疲，他与东严子一起学道，“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广汉太守闻而异之。”深山之中，与奇禽为伴，这样的巢居生活着实令人神往。

　　唐代尚能随处可见巢居，可见巴蜀人对巢居的钟爱。四川古代历史上，曾有过僚人大举入蜀的壮观景象，这些僚人，便是一个巢居的民族，他们人数众多，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家族人丁兴旺，在树上建的房子也就越大，远远望去，如同巨大的鸟巢一般。古代濮人种族甚多，一个叫“木濮”的濮人部落也在树上居住，只知母亲不识父亲，可能尚处于母系氏族阶段，他们有食人的癖好，路人往往闻之丧胆。

　　公元316年，秦人灭蜀，传说蜀王子安阳王将兵三万，率领古蜀人远迁至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历经千辛万苦，建立瓯雒国，保留了古蜀国最后一丝血脉。然而，耳濡目染，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杂居中，这些古蜀人已是“染同夷风，日南旧风，变易俱尽，巢栖树宿”，“野居无室宅，依树止宿，鱼食生肉，采香为业，与人交市，若上皇之民”，已与土著没有太大区别，逐渐失去了收复故国的勇气。再后来，他们被称为“文狼人”或“狼野人”，一个在树上巢居的民族，一个抛弃了辉煌历史、回到过去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