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大学陷入困境 部分高校学生毕业率不足三成

　　非洲大学陷入困境

　　曾经培育出一代国家领导人和政客、医生和工程师、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非洲最好的大学、一流高等学府，目前正处在崩溃的边缘。部分原因是由于学校自身管理不善，而忽略高等教育的做法给处于困境的非洲大学进一步雪上加霜。

　　本报综合报道 菲阿妮·迪奥通常黎明即起，小心翼翼地跨过铺在地板上的小席子，离开狭窄的宿舍。这间适合两个人居住的宿舍，现在住了7个人。

　　迪奥提前两个小时就来到了塞内加尔迪奥普大学（又称达喀尔大学）法学院一间宽敞的礼堂，占了两个前排位置。偌大的礼堂只配备了两个小喇叭，如果她不早点来占位而坐在后排的话，她将无法听清楚教授在说什么，那么，她将很可能和超过70%的同学一样，无法通过期末考试。这堂课一共有2000名学生参加，那些姗姗来迟的学生，只能挤在通道里站着听课。礼堂外还站着一些为下一堂课而提早前来占位的学生。

　　迪奥表示：“我不敢说我们全都学有所得，但是我们都很努力。学生实在太多了。”

　　不满的温床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曾经培育出一代国家领导人和政客、医生和工程师、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非洲最好的大学、一流高等学府，目前正处在崩溃的边缘。部分原因是由于学校自身管理不善，不过，数十年来海外发展机构向基础教育倾斜，而忽略高等教育的做法给处于困境的非洲大学进一步雪上加霜。

　　非洲大学的停滞不前，使得越来越多品学兼优的非洲青年选择出国留学，从而导致很多非洲国家无法依靠自身的人力技术进行发展，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

　　英国政府研究组织“非洲委员会”在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表示，非洲的大学“陷入危机”，未能输送国家发展急需的人才。非洲的大学不但不能成为国家储蓄人才的资源库、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相反，却成了对社会鲜有贡献、而且未来也可能像他们没有文化的父母一样贫穷的青年集中地。

　　迪奥普大学历史学家潘达·姆博表示：“没有大学就没有进步的希望，可是我们的大学就这样渐渐地崩溃。我们正在放弃一整代人。”姆博一直在争取为学生和教职员工改善环境。

　　目前，非洲各国很多大学都沦为不满的温床，占据着统治和犯罪之间的一个危险位置。在象牙海岸，大学学生会的领袖在煽动仇外情绪，导致国家陷入内战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推波助澜的角色。在尼日利亚，贵族学校遭到暴力犯罪团伙的袭击，这些犯罪团伙渗入政界，破坏尼日利亚的选举进程。

　　人才流失

　　而今天，迪奥普大学的接近6万名学生必须共用5000间宿舍。由于在首都达喀尔租房子的费用实在太昂贵，很多学生宁愿跟六七个同学同挤一间宿舍。除了宿舍，迪奥普大学的其他校园设备也同样简陋。学生们往往为了用一下电脑得大排长龙。

　　现年58岁的替尼计划在塞内加尔工作至退休，但是其他大量的优秀人才却不这么想。国际移民组织估计，从1990年以来，非洲每年流失两万名高级人才。很多非洲家庭只要经济能力许可，都会把孩子送到国外去。

　　辉煌的过去曾造就安南

　　在非洲刚告别殖民统治的年代，非洲国家鲜有其他机构能够像大学一样全面发展和受人尊敬。位于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伊巴丹大学，曾经培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索因卡，在上世纪60年代被视为英联邦一流的大学之一。而乌干达的麦克雷大学则被誉为“非洲的哈佛大学”，曾经培育出整整一代的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领导人，包括坦桑尼亚第一位总统奈雷雷。在塞内加尔，迪奥普大学从非洲法语区招收大批学生，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医生、工程师和律师，他们的才能被认为与法国的同行不分伯仲。在加纳，库马西科技大学同样人才辈出，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就曾经在这里就读。

　　奥斯曼·卡玛拉在上世纪50年代同样在迪奥普大学法学院深造，他的经历和迪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曾任塞内加尔高等法院主席的卡玛拉表示，当时他们整个法学系只有不到100名学生。他说：“我们住在宽敞的宿舍里，还有迷你校巴接载我们往返于教室和宿舍之间。”卡玛拉的同学和他一样，在毕业后都取得显赫的成就。卡玛拉的同学阿布杜·迪奥夫当上了塞内加尔的副总统，还有很多同学成为政府部门高官或者商界成功人士。这批人为1960年从法国脱离独立的塞内加尔创造了巨额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