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杨嘉墀：一生情系九天

　　“两弹一星元勋”杨嘉墀：一生情系九天

　　空间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 “两弹一星元勋”杨嘉墀

　　1957年10月，苏联向太空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波尼克”。

　　卫星上天在世界引发了一场卫星热。

美国在一年后陆续发射人造卫星，国际太空竞赛就此开始。

　　在苏联卫星发射前夕，中国科学院曾应苏联科学院天文委员会的要求，在卫星发射时在北京、南京、上海和昆明建立目视观测网，配合观测苏联的卫星。

　　这股卫星热也影响到了中国。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由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任副组长的第一个卫星小组，代号581。

　　当年10月，中国派出代表团到苏联参观卫星。刚刚回国两年的杨嘉墀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就在他出国考察期间，中国科学院在自动化研究所成立特殊仪表研究室，任命杨嘉墀担任主任。

　　这是整个卫星和火箭工程的先行官。

　　杨嘉墀：苏联去那次也是我一生的运气 因为我们坐的飞机 当时苏联刚搞出来 从北京直飞莫斯科

　　曾涛： 那个时候您是不是觉得是有一种肩负历史使命的感受

　　杨嘉墀：考察的时候我们想看卫星 可惜当时苏联没有让我们看卫星 苏联有一些学者也劝我们 就是搞卫星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 要建立科学基础 基础研究要搞起来 我们一想觉得也很有道理

　　而要把基础工作要做好 首先要打探空火箭

　　战乱岁月

　　杨嘉墀的故乡是江南丝绸名镇吴江震泽，他的祖父曾担任过震泽丝业公会会长。他的堂伯父建立了震泽丝业小学。童年的杨嘉墀就在这里读书。

　　曾涛：杨先生您今年已经都85岁了 ，到这个年纪再想起以前的事情是觉得是很近 ，还是觉得很远？

　　杨嘉墀：想起来还是比较近。

　　曾涛：在您的记忆当中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杨嘉墀：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我进小学的时候 ，正好是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特别是5月份国耻纪念的这个日子很多， 还有呢街上去游行很多 。因为开学的第一天正好也就是7月份 ，当时国民党有一个著名的柳亚子先生到小学来报告。

　　1932年，杨嘉墀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著名的上海中学。当时在这所中学读书的还有他的表兄，后来的两弹功臣屠守锷和后来成为著名化学家的唐有祺。

　　曾涛：其实刚到上海的时候也很不适应 ？

　　杨嘉墀：我到上海以后不会讲上海话，所以一进班里面我一开口，同学们都大笑， 我不知道笑什么， 他们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 。因为我住在吴江县离上海不到一百公里， 可是我当时是坐船到嘉兴县再换火车过去的 ，那么就这么一点路我讲的话他们都听不懂 。

　　1937年夏天，杨嘉墀高中毕业，他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当时的考试在不同时间进行。

　　杨嘉墀：考交大那个时候第一天考试就是7月7号，日本人已经进了芦沟桥开始打了， 然后呢， 后来我又考了一个同济大学，同济大学那个时候在江湾 ，考试的日子是8月12号 。那么8月13号是日本打上海的时候 ，我12号在那里考 ，考到一半监考的老师就宣布战争马上要在上海爆发 。

　　曾涛：那个时候还会觉得是有前途的吗？

　　杨嘉墀：那个时候觉得就是自己前途到底怎么样是不断的打问号 ，但是呢就是想方设法能够在上海把大学念完 。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的杨嘉墀穿越封锁线，来到昆明西南联大电机系。不久，中央电工器材厂将他从清华要走，协助厂里工程师研制无线电载波电话。

　　杨嘉墀：这个工厂建设以前是跟德国西门子引进的， 规范 、质量管理完全是西门子模式 ，所以我后来感觉到自己一身的事业 ，受到德国生产方式的影响还是很多 。

　　1946年初，杨嘉墀联系到芝加哥自动电话生产厂实习。与此同时，哈佛大学也准许他进入研究院学习。最终，他选择了哈佛大学。

　　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杨嘉墀不仅学习了十多门课程，还涉猎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

　　曾涛：那么后来我发现您的研究领域非常的宽 ，是不是跟在哈佛的这一段的这种教育方式有非常大的关系？

　　杨嘉墀：的确是碰到很多新的教育方式 。 交大那个时候是培养工程师 ， 那么那些经验公式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它没有理论基础 ，到了像哈佛大学这样 ，它那个时候已经是理工结合， 所以我到现在还可以找到那个时候在哈佛开的课程 ，它叫做《应用科学部》，《应用科学部》就是应用数学、 应用物理 、工程三方面相结合。在这个学院所以好多东西要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这个对我的眼界开阔了很多。

　　二战以后，电子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杨嘉墀的兴趣也在向电子仪器方面转向，1949年，他因为在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装置的研究成果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89年2月，杨嘉墀重访哈佛故居，在这里，他曾经和一个名叫王安的中国留学生住一起。

　　80年代的王安，已经成为世界电脑巨人。

　　曾涛：您和王安在美国的时候还在一起 ，那么后来就发生了大家这种命运完全的不同？

　　杨嘉墀：王安这个人能够搞到这样的程度，本身是比较靠自己的努力。 到后来很多评论就是他用人方面这个能力不是太强 ，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想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为接班人 ，那么这一点

　　曾涛：这种想法很东方化

　　杨嘉墀：说起来是中国传统的观念限制他的发展 。因为不可能一个企业一家能够保下来的，所以这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缺点。

　　曾涛：那么当时就是说他们从科技变成一种产业的这样一个方式，是不是也给您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啊？

　　杨嘉墀：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1983年，两位美国朋友访华时，带给杨嘉墀一张照片，这是30年前杨嘉墀和自己发明的杨式仪器的合影。这台机器给杨先生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但直到70年代，这笔款项才由王安先生聪明地变成了一台当时最新的电脑，交给杨嘉墀带回中国。这台计算机后来带给杨嘉墀许多新的创意。

　　曾涛：我听说那个时候您做出这个洋式的仪器以后呢他们还为您存了一笔钱是吗？

　　杨嘉墀：就是我那个仪器在宾西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 ，它是做实验的时候测量生物分子的， 化学变化的时候光谱怎么变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器 。这样的仪器做出来以后有一家公司它要去生产 ，所以我就把这个知识产权让给这家小公司， 那么他当时就是跟我签了协议，因为我当时已经想要回来了， 所以所有的办专利、知识产权费用都由他来负责，这样子我走的时候就委托给王安。

　　曾涛：这是当时的一个委托书。

　　杨嘉墀：王安签了名 ，就是所有的责任由他管 。那么当时最后那个卖了几十台嘛，最后我收入大概两千。

　　曾涛：两千五百美金。

　　杨嘉墀：这个钱就是由王安保留。 王安保留给我来信正好1975年 ，1975年到美国去拿了这个钱干什么呢 ，就是王安卖我给一台当时新出来的一个计算机。 正好这样的计算机在我当时所做的工作当中非常需要，因为我靠手摇计算机。　 杨嘉墀：当时我回来以后很多地方要我 ，比如有的高等学校什么。

　　根据我在美国工作的经验， 我认为自动化正好是很合适的 。

　　在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中，杨嘉墀所在的自动化所承担着特殊的任务。

　　在钱学森任院长的国防部五院成立后，研制导弹的工作主要由五院负责。60年代初，自动化所接受了五院安排的研制大型热应力实验设备的“151工程”。杨嘉墀负责整体工作。在没有任何国外参考的情况下，完全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元器件，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

　　1963年，当时担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亲自向杨嘉墀交待任务，由自动化所承担中国核潜艇反应堆控制系统的研究。

　　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的铁架上即将爆炸的时刻，历史也记录下了杨嘉墀领导的自动化所同志们的功绩。在原子弹工程中，自动化所完成了“21号”任务，那就是原子弹火球温度亮度测量仪，冲击波压力测量仪，现场地面振动测量仪。

　　曾涛：原来当时您参加原子弹建设的时候，做的您刚才讲的是仪器仪表的和监测，那么这些工作在整个原子弹的研究当中它占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杨嘉墀： 因为当时两弹的工作全部专门成立了二机部、七机部承担的。那么当时承担单位很多，设备原来是靠苏联提供的， 那么苏联因为临时不让做了 ，那么这样子主要是聂荣臻元帅把科学院的力量用上， 用上了以后我们就有机会参加这个工作了 。

　　随着我国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发射成功，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

　　1964年10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起草了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书，呈交周恩来总理。3个月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651工程”。

　　在“651工程”中，杨嘉墀和吕强、王大珩、陈芳允负责卫星地面组。

　　杨嘉墀：60年代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这个人造卫星的计划。因为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委托科学院搞人造卫星的计划， 所以当时包括载人航天也进行讨论，但是后来到第一颗卫星执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

　　风暴降临，杨嘉墀被停止了一切行政职务。但是最大的损失却是中国卫星计划领导人赵九章先生的含冤去世。

　　至今，他仍然难以忘怀最后一次见到赵九章先生的情景。

　　杨嘉墀：因为我是住在中关村13楼 ，他是住在15楼。赵九章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下午，我在散步的时候见到他了， 当时他低着头在走路，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他是人大常委会委员， 当时每次开会的时候都有通知给他的， 那么他感觉到这次群众对他的批判， 但是中央还是相信他的， 但是那一天，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就是照样有通知给他， 但是这个通知压在造反派的手里了， 所以他低着头走路在想为什么这次通知没有给他， 所以我跟他打招呼， 他没有理我，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情况。

　　曾涛：那次你们俩个碰到面是最后一次见面？

　　杨嘉墀：对 。最后一次见面 。

　　1968年，中科院自动化所转为七机部502所。

　　那段时间，杨嘉墀白天交检讨，晚上继续开展卫星姿态控制的研究。

　　就在那个纷乱的日子里，不少人从杨嘉墀默默的身影里看到了另一种力量。

　　杨嘉墀：我是大概70年代 73年的时候已经解放了。第一个信号是当时跟日本建交， 建交的时候周总理要这个派个代表团到日本去考察跟信息科学， 当时就派了我当团长， 这样一来以后军管代表就告诉我，“ 你已经彻底解放了”。

　　1975年11月2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升空。

　　杨嘉墀主持研制的姿态控制系统决定着三天后卫星能否按时返回。

　　曾涛：在1975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做第一颗返回式的卫星， 那个时候大家好像得到这种信息， 就是说这个卫星可能回不来了，而您自己在众多的议论当中提出了自己很独特的一个见解，是这样吗？

　　杨嘉墀：这个也可以说是模拟实验中间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因为卫星上去以后，要带一定的推进气体，那个返回式卫星因为上面虽然是真空状态 ，但是还有剩余气体， 你要在卫星上面转的话， 要不断的有气体推， 那么关键问题就是要把上面所需要的推进气体算出来， 能够维持几天， 那么按照原来的计划是三天转了以后回来， 那么我想尽方法把这个上面所受到的阻力，控制这个方向所需要的这些气体到底有多少 。

　　卫星上天后不久，数据表明这颗靠喷气实现姿态控制的卫星，可能因气压下降过快、氮气耗尽而提前返回。许多专家认为三天返回不可能，不如一天返回，在河南省回收这颗卫星。

　　面对总指挥钱学森，杨嘉墀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杨嘉墀：当天晚上已经放上去了，我从靶场收到的数据跟我计算的东西对照，上去以后还生多少气体，这些东西都清楚了。 在他们试验队，在火车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去接他们回来， 回来钱老也去接了， 我也去了，去了以后我当时向他拉拉手， 他跟我说，“ 老杨！ 你为国家立了功了！”

　　曾涛：那么在当你得知卫星真正就是落在了贵州之前的和您做完决定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头， 你有没有觉得是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

　　杨嘉墀：我是冒了风险。 一方面当然是睡不好觉， 第二呢就是每次在渭南接收站通过接收数据的时候， 我都爬到山顶去看这个数据， 跟我原来计算对上以后， 就是看到数据我就高兴了，放心。

　　就在搞返回式卫星的1975年，杨嘉墀率团参加了中断多年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世界大会。作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杨嘉墀为推动学术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80年杨嘉墀担任七机部总工程师，1981年9月20日，他担任总设计师的三颗“实践”系列卫星发射升空，第一次实现了“一箭三星”。

　　杨嘉墀的名字总是和一些数字相连，而最有历史意义的，就是“863”。1986年，四位老科学家的一份建议，使中国的高科技开始起飞。

　　这个战略计划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它也使杨嘉墀从一个学科科学家成为战略科学家。

　　国家对这项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投入，远远超出了老科学家开始的想象。

　　曾涛：当时在你们写的这个报告当中所期望要到的这个经费是多少呢？

　　杨嘉墀：当时希望要到经费， 因为张劲夫当时是中央管财政的， 那么86年2月份的时候他找我们四个人到中南海，问我们要多少钱，我们四个人面对面的大家问也提不出来，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管过这个财政问题，还是王淦昌他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了解一点，他说大概要几个亿， 那么张劲夫就讲了， 说几个亿不行， 所以他一开口就是一百个亿。

　　曾涛：就是说最后批复的是多少？

　　杨嘉墀：最后批复了我估计大概这个第一个十年可能有这一点的费用。

　　曾涛：就是一百个亿第一个十年。

　　杨嘉墀：对。

　　曾涛：在863计划提出之后，我想您自己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应该说在这个意义上都从一种科学战略的角度思考中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发展， 那么从863计划到现在应该说都有十多年过去了， 都快有二十年了？

　　杨嘉墀：快有二十年了， 第一个十年总结的时候 ，那个我们都参加讨论了，觉得很不错。 当时小平同志后来提出来说实现产业化 ，我们觉得很重要， 就是高技术产业一定要发展。 那么一直到现在他们在抓产业化的道路中间取得了不少成绩。

　　1999年9月18日，杨嘉墀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后来的座谈会上，他深刻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提出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大科学技术观。

　　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耄耋之年的杨嘉墀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倾注了心血。

　　曾涛：那么在现在的这种情况当中 ，我想您本人应该是一直在关注这种科学的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么今天您再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新的想法吗？

　　杨嘉墀：现在因为从去年中央提出来一直到2020年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我去年开始注意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特别是我们搞航天的研究人， 感觉到这几年来虽然我们在航天使得中国已经成为航天大国，但是离这个航天强国差得比较远， 所以我大概已经写了好几个建议， 在20年内应该继续进行好多新的工作 。

　　曾涛： 科技的产业化是您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而且近期好像您也为中国的汽车工业也在向中央提一些建议性的报告？

　　杨嘉墀：是。因为现在这个知识产权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焦点。你现在要仿造人家的东西基本上不可能了， 那么有的时候中国产品拿到国外去，人家也查出来， 你这个东西是仿造的， 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当前这个很多大家都在重视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我们单位里面专门我鼓励吴先生做这个工作里面， 我说你这个东西可以去申请专利， 这样子一方面鼓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另外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上面不要因为专利的关系呀你去仿造人家的东西，基本上面是不行的。

　　曾涛：那么这次你写的这个汽车工业的报告，主要的核心的意思是什么？

　　杨嘉墀：主要的核心意思就是我们这个汽车工业，现在这个基本上面是被国外的大型汽车工厂占领了。 那么怎么样子抢回你自己的领域，那么经过很多同志一块讨论，认为这个汽车的计算机化怎么用到汽车上面去，这个问题现在还有竞争的余地，但是我们的基础还是比较差， 要进入这个领域一个是要搞标准，因为世界上面生产厂家很多，那么你做的东西不光是在国内要用，国际上面也要用，这样子才能取得立足之地。那么我原先觉得这个项目虽然是现在也有余地，但是竞争的时间不是太长，因为人家也在那里搞，光是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毕业了以后在美国有三大汽车公司，在这种公司里边做汽车的电脑化的有五六千人， 所以一方面机遇比较多，另外一方面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至少现在看起来中国的市场也不小，因为我们每年要卖掉这个国内生产的汽车有好几百万辆，所以只要政策跟我们技术人员能够相结合，还是有希望的 。

　　曾涛：杨先生您总是以一种很前瞻的眼光给一些国家的一些科技战略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那么您这种意见都提的是很中肯的，那么可能往往会有的时候别人采纳和不采纳，您的态度是什么呢？

　　杨嘉墀：我做事情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只要我的想法能够实现，能够为国家得到好处，我就心满意足了。

　　信息来源：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