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毕业那么两三年

　　邹志渭

　　2002年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位师兄忧心忡忡地推开了我们宿舍的门，把我叫到走廊上，他赶在毕业之前到处漂游了一通，在身无分文之前回到学校，并在毕业来临之前找到我，希望再谈谈音乐和理想。我当年很崇拜他，因为他弹得一手漂亮的吉他，那天我们坐在走廊上交谈至深夜，他兴起时就弹上几下，显得非常有追求。

今年春节在家乡遇到他，没成摇滚歌手，在做万恶的房地产，他已经在厦门买了一套房子，并开始密切关心台海局势——他怕自己的房子给别人炸了。

　　前段时间，《三联生活周刊》里有一篇苗炜的文章叫《有产者的忧虑》，里面说：“再平庸的人生，如果以10年为尺度去回顾，也都能显示出足够的戏剧感。如果放大说，这10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产者的形成。”其实哪用10年啊，新一代有产者的形成基本上不用宏大叙事到10年开外，两三年就够了。

　　直到现在，很多人才意识到几年前的广州原来那么可爱。几年前，很多人还在一起打游戏，突然有天一个人说：“昨天我那套房子赚了20万”，把其他人都吓了一跳，大家都没想他供了一套房子，于是大家都想供，结果发现供不起了。2004年到2006年，基本上这3年时间就把很多人推到了有产者的队伍，而对于那些没能在这几年买房随即又错过股市的人来说，他们离有产者的距离一下子就远了很多。很多人虽然是同事，但他们自己都很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未来都很不一样了。几年前，很多人只要存半年的工资就能交掉一套住房的首期，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他们要取得这个成绩，很可能要耗上他们30岁以前的所有时间。

　　总的来说，幸运儿的类型是大抵相似的，他们都选到了一个相对善意的年代，并且在正确的时间里做了正确的选择。以我师兄为例，大学时他曾很严肃地说：“我的理想是去西藏呆着。”那时他非常喜欢一支叫“锁链中的爱丽丝”的乐队，我以为他是想去西藏潜心思考——追求艺术固然没什么好说的，但我知道那支乐队的主唱自杀了，所以还真是没什么好学习的——不过后来我知道了，他也就是说说而已，毕业后他就再也没弹过吉他，他修正了自己的目标，和其他玩音乐的人不一样，毕业5年了，他的兴趣超越了大学女生。

　　“用我们的双手创造未来”，类似的话曾写满我们初中的毕业簿。不过现在看来，指望一个好时代也许更有把握，一份美联储的“消费者财政调查”数据显示，婴儿潮那一代的美国人最有钱，自1989年以来，他们的家庭财富翻了一倍。后来的年轻人运气就差了很多，20多岁至40多岁的居民创造的财富仅仅只能跟上通货膨胀的速率，甚至低于通货膨胀率。考虑通货膨胀因素，35岁至50岁的居民拥有的平均财富自1989年以来有所下降。

　　如果将来中国出现类似的现象，我是觉得一点也不奇怪。好时光看来和昨天一样普通，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天基本上也大体相似，但事实上，无论是时代的潜流还是个人的选择，都已在为每个人开辟一条全然陌生的道路，它们交错纠结，在每个寻常之日悄然推进，并在最终造就了不一样的命运。这是一个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年代，当然，戏剧性并不总是诗意的，在现在的中国城市，一份优裕的工作，一套单位分房，一只孤注一掷的股票，都可能让你觉得明天更加光明，而与此想对应的一次长期失业，一回重疾，一个不甚明智的投资，也可以迅速摧毁你——所以，虽说不上热爱，但你得抓紧它。

　　很多年前，有一本杂志曾经成功地将某一代人放到一个10年的时间段里，他们为生于1970-1979年的人创造了一个新的称呼：“70年代”，在此之后，又有了一个“80后”，有趣的是，当时许多媒体在对比的这两代人的时候，基本上都用了一种挑衅的语气。在他们看来，主流人群的更替如同过去一样具有时代感，一茬接管另一茬，也许也是因为那时杂志编辑全是“生于70年代”吧，现在他们知道了，“80后”其实不存在，那是一群涣散而面目全非的人，当这个社会逐渐将其结构体系划分严整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以小碎步的方式登场的，也许只是晚毕业那么两三年，他们能选择的队伍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