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最后的私塾”

　　最后的私塾弟子今何在

　　这是一个人的愿望：“中国最后的私塾”——平江五峰私塾84岁的先生朱执中希望自己最后的门生或“应酬乡里”，或“潜心国学”。

　　这是一群人的愿望：18位现代年轻人在父母的“逼迫”下，到私塾读经颂典，“读老书能不能应酬乡间不重要，能不能研习国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后有没有更好的生活！”

　　在一个崇尚技术的时代，朱执中血液深处那份难以言表的遗韵和风雅，虽令人伤感，但顽强中无不散发出一种优雅。

　　18位关门弟子如今散落何地？我们试图生硬地给出一个数字指标来考量这种农业文明下的学制残余，虽然残忍，却也是现实一种：我们更关心经儒家思想侵淫下的少年的命运。

　　本报记者方兴 平江报道

　　2007年6月8日，正是全国高考，“中国最后的私塾先生”朱执中坐在家门口看养生书，等待记者的来访。

　　与佛家的基地寺庙、道家的依存道观一样，儒家的载体是书院和私塾。当3年前私塾先生朱执中正式隐退江湖时，他的18位关门弟子走出五峰私塾，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路，“但大多数人与我的愿望相反！”朱执中说。

　　先生希望弟子“光耀”乡邻

　　幕阜山下，五峰私塾其实就是朱执中的家。记者穿过堂屋，看到里面两间连起来的卧室，这就是私塾的教室。2004年12月31日，82岁高龄的朱执中正式宣布“退隐江湖”，但他怀念过去的日子，门板子与八仙桌还摆在屋子中间，八字高脚凳也没有撤掉。闭上眼睛，当时读经颂典时的情景仿佛扑面而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退隐”那年，18个学生正在自己的门下修功课，这些学生就成了朱执中的关门弟子。关门弟子的年龄不算小：2004年，他们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15岁，都是父母强制送来这里读私塾的，一读就是三个年头。如今这些名字，在84岁的朱执中脑子里记忆仍然清晰：钟创新、钟畅明、王振华、邹俊、欧阳满意、高德、朱武思……

　　“很多细伢子的父母在外打工，怕他们在社会上学坏，就送到朱先生的私塾里学点如何做人的道理。”朱先生说。钟创新当年只有16岁，根本不可能外出打工赚钱，父亲钟外亲就把孩子送到本村的这个私塾，念起了古文。

　　“他们对读老书今后会起什么作用并不很清楚！”朱执中说，其实读点老书是有好处的，“原来在我这里读过几年的，能说能写，现在好多都是有名望的人了。”

　　比起这些尽是繁体文的古书，这些学生认为它没有电脑实用。“现在都是新社会了，还拿繁体字给我们念，有什么意思咯！”钟创新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有人大声质问先生时的情景。

　　但朱先生还是要求弟子都要认繁体字。进了朱执中的私塾，第一件事就是练毛笔字，第二件事就是看繁体字，第三件事就是能背诵若干经典。练好毛笔字，写得一手行书楷书，在乡里可是件本事，逢人家红白喜事，要写幅对联什么的，就有人给红包（在平江就叫“应酬”）；要潜心经典古籍，离不开用繁体字；而对一些经典古籍的了解，可以让谈吐儒雅，行文流畅。

　　3人从文史研究院退出

　　朱执中私塾教老书40多年，培养了大批“应酬先生”。“人家有红白喜事就请他们去写对联，请柬，甚至念悼文，年纪大的都70多岁了，小一点的也有30多岁，在南江这个地方也都算是头面人物了。”邻居朱物华对记者说。

　　“我非常希望我最后一批弟子也能像他们一样有出息！”朱执中只希望“乡里应酬”后继有人，或者读了些古文书籍，将来在国学研究上有作为。但朱执中的愿望，如同对对联时对不上下联一样，在18个弟子中未得到应和。

　　经记者的初步调查，这18个人的职业大致可为四类。钟创新和钟畅明在文史研究机构做古籍整理，陈光、朱武思等人现在成了企业主、酒店老板，李强、高德等人现在是外企的部门负责人，其他的人在外地打工漂泊……

　　与朱执中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只有两个人。2004年9月，北京文史研究院来了两位女性，在朱执中家住了几天，“听说我们是中国最后一个私塾了，来考察一下的”。几天内，两名考察者决定从朱先生的这批弟子中要走5个人，“去北京文史研究院帮助教授们整理古籍”。

　　钟创新、钟畅明等人非常积极报了名。当年10月份，包括王振华、高德、朱武思在内的5个人到了北京文史研究院，“路费都是北京文史研究院出的”。

　　2005年2月份，18个弟子中最年长的王振华从北京回家后再没回京，“工资太低，1200块钱一个月，存不了什么钱。”同年7月份，高德、朱武思也从北京文史研究院退了出来。记者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是，不是古文功底的问题，而是嫌工资太少。

　　几经流浪进入外企

　　退出来的朱武思后来继续留在北京打工，“最初没有固定的地方，经常这里打几个月的工，又换一家单位。”后来，朱武思在一家餐饮企业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今在北京的一个地方开起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

　　高德没想到自己兜了一个大圈后还是回到了北京。从北京回平江后，他就去了广东打工，这恐怕是“一辈子都与古籍整理无缘”的决定。后来，高德第二次入京，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凭借自己的一手好毛笔字，很快就做到部门负责人。

　　但有人没有他们那么幸运，从闯业到创了业。当其中的一个弟子陈光当上平江某地的非金属矿业主时，另一个呆在老家南江的弟子欧阳满意对今后做乡里的应酬先生也不再抱希望，“教书先生与郎中是乡里少不得的两门职业，最后就想去学郎中，这是为了生存的最后一计。”如今还在五峰村的一位名医那里学医术的欧阳满意说。

　　朱执中选择隐退的那年1月，从上海来的先生张志勇与朱执中合作。当时张志勇带来了很多学习机，可用它学习电脑打字；还带来了数码摄像机。这些新鲜的玩意对弟子们的吸引力超越了干瘪的古文书。

　　有一次，私塾的同学出去“游学”——他们在先生的组织下，到外村去搞一个类似“采风”的活动。18个弟子中年龄最小的邹俊看到数码摄像机就想玩，结果还真拍出一些好的“作品”来。这一年，邹俊只有15岁。

　　“从那时候起，我就喜欢上了数码摄像，对四书五经就有点不知所以然了。”邹俊说。这个弟子离开私塾后立马在南江镇开了一家数码摄影婚纱店。今年6月8日记者去采访时，发现这里的生意蛮好。“做应酬与做生意，我更愿意选择后者！”邹俊对记者说。

　　从朱执中门下走出来，钟创新等两人还算继承了朱的“香火”。邹俊的数码婚纱店，一年的收入比两个做古籍整理的同门一年的收入要高出许多；而学医的欧阳满意对今后的生活也充满信心：“只要我技术到手了，赚钱不会少于我的其他同门师兄弟吧！”

　　“我们两个可能就长期在这边做了，相信我们做到一定的时间，也能在这边结婚买房的。”6月12日晚上，钟创新、钟畅明从北京给记者打来电话说。

　　宁可漂也不做“应酬先生”

　　18个弟子的家，在五角村、大联村、浆田等几个相连的村落里。从上世纪50年代朱执中手里出师的古凤生算起，到如今这几个村子里能做应酬先生的人，“起码有三四十个”。

　　在当地算得上角儿的应酬先生，有五角村古家组71岁的古凤生，有浆田村苋龙嘴61岁的王琏军，有南江镇上57岁的刘彻清，有大联村44岁的王送桃，有大联村石门洞36岁的汤精书……现在这些人都在乡里到处做应酬。

　　“有句俗话说，都当官，谁抬轿。我们这边每个年龄层的人都有应酬先生在，有那样多的应酬给我们做吗？轮得到我们这些小字辈吗？”欧阳满意对记者说，这也是他转向学医的一条理由。

　　按照南江乡里的规矩，长幼有序，有红白喜事，先请先生，先生不愿意来，才能请弟子；先请年长的古凤生这样阅历丰富的人，后请年轻一辈的应酬先生。

　　陈光说，按照这样的规矩，这些十几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要是把做应酬先生当一回事来做，永远都处劣势。许多弟子宁可选择在外漂，也不愿意在家里等着做应酬先生。

　　王振华从北京回来后，就在一个幼儿园做起了管理员。李强从私塾出来后，在家呆了一个月就到深圳打工去了，“现在在一家外资企业都做到部门经理的职位了”。

　　关门弟子中的余自立、徐怡谋等人离开私塾后没有任何信息，“基本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只是有混得好的混得不好的区别。”他们的同门师兄弟说。

　　“等老一辈的人都离开这个世界了，应酬还是需要的，谁来接班呢？”朱执中在发愁。

　　“说不定那个时候不行销这个了。”钟创新的父亲钟外亲笑着对记者说，“尽管我的孩子现在赚钱不多，但他们自己的命运还是由他们自己把握吧！”似乎一语道破了私塾在现代教育下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