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亲历中英香港谈判 撒切尔夫人来北京当说客

　　过渡期风云

　　中英联合声明生效后，香港进入了过渡期。然而，过渡期里的香港并不太平。

　　本来，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但到了1989年以后，英国人在后面做这些香港委员的工作，当时这些香港委员就整个翻案了。通过的条文他们都不同意了，已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他又不同意了，那个时候搞得我们很紧张。我们基本法起草有好几个小组，有一个经济小组、一个政治体制小组，政治体制小组开过会以后，这些香港委员就在广州花园酒店自己开一个记者招待会（那个时候每次开会，都有大批的香港记者）。实际上已经通过了，他们却说我们不同意，公开地表示不同意，搞得我们很被动。差不多已经要到1989年底了，1990年3月人大就要开会，一定要通过。怎么办呢？我们就找了这些香港委员，一个个给他们做工作。为什么必须要循序渐进，不能太快、一步登天，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反复跟他们解释，一个个把他们争取过来。最后当然我们也另外又做了一些修改，把直选议员也适当增加了一些。当时有些香港委员还是很好，他们也提了各种各样的方案，所以最后总算还是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很紧张，那几个内地委员，我们下死命令，这次开会你们一个都不能缺，不管你们怎么样，一定要来参加。一个都不能少，一票都不能少。我们一票一票地数，估计谁会投反对票，谁会投赞成票。在国外的，我们出了飞机票钱，让他们临时赶回来，投了票再走。基本法160条，一条一条表决的，很艰巨的一个工程，整整花了四年八个月，修改了一百多条。1990年，基本法在全国人大高票通过，我当时看着这个荧屏上高票通过，我真掉眼泪了，掉了几次眼泪啊！

　　但是到了1990年，港英方面又突然提出来一个所谓玫瑰园计划，就是花1270亿来建一个新机场。事先也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根本不知道。当时我们的态度是，启德机场已经饱和了，你们现在建新机场我们不反对，我们赞成的。但问题是，你花了1270亿，到1997年6月30日，你能留给香港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我们关心的是这个问题。你不要把钱都花光了，香港特区政府没法过日子。所以江泽民同志讲的，“不要你请客我花钱”。我们说你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他说50亿。50亿不是美元，是港币。我说你开玩笑，你50亿港币让香港特区政府怎么过日子？那个时候百废待兴，根本没办法过日子的。我听撒切尔夫人还说过，他们从来没有在香港挣过钱。她当然不是直接从香港政府那里拿钱了，她通过英国公司拿钱回去，这些工程都包给英国公司，特别是顾问公司，通过这个途径把钱拿回去。

　　我们研究分析以后，我们说我们不采取主动，我们稳坐钓鱼船。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工程是跨越1997年的，你这么大的工程，肯定要向银行贷款的，大部分贷款要在1997年以后才偿还。那么，1997年以后谁来还这个钱？如果没有我们的承诺，银行不会贷款的，银行肯定不会借给你钱。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担心，现在他不理我们，到时候一定来找我们。后来果然这些外国银行纷纷来找我们，要求我们承诺将来特区政府一定能够偿还这笔债务。因为那个时候特区政府还没有成立，当然要我们替特区政府来承诺，我们说我们不能承诺，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件事情，英国人根本没有跟我们商量，我们怎么能够承诺？所以他一个钱都借不到。

　　但是这个事吹已经吹出去了，老是动不了工，所以他就着急了，骑虎难下，就主动来找我们了。我们说，我们关心财政储备，你50亿绝对不行，谈来谈去还是谈不拢。那个时候英国外长叫赫德，也来找我谈，还是谈不拢。到后来这个僵局怎么办呢？怎么打破呢？他的确是骑虎难下，所以后来梅杰（当时英国首相）不得不亲自插手，派了一个首相政治顾问柯利达（原来是驻华大使），秘密地经过欧洲绕道到北京来找我们谈。中央就指定我跟他谈。

　　我们两个人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谈，外面什么人都不知道，香港方面都不知道，所有传媒也不知道，不透风地谈。我就一直跟他说不行，后来跟他讨价还价，这个就像老太太在菜场上买菜一样的，一点点挤牙膏。挤到最后，他说：“鲁平先生，250亿到顶了，我实在是不可能再多了。”我算了一下，联合声明规定的，1997年前香港卖地的话，它要分一部分给特区政府，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土地基金代特区政府保管这笔钱，到了1997年7月1日，我们要把这个钱全部交给特区政府。这笔土地基金，我问了一下，到1997年的时候估计可以累计到700亿到800亿，那么再加上这250亿，可以凑成1000亿。我估计一下1000亿虽然不多，但是勉强可以过日子了。

　　我请示中央以后，中央也同意了，这个数目就定下来了。但是最后大家达成协议要签字时，里面有一条，这个“新机场谅解备忘录”，要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以后才生效。谈到这一条他不干了，说不同意，我们首相不能到北京来。我说你来的时候，曾经透露过你们首相可以到北京来签字的，怎么你现在出尔反尔？他就啪一拍桌子跳起来，说：“我没有说过”。我也跳起来了，我说：“柯利达先生，我要不要把记录拿出来给你看？你还想不想谈？如果你不想谈的话，现在请你就回去。”那个时候我是估计到他不会走的，他绝不会功亏一篑、空手而归的，因为现在首相亲自插手了。他为什么会跳起来说不同意呢？因为1989年以后西方对我们封锁，这些国家的首脑一个都不来。所以我要打破这一关，他看我态度这么坚决，马上软下来了。“鲁平先生，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坐下，请您坐下来，我们坐下来再好好谈。”他说能不能采取另外一个办法，我们两国政府的首脑到欧洲哪个第三国去签，我说这个像什么话，什么叫第三国？这个事情跟第三国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两个国家的事，跑到第三国去不三不四，怎么跟外界解释这个问题。最后，他说我这个定不了，我要请示首相，但首相现在不在伦敦。我说不在伦敦，你找他呗，你是他顾问，你知道他在哪里。“你打电话”，我说。他出去了一会儿，不知道真打了还是没打，结果灰溜溜地回来了，他说首相同意了。那么我们两个就草签了，草签了以后，我们开香槟酒相互祝贺。他就举杯，说：“鲁平阁下，你是中国利益的最好的捍卫者。”我说：“柯利达阁下，你是英国的利益的最好的捍卫者。”就这么达成协议了。

　　后来就通过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中国政府做出了承诺，1997年以后这个债务问题怎么办。有了我们的承诺，贷款问题解决了，新机场就顺利地建起来了。

　　所以我常常说，英国人搞外交的时候很精的，很有经验的。英国人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比较粗线条，而英国人跟我们谈，他是像下棋一样的，走一步他要看两步，我说我们要走一步看三步。

　　最后的港督

　　1992年7月份，英国派来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他上任以后，出现了很多麻烦。因为英国方面认为原来的港督卫奕信太软弱，对我们不够硬，所以他们要换马。彭定康这个人可以直通首相，卫奕信是外交部的人，他要请示的话首先要报到外交部，彭定康可以绕过外交部，他是个强硬派。

　　卫奕信我跟他关系一直很好的。他临走的时候，我专门邀请他到三峡去走了一趟。他说他三峡没有去过，我说这么多年你没有去过三峡，我陪你走一趟。我是专门给他送行的。我们关系很好，现在我们还保持联系。

　　但是彭定康一来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是一个很精明很能干的政治家。一是英国的整个对华政策起了一个变化，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关系，他要对中国开始强硬，就发表了一个他的所谓政改的方案。事先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就把原来基本法规定的全都推翻了。7月份上任，10月份他就到北京来，向我们推销这个方案。那么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方案根本就把原来我们的直通车方案全部推翻了，整个破坏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他拼命推销这个方案怎么好，我说这个绝对不行。那个时候我压了一张牌没打，什么呢？这个直通车方案是我们跟英国互相经过外交途径磋商达成的协议，这里面有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为证明，有文字为据的。我估计他不知道有这个七封信，因为他跟外交部关系不好。最后我就把这张牌打出来了，我说，彭定康先生，中英两国外长交换过七封信件，你知道吗？他听了，问旁边的人，有吗？旁边的人说，有。他不知道。所以我说，你这套方案叫“三违反”方案，一个违反了联合声明，一个违反了基本法，一个违反了两国外长交换的七封信件。结果这个人就是很强硬，他还坚持那个方案，不欢而散。那个时候我就很火了，我们基本法已经通过了这个直通车，他把整个直通车破坏了，给香港造成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给我们造成很多的困难。所以他一走，还没上飞机，我就开记者招待会。我谈了这个过程，当时我就说：“彭定康这个方案提出来，整个破坏了我们平稳过渡、破坏直通车。香港人是希望直通车的，我们这个直通车是得人心的，他这个是不得人心的，他是个千古罪人。”

　　后来我们不得不另起炉灶，成立筹委会的预备机构和临时立法会，所以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千古罪人。我后来就没有再跟他打过交道，我们彼此不来往。所以他在香港这么多年，就这一次到北京来，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他意欲何为呢？在这个最后的过渡时期想干吗？他要强干，他要民主防共，防止我们干预，用民意来压我们。他走了以后写了本书《EAST AND WEST》（东方与西方），在这本书里面，他把在香港的这些大老板痛骂了一顿，他说这些大老板就是为了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到北京去朝拜云云。他是坚决地反对外国资本到中国来投资的，他说你跟中国投资就是助长了中国的这个共产主义。所以说，他对中国实在太不了解，他对我们中国的形势估计错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生气就生气在这里，他以为我们一定要垮，我就做给你看，你看我做得成做不成。当时在谈判桌上，我就对他说，你要这么硬干下去，我跟你奉陪到底，你看看到底最后谁能够胜利！

　　第一任特首

　　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长官的推选工作开始了。

　　当时一个是董建华、一个吴光正、一个杨铁樑，还有一个李福善。李福善是个法官，吴光正是个商人，杨铁樑原来是香港的大法官——香港的最高法院的院长，还有董建华，四个人出来竞选的。当时我们的态度是，让他们四个人自己去竞选。

　　我们没有公开地推荐任何一个人，内部我们研究，这四个人呢，谁当选我们都能接受。所以香港那个时候传中央已经钦定了，我们说你们不要相信这些话，我们反复地讲，没有中央钦定这个说法，完全由香港你们自己来通过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

　　那个时候，第一届特区行政长官，连提名都是保密的，我们谁都不知道谁提名的。因为香港人他有顾虑，他们不愿意公开我提了谁的名。我们考虑来考虑去，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两个信封。外面的那个信封里面再套一个信封，提名的人这个票，是放在里面那个信封里面，外面信封有他自己签名，完了里面的信封不签名的。我们拿到以后，外面的信封拿掉，里面的信封再拿出来统计，所以我们也根本不知道谁提了谁的名。我们采取这个办法，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公平、公正、公开。当然最后投票选举的时候，更是无记名投票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做得很民主的。董建华那时以百分之八十的票数当选，这是个众望所归的数字。（感谢冯乔先生对此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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