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回头的1939年

陈寅恪

戴望舒

胡兰成晚年定居日本的留影

　　无可回头的1939年

　　——胡兰成、陈寅恪、戴望舒在香港

　　文/刘铮

　　1

　　1939年1月，在香港《南华日报》上，署名“流沙”的社论一篇接一篇地刊出：《和议与统一》、《国民党切勿自暴自弃》、《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宣言》、《和议的时机与和议的运用》、《一个总检讨》……

　　这个叫“流沙”的人辩才了得，辩言滔滔，他居然懂得俄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列宁曾经指出：俄国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基础，1905年革命将依然不能起来，虽然有了一次日俄战争；又如果没有1905年以来革命经验与1911年以后那几年经济景气的上升所培养出来的新的工人运动的高涨，那么1917年的革命也将依然不能起来，虽然遭受了如此严重的大战危机。

危机可以说是客观的革命形势，但没有主观的革命力量，还是不能做成革命高潮的。”直到今天，我们恐怕都得承认，他讲的道理是没错的。可是，他用正确的道理去支持怎样一种主张呢？竟然是支持汪精卫的和议主张。读“流沙”的文章，你会觉得此人精通革命理论，也懂政治，然而他的比附总是太过牵强，他的推论总是太过混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么聪明一个人咋说出这么昏的一番话？矛盾之处也正在此：他的智与昏，都是在同一篇文字里体现出来的。《国民党切勿自暴自弃》一文，劈头就说：“国民党今日应和，犹昔俄国布尔什维克之应和。”不论是蒋派的国民党，还是汪派的国民党，何尝与布尔什维克有过共同点？“流沙”的思维跳接也太惊人了。

　　1939年2月，胡兰成接到汪精卫吩咐人送来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开头写着：“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敬。” 数日后，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到香港，又把胡兰成找去，当即将他的薪水增到每月三百六十元港币，另有二千元机密费。汪精卫为什么要向胡兰成“致敬”？陈璧君为什么要给胡兰成加薪？理由再简单不过，就是为了那些署名“流沙”的社论文章。胡兰成，便是“流沙”。

　　胡兰成来香港是上一年年初的事。他后来在《今生今世》里说，“香港是个无情思的地方”，平日里寡交游，只跟同乡樊仲云要好，“但是便对樊仲云，我亦不常接近。此外《南华日报》的同事，我亦少有与他们一同玩。”胡兰成住在薄扶林道学士台，邻居有杜衡、穆时英、戴望舒、路易士、张光宇，前四个是文学家，末一个是画家，他亦只与杜衡玩玩，余人不搭讪。

　　胡兰成为什么说香港“无情思”？或许是因为香港淡漠洋气，而不是如嵊县胡村“平旷阳气”。终其一生，胡兰成都是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他的搞政治，也像是浪漫诗人写诗那样，任灵感喷涌的。而在香港这种地方，浪漫没有土壤。洋气，其实也就是一种世故，一种现实感；浪漫主义恰恰没有现实感，浪漫主义拒绝的就是现实感。

　　就在这浪漫主义的孤寂中，胡兰成一个人玩着文字游戏，把红通通的革命理论和黑漆漆的政治现实胡乱拼在一起。1938年底，汪精卫的“艳电”出来，胡兰成后来回忆说，那一日，他“一人搭缆车到香港山顶，在树下一块大石上坐了好一回，但亦没有甚么可思索的，单是那天的天气晴和，胸中杂念都尽，对于世事的是非成败有一种清洁的态度，下山来我就答应参加了”。那当然是个决断的时刻，像是赌徒最终掷出了骰子。

　　1939年5月，胡兰成追随着汪精卫的脚步，离开香港，去了上海，等他11年后重新踏上香港的土地时，他已经不是那个笔底叱咤风雷的“流沙”，而是隐姓埋名的流亡者了。

　　对胡兰成来说，1939年的香港是一个踏板，他一脚踩上去，感觉借上了力，似乎可扶摇直上青云。可我们都明白，他只是一脚踏空，跌下云头。

　　2

　　1938年初，胡兰成、陈寅恪分别到香港，不过是前后脚的事。只不过胡兰成留了下来，陈寅恪则放下妻子孩子，孤身一人去了云南蒙自。等陈寅恪1939年夏天重返香港时，胡兰成已到了上海。

　　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写道：“七月三日到家，以劳忧故，略感不适。”妻子“病仍剧，不但不能起床，即靠枕饮食，亦即心跳……”。

　　这回取道香港，是应了牛津大学之聘，准备去当汉学教授的。陈寅恪再次做好了孤身一人上路的准备，“拟乘八月底开之法国船二等舱赴英”。他对傅斯年说：“弟心绪甚恶，昆明亲友处，皆懒于写信……弟读陈简斋诗，即用其语而和其诗，中有两句列于下，可明弟之情况也，‘还家梦破恹恹病，去国魂消故故迟’。”这首诗的完整版是这样的：

　　我行都在简斋诗，

　　今古相望转自疑。

　　只谓潭州烧小劫，

　　岂知杨獠舞多姿。（简斋诗：“杨獠舞吾侧。”寅恪案：杨幺以均贫富为言，号召徒众。）

　　还家梦破恹恹病，

　　去国魂消故故迟。

　　谁挽建炎新世局，

　　昏灯掩卷不胜悲。

　　关于颔联的古典与今典，这里无法细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将来可以去参考胡文辉先生的大著《陈寅恪诗笺释》。只提示一点，对于南宋农民起义的首领杨幺，陈寅恪的看法倒很可能是与胡兰成相当接近的。胡兰成在《一个总检讨》里讲：“据鲁迅说，二丑的诀窍就在于两面讨好，而又对两面有微辞，以便顺风转舵，为日后留下余地而已。”这所谓“二丑”不也就是“舞多姿”的意思吗？

　　天意弄人，竟令陈寅恪“去国”的愿望也落空了。随着欧洲战事打响，去英国的计划只能延搁。1939年夏，陈寅恪困居香港。

　　在香港的陈寅恪心境如何，他在信中这样描述：“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恹恹”、“不适”、“忧闷不任”、“心绪甚恶”、“不胜悲”，这些字眼组成了一个铁打的牢笼，将陈寅恪的后半生都框套了进去。

　　即便我们不去用庸俗心理学的解释，事情也再明显不过：心理状态产生自我暗示的效果，忧闷让忧闷显得更加忧闷，这就是正反馈。陈寅恪一向属于那种无法进行自我纾解的人，在困厄的氛围中，他的悲观心态积重难返。

　　对陈寅恪来说，1939年的香港也是一个踏板，只不过他一脚踩上去，发现这踏板已坏掉了，一点弹性都没有。1940年，他又在上面踩了一脚，发现它真的坏掉了，从此绝了念。蒋天枢后来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3

　　1939年1月1日，来到香港已经大半年的诗人戴望舒写下无比乐观的诗句：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艰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元日祝福》）

　　拿新诗人的诗来跟史学家的诗对照着看，实在是有趣。一边说“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另一边就说“谁挽建炎新世局”；一边说“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另一边就说“还家梦破恹恹病”。同一个1939年，在不同人的眼中映照出截然不同的颜色。

　　这一年，在戴望舒看来的确可能是玫瑰色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成立了，戴望舒当选为首届干事，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周刊编辑委员。紧接着，与张光宇等合办《星岛周报》，又与艾青共同主编《顶点》诗刊。8月，任新创刊的《中国作家》杂志经理编辑。同时，为“文艺讲习班”的学员授课，讲巴尔扎克和诗。然后，又参与筹办“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在小型的“文山会海”中，戴望舒忙得兴兴头头。

　　不过，历史证明，这短暂的玫瑰色，在几年之后变成了黑色，又在几年之后变成了灰色。1942年3月，戴望舒被占领香港的日军逮捕，受严刑，写下视死如归的豪壮话语。同年5月，获释。然而，到了1946年初，何家槐、黄药眠、陈残云、司马文森等21人联名写了一封《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说“戴望舒前在香港沦陷期间，与敌伪往来，已证据确凿”。这些证据包括：一个沦陷时期日本背景的文艺委员会名单里有戴望舒的名字，一本日本背景的杂志上有戴望舒的文章，一个“汉奸”写的文字后面有戴望舒的跋文。

　　胡兰成在南京伪政府任职，他后来在《今生今世》中回忆说：“我没有劝过一个人参加汪政府，只有穆时英自己说要参加，我才介绍他办报，不久被刺……杜衡与戴望舒悄悄到过杭州，很害怕紧张，我却见了戴望舒，与他说世上的事哪有这样多与政治相关的，不要叫人好笑。” 穆时英、杜衡与戴望舒三个人，都是胡兰成在香港时的邻居。穆时英附逆，1940年6月遇刺身亡，戴望舒后来说：“当我以前的妻兄穆时英附逆的时候，便是我亲自在香港文协的大会中揭发他并驱逐他出去的。”；杜衡当时据传附逆，戴望舒在1939年5月写给艾青的信中说：“路易士已跟杜衡做了汪派走狗，以前我已怀疑，不对你明言者，犹冀其改悔也。”到1946年，戴望舒居然自己也被人认为是附逆的了，胡兰成说“世上的事哪有这样多与政治相关的”，恐怕是看得太开了，戴望舒的“害怕紧张”，原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终，戴望舒被还以清白。不过，那21位作家的怀疑竟全然是捕风捉影吗？1941年6月，戴望舒回过一次上海，据《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的著者王文彬先生说，他1994年采访戴望舒的前妻、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她说：“日伪时期，胡兰成叫他留下来，他没有同意，这次李士群以我做人质，他也没有同意。他偷偷溜走了……”这跟胡兰成的口径不大一样，不过也许是真的。

　　1939年，是一个真假在一线间的年头，你走过去一点，就无路可回了。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诗人啊，你真的太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