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田川谈香港故事 多元文化造就香港精神(图)

访谈现场

    历史背景造就香港独特魅力 多元文化培育出香港文化混血儿

    田川：所以在香港任何一件事情我感觉都是资源的一种共享，双赢甚至是三赢的局面。为什么香港人这么多，地方那么窄，密度这么高，所有的东西都贵，但是香港办事的效率非常高，软性成本非常低，人为的障碍阻碍非常低。

　　主持人：您是指应酬、打通关系？

　　田川：对，基本没有。

而且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所有都要用钱来做。通常市场经济是这样的，刚才我说的这个事情我们几方都没有钱的问题，但是照样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他们的理念怎么分配资源，怎么利用这些资源，在非常小的空间或者一件事情上多做一些事情，多一些附加值。

　　主持人：他们做事的效率非常高，把所有的资源能够合理利用。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香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发展非常好，而且在回归十年有新的发展。程导，我们的网友也想听听您的故事。

　　程铮：我在深圳有一次给我感受很深，我们第一集讲“罗湖走独廊”，他住在深圳，每天过关到香港上学，这么一些学生大概三四千人，我们刚开始让别人给我们介绍一些小孩，我们解除了这些小孩，觉得不太合适，后来时间很紧没有办法，我们跟罗湖口岸的边检联系，小孩早上起来在关口排队，他们同意找几个人让我们去采访。但是罗湖边检的人早上是8点左右上班，小孩6：30、7点就要必须从深圳过去到香港，要不然上学来不及。

　　他们对我们的帮助确实不小，我们再去天天麻烦人家也不太适合，大早上6点多就陪我们等，后来我跟编导个人就自己去了。学生特别多，有家长带的，也有学校校车带过来的，我和同事一商量，直接跟人家说吧。当时拿出自己的名片跟他们说，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我们要拍香港回归十年的节目，当时感觉自己像北京发小广告的，人家感觉也是半信半疑，他们觉得你们是中央电视台的吗？中央电视台的人怎么这样呢，自个儿过来找我们。有的人跟我们聊了聊，有人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罗湖边检的警察过来了，他们问你是干吗的？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联系过我们的人了吗？联系过了。那打一个电话吧，正好那边的人关机了，后来等了半个多小时打通电话证明了我们的身份，那个警察后来跟我们说，真不敢相信你们是这么一种工作方式，能自个儿亲自出来发这些东西。

　　田川：如果我们直接跟官方联系的话更容易，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实际是两种方式一起做的，我在香港的时候通过香港的机构也在找，他们在深圳的时候也在找，但是他们采取凭自己的感觉找的方式，实际到最后是两种方式的综合，找出来的人也是两种方式的综合，效果非常好。但是真的有时候官方给你提供的认不是你想要的。

　　主持人：自己凭感觉寻找的这些人反而能够更加代表香港文化。现在已经播了差不多八集，这么多的故事，每个故事后面都引申了很多的故事，香港又是一个非常多元性的故事，它的文化也是中西方文化，现在回归十年内地的文化融进去，这种多元化的文化给你们很大的冲击吗？

　　田川：我觉得香港为什么它非常有魅力，可能通过这个故事大家能感觉到。大家如果注意的话，我们后面有一个片花叫“香港知几多”，里面提到一个祠堂的片花，那个祠堂的位置在香港的新界地区，香港分香港岛、九龙半岛，九龙半岛分九龙和新界，新界是1898年的租约租给英国的，香港回归是因为新界租约到期。香港岛当时是割让给英国，新界是租给英国，法律上这个位置不一样，所以英国人对新界采取不同方法的统治，新界的抵抗非常厉害，新界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家族社会，英国人最后把自己看成是房客，我租的这个房子，房东还是中国。新界地区一直在使用大清律例，特别是在土地法和继承法方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70年代开发新界的时候，当时要开发新界基本都不再耕田了，怎么来处理房产问题？根据大庆履历凭着习俗口口相传，但是在法律来说没有房产证，1972年出来一个特殊的制度叫丁屋制度，根据中国传统法律和英国法律的结合，一丁就是一个男丁，一个男丁18岁成年之后可以建一套房子，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土地的纠纷。房子建多大都有一个规定，这个房子是27尺，就是两层小楼，底下是供祖先的，上面是住人的，根据当地习俗定了一个27尺的楼的高度，后来变成第三层，第三层租出去挣钱。新界的原住民土地没有了，也不去务农，香港人上海外打工是非常早的，其实最早的不是香港城里的人而是新界这些人，他们非常早就出国，很早把外来文化带过来。新界很多的小村子，他们的村公所是西班牙式的建筑，那个是荷兰的建筑，非常酷，他们又保持非常传统的中国习俗，包括很多在内地消失的习俗，比如吃盆菜，到日子之后一些传统的欢庆活动，而他们的孩子是在西方长大的又带回新界，这些孩子非常认可这些传统，他们又非常爱国，回归以后最早能够接受回归这个变化。

　　解放军进入香港之后沿途欢庆很多都是新界的老百姓，他们是最心向祖国的。他们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好的机会，他们有房子他们不用在经济方面发愁，他们的子女在欧洲在海外受教育，他们又根信中国传统。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自己很悲哀，他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好像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所有人都会说你的语言，但是你没有特殊的语言，他们听不懂普通话，但是他们会说英语，他们会说广东话，他们有自己的客家话，他们什么都有，历史背景造成香港独特的魅力。

　　主持人：但是很多人说香港人没有归属感，在回归之后香港人也会有一种归属感缺失，就像是过客一样。

　　田川：可以这么说。香港城市里的人确实过客的心态比较重，但是回归以后我觉得不是说完全得到改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还是有很大的改变。有一个事件去年一个旧的天星码头因为填海工程的需要拆迁了，在内地每天发生这样的事情，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应，但是在香港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走到天星码头去告别，请求政府搬迁。我们有一集也提到这个话题，他们还是要当家作主，这是我的城市、我的家，我要发表意见，再回归以前是没有的，随便你愿意拆就拆，我在这儿挣钱就走了。

　　主持人：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会萌发出来香港精神，也是一种草根精神，最后被麦家碧演绎成“麦兜精神”，代表了70年代那批人的感受。这种感受拍摄中您也有吗？

　　田川：正是因为我想我们剧组中每个人对这个都有很大的感受，从我们进入香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身上可能还带着一些过去的内地的习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慢慢每天每天我看我们剧组里面的人都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曾经我们做事情不够认真，不是每个承诺都会去自己兑现，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自己负责任。但是在香港随着时间的延长，每个人非常主动，以非常职业的精神要求自己，以非常专业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没有人抱怨每天晚上3点睡觉早上8点起床，刚开始有这种抱怨，后来没有了，每个人都尽量多做一些事情，我把它看成是香港精神对我们的感染。

　　我在2001去上海拍摄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的机会，街道办事处一个领导跟我讲，他们的清洁工在全市非常有名，做得非常好，后来市里面问他们是怎么做到让清洁工这么敬业做得这么好？他说没有进行任何教育，他们出钱让清洁工去香港进行了一次旅游。旅游回来以后让大家去上街购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会注意香港的清洁工怎么做，包括在酒店里面的清洁工怎么做，回来他们自觉就那样去做了。正是因为有这种感受，我们本身有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把香港的奋斗精神和草根精神放到片子的最后一集来谈，用他们的亲身故事来谈，力量会非常大。

　　主持人：很多香港人尤其70年代的那批香港人，都是这样一点一点为自己的生活打拼，他们其实算是有一种信仰在里面。就算以前在麦兜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麦兜小时候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那么艰辛，一直往前跑，最后在他的印象当中都是妈妈不停往前跑，不管怎么艰辛，不能停下来，要一直打拼，这个也是香港人的特色。程导在拍摄的时候，尤其后来剪辑的时候看到这样一种精神的时候是不是曾经被感动？

　　程铮：对。片子里面唐季礼说他拍《超级警察》的时候自己受伤的那段故事，我听了之后非常非常受感动。细节留给大家去看片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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