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十年求解“我是谁”

　　十年求解“我是谁”

　　■本报记者 黄胜利

　　“10年前的7月1日晚上，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是淡定的，他们并没有因为新降临的身份而恐慌。”杨锦麟说。身为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主持人的他，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这句话时很是平静。

　　然而，身份认同一直是香港人面临的最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回归的十年里，香港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2006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发布了一份1011名香港人身份认知的数据统计，数据显示除了近一半人明确自己为“香港人”或“中国人”外，半数以上的人则模糊地表示自己为“中国香港人”或“香港中国人”。

　　参与香港回归进程，包括起草基本法、筹建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议员梁振英，也于今年6月1日在香港媒体发表《人心尚未回归，国人仍需努力》的文章，指出相当部分的香港人对国家的归属感仍然薄弱。

　　身份认同：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

　　1842年，香港被清朝政府划到了英国的殖民版图中。但双方签署的条约中规定，香港法律仍按照《大清律例》，这一规定直到1972年以后才完全废止。

　　“迄今为止，香港的中华文化痕迹并没有因为其殖民化而遭分割，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她跟华人社会的文化保留是一致的。”杨锦麟说。

　　香港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香港文化的重要传承部分，还和英国政府的统治没有实行“去中国化”措施有关。正如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林沛理所说，“香港的故事，西方殖民理论无法诠释，它的故事建构了香港例外论”。

　　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在《香港史》的开篇前言中写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巴麦尊更倾向于获取更多的现款，或是更大、更富庶的舟山，为此他马上解除了负责谈判割让这个荒凉岛屿的全权公使的职务。”

　　藉此，一些香港文人以“浮城”来描述香港百年来所处的尴尬境地。

　　1966年，因不满港英政府对渡船加价，香港爆发“反英抗暴”运动。自此，港英政府通过立法推行新的教育，禁止学校教学内容中包含任何有关政治的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合格的政府管理人才与企业精英，国家、民族等概念则被有意识地加以淡化，许多大学毕业生对中国历史、地理与现状了解甚少。

　　“生活在‘子民式政治文化’下的香港人，实际上只具有‘居民’类属而无‘公民’身份，自然也没有公民的意识。”中大大学教育学院孟庆顺这样形容道。

　　二战后，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人均GDP超过了英国，香港人开始有了“香港”的本土身份认同。

　　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进入回归的14年过渡期，虽然一些香港人抬脚走人，但更多的香港人选择留下来，“这14年的过渡期，确保了更多香港人对国家更多的认同，内地改革开放不断变化的风貌，也使得香港跟内地联系越来越紧密。”杨锦麟说。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使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破解身份认同困局

　　回归以后，中国大陆和香港间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并日益深入，两地都投入巨大热情来修补香港人长久缺失的国民身份。

　　“香港社会的关注、学校教师的努力和政府部门的配合，对促进港人的国民意识具有重要价值。”孟庆顺表示。

　　1996年，香港教育署推出了新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在《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列举的学校公民教育的宗旨中，第一条就是要建立国民归属感。学校公民教育的宗旨是：使学生认识作为公民与家庭、邻里社会、民族国家以至世界的关系，培养积极的态度和价值观，从而对香港及中国产生归属感，并为改善社会、国家及世界做出贡献。

　　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对公民教育予以大力支持，在两年内拨出880万港元专款用于举办学习《基本法》的活动，在1998年－1999年度的财政预算中，有721万港元用于推广公民教育。

　　2004年，公民教育委员会与青年事务委员会成立了“国民教育专责小组”，协助制订切合香港社情民意的推广国民教育策略和计划。

　　从这一年的10月1日起，香港的两大有线电视台翡翠台和亚洲台，在晚间新闻播放前，会先播放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伴随着国歌，一部45秒由香港“国民教育专责小组”花费百万港币制作的《心系家国》短片和港人见面。除了能看到五星红旗，短片里还有中国奥运金牌精英访港、中国首名宇航员杨利伟访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和万里长城等镜头。

　　在过去的10年里，内地演出团体来港演出每年近百场。10年来已形成“艺海流金”、“香江明月夜”、“国粹香江校园行”等众多品牌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

　　香港康文署先后主办了“中国传奇”表演、“CCTV京剧群英会”、“江浙戏曲展演”、昆剧《武松与潘金莲》及青春版《牡丹亭》演出、载入“吉尼斯纪录”的“十万青少年敲击乐活动”等轰动香港的表演项目，增强了香港市民对内地文化的了解。

　　“天生的血统不表示我们已经具备一个中国人的文化风范，而必须通过后天的教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香港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之前，文化属于（原）文康广播局管理范畴，之后即属于民政事务局）这样表示。

　　一方面使用传统文化构筑香港与大陆的共同记忆体，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也及时将刘翔、姚明、杨利伟等时代明星请到香港与市民见面。

　　2006年1月，香港成立了国民教育中心，特首曾荫权等政府高官特地前往主持开幕仪式。曾荫权在开幕仪式上说：“国势日强以及香港社会能够意识到香港的发展跟国家的发展紧扣在一起，是国民教育最重要的基础。自回归以来，特区政府视国民教育为一项重点工作。政府的目标是提升香港市民的国民意识，对祖国的认同感。”

　　回归不等于同化

　　随着中国内陆的改革开放，港资北上进入内地，香港流行文化也进入内地，尤其是香港电影，曾一度影响内地一代人。之后，香港电影产量和观众下降，圣诞节或农历新年的黄金档期，竟然出现西片一枝独秀的情况，对此，有论者称“香港电影已死”。

　　回归后，香港电影更多以合拍的身份进入内地市场，从而更加依赖内地市场的收入，广阔的内地市场成了很多香港电影人抢夺的最后一块宝地。

　　此后，港产合拍片大量进入中国内地，凭着丰富的电影制作经验和纯娱乐的制片策略，每年在内地市场的份额逐步扩大，2003年港产合拍片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有60部之多，超过以往5年总和。

　　大量港产合拍片进入中国内地，给内地电影市场带来重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内地电影市场。2005年，中国大陆十部最卖座的电影里，就有七部是港产片。

　　“如何善用自己的优势，如何在国内的市场中定位，可能是香港电影业急需摸清的重要问题之一。因此，多观摩国内电影的新作，反求诸己，取长补短，正是合适的时机。”何志平对香港电影的发展曾这样表示。

　　“这个过程，是对中国之外一种文化的吸纳，它有它的吸引力，它尽管有西方泊来的东西，但毕竟有香港的元素。”杨锦麟说，正如香港电影一样，文化的认同不保留香港原有的特色，这种认同是没有意义的。

　　著名的香港作家金庸先生在上个世纪谈到香港的核心价值时说到，如果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那么对他自己新的身份认定，也不会产生更多的自信。

　　“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一个城市要成为文化大都会，必须具备双重性格：世界性与本土性。”何志平在阐释香港文化政策的远景和策略时这样表述：

　　透过宪政架构与社会环境，培养总体的文化发展方向，容许并鼓励对内容的多元诠释和不同表达方式。总体方向是传承中华文化和香港的地方历史文化的各种形式、流派与精神传统，使之糅合创新，并积极面对国际以及全球的文化潮流与思想。

　　“这个文化格局，谓之‘多元一体’，而‘一体’是各种文化习俗和信仰思想透过持久的对话与交流之后而达致的主流，彼此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