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个省级党委新领导亮相 六成拥有研究生学历

　　31个省级党委 新领导亮相

　　近六成正副书记为“50后” 开始出现“60后” 中央党校专家指出 年轻化成为省级领导群体一大特征

　　据新华社电，中共山东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28日选举李建国为省委书记，姜大明、刘伟为省委副书记。

　　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山东，是最后一个召开党代会的省份。这标志着，自去年10月启幕的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换届工作全面结束，新一届党委领导班底焕然一新。

　　记者集纳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任党委书记、副书记简历。简历来源于新华社、各级党报及政府官方网站，通过分析梳理，试图勾勒新一届地方党委领导的风采和轮廓。

　　“50后”成中坚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8位党委书记、副书记，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占57%；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约占四成。

　　正副书记

　　不到50岁者占5%

　　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98位党委书记、副书记的履历表中，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居多，达56人，所占比例为57%。其次，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有39人，约占40%。

　　令人瞩目的是，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官员有3人，分别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郝鹏、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努尔·白克力、湖南省委副书记周强。

　　即便在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官员中，也有两位不满50岁。他们分别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以及山东省委副书记刘伟。如果算上“60后”官员， 分布于40岁—49岁年龄段的就有5人，所占比例为5%。

　　“年轻化正成为省级党委领导群体的一大特征。”中央党校教授王金柱告诉《法制晚报》记者。

　　班子配备

　　呈现三级梯次格局

　　“中央以数量化的硬指标推动官员年轻化力度之大，收效之显，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 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认为。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晓燕日前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撰文指出，中央要求省级党委班子中 50岁以下的要有3名，45岁左右的要有1名，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罕有的强力推动干部年轻化的举措。

　　张晓燕教授指出，这次党委换届通过规范任职年龄，省委书记、副书记（政府正职）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为60岁。在提名上述3类任职人员时，如果年龄分别已经是63、61、58岁，则一般不列入提拔行列，为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的施行，解决了年龄限制问题。

　　记者统计发现，已经完成党委换届的省份，在领导班子配备上呈现出了“四、五、六”的三级梯次格局，即：既有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60岁左右），也有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50多岁），还有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40多岁），形成了老中青搭配的格局。

　　资料来自新华社、当地党报及政府网站，排名以选举时间先后为序（除注明外，时间相同以省、自治区、直辖市音序排列）

　　“60后” 进省级党委决策层

　　随着郝鹏、努尔·白克力、周强的当选，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已步入省级党委决策层。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郝鹏、努尔·白克力、周强的当选，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已步入省级党委决策层。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这批年轻官员的涌现，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后近20年我党悉力培养的结果，“而 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突然提拔”。在教学中，她与这批干部也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总体感觉是知识面广，非常敏锐，具有很强的责任感。

　　中央党校教授王金柱介绍，“干部年轻化”实际上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其直接的动因是要解决十年动乱之后干部年龄偏大、青黄不接、与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

　　然而，干部年轻化所经历的道路并不顺利。王金柱教授介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注意到干部年轻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各级领导层总体上处于年富力强的年龄段，干部交接班的紧迫性尚不突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干部年轻化问题没有完全引起重视并付诸实施。

　　据王金柱介绍，1979年7月，邓小平突出强调要有意识地选拔懂行的和比较年轻的同志来接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干部年轻化工作，全国各地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使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健康成长，顺利实现了干部的新老合作与交替。

　　六成拥有研究生学历

　　在98名省级党委领导干部的简历中，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60%。

　　在98名省级党委领导干部的简历中，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包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最多，达到了59人，所占比例为60%。

　　对此，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凤春说，政府高官的年轻化和学术/技术化是一个趋势，而这些来自于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学历较高的官员纷纷上马，显示了中央在培养未来可用人才时的多样性选择。

　　“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

　　胡星斗教授分析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家”被推到前台，“改革型”官员被万众瞩目；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级干部懂技术，是内行，所以“技术型”官员崭露头角；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知识经济兴起，要求官员具有很强的新经济驾驭能力，于是高学历的官员进一步涌现，“技术型”官员升级为“知识型”官员；现在，经济发展了，各类问题纵横交错、高度复杂化，因此，如今需要的是改革型+知识型+亲民型+法治型官员。

　　中央党校教授王金柱同时指出，在不同时期，国家对干部知识层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如今在新的时期，对于干部的“知识性”、“技术性”要求显得更为迫切。

　　七成为文科出身

　　72人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所占比例为73%。在大学期间，他们大多攻读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新闻传播等人文社科类专业。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98人名单中，有72人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所占比例为73%。在大学期间，他们大多攻读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新闻传播等人文社科类专业。

　　“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胡星斗教授说。

　　对此，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说，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

　　据了解，美国高官2/3 是学法律的，俄罗斯的专家(主要是技术人员)治国理念也渐渐淡出，而中国也在完成从革命家、工农干部到技术人员，再到社会管理人员的转变。

　　“出现这种现象的大背景是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国家对人文社科背景官员需求量上升的结果。”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表示。

　　而北大原校长丁石孙则从一个更广范围的视角来解释这种现象。他说，世界变得如此之小，但所有的民族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差别非常之大。“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快地去了解别人，学习别人，而不是简单地照搬，首先应该是互相了解，互相比较，这样一来，人文学科就大有作为了。”

　　文/本报记者 童光来 实习生 徐烨

　　（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思想政治工作教研室主任张晓燕对本文的帮助和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