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华杀人案多数受害者家属等待救助(图)

低保金每人每年只有200元，尹行巧拿着母子俩的农村低保补助存折为日后的生活发愁

　　邱兴华杀人案多数受害者家属等待救助

　　在陕西省汉阴县民政局，《法制周报》记者了解到，2006年“7·16”惨案9个遇害者家庭中仅有三人享受了五保户供养政策，只有尹行巧和儿子两人得到了民政低保救助。采访中，记者还意外发现，在该局《关于“7·16”案件受害人家属生活基本情况的调查》文件中，有多个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大多数受害者的亲属似乎被人们所遗忘，留给他们的仍是等待修复的创伤。

　　赔偿与救助的难题

　　在邱兴华杀人案诉讼过程中，起初有8名受害人家属提请民事赔偿，在法院讲明邱兴华的经济状况后，5名受害人家属撤回了民事诉讼。

尹行巧、韩传鹏仍向法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尹行巧诉请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生活费、交通费、迁坟费等损失共计4.153万元，韩传鹏请求赔偿1.7万元。

　　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人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应予以支持。但被告人邱兴华家有5人，仅住3间土木结构瓦房，且无其他财产可供赔偿，故判决免予邱兴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

　　对此，安康中院周建明院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解释：“原告人在法律上有这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能否实现还要取决于许多客观因素。邱兴华案有10名被害人，按照法律至少要赔偿100多万元。”但邱兴华家负债累累，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要保障被告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不能把被告的劳动工具、生活用具用来赔偿原告。

　　“法院在判与不判上处于两难境地。不判赔，受害人的家庭有意见；判赔，被告人的家庭没有偿还能力，执行不了成了‘法律白条’，被害人家庭更有意见。判了执行不了，会导致法院公信力降低。” 周建明有着多年基层法院的工作经验，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由民政部门、财政部门与司法部门联手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确定救助的范围和标准，解决社会矛盾。

　　政府赔偿缺乏法律依据

　　对邱兴华的伏法，受害人家属们似乎不太在意，他们没有因此感到太多安慰，他们不知道专家和学者间关于邱兴华是否有精神病的争论，也不关心何冉凤“讨说法”的举动。

　　记者在采访中接触了当地一些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他们虽然很同情受害人家属，但大部分人认为：“受害人家属的困难由政府解决缺乏依据。”

　　汉阴县民政局副局长陈世平告诉记者，在处理邱兴华案受害人家属遗留工作中，他们也很无奈和尴尬。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来为受害人家庭提供保障。“每人每年200元的救助标准确实很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中央建立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

　　另外，陈世平说，政府部门即使有解决问题的意愿，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安康财政困难，全市10个县区，8个是国家级贫困县，2个是省级贫困县。政府本身财政就紧张，没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等待救助的家属们

　　除了4名香客，熊万成和其他遇害人都是铁瓦殿的工作人员，40岁的程仕兵和69岁的熊辉寿属于单身汉；宋道成与熊万成同村，一家几口人挤在几间破旧的房子里；被害人王宝堂62岁，妻子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现已享受农村五保户救助；被害人陈世秀67岁，老伴去世多年，二儿子患有轻度精神病。

　　2007年7月5日，记者从汉阴县民政局拿到一份名为《关于“7·16”案件受害人家属生活基本情况的调查》的文件，该民政局某负责人称，当地民政部门对邱兴华案受害人家属作了大量细致的安抚工作。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受害人韩阳富、罗朝兴、吴大地的家属至今没有享受到任何形式的政府救助。

　　文件中称，“受害人韩阳富的小儿子韩传名现年20岁，现跟母亲一块居住在汉中市汉王镇，韩传名在深圳打工”。而实际情况是：受害人韩阳富的小儿子韩传名患有智障，和母亲吴必联都无劳动能力，现以捡垃圾为生。

　　“受害人罗朝兴之妻韩明凤在‘7·16’案件后改嫁到汉中市铺镇新安村”，实际情况是：韩明凤并未改嫁，而是因生活所迫在山西太原的煤窑打工。

　　“受害人吴大地的妻、儿、女，三个人的户口已转入汉中市城固县文川镇居住”，实际情况是：三人的户口仍然在漩涡镇石庙村，一家人生活陷入窘境。

　　记者向汉阴县民政局反映了以上不实之处。

　　迄今，“7·16”血案受害人家属仅有3个家庭的子女得到了一笔社会捐助，今年3月29日，西安市铁一局学校了解到，3名受害人子女面临辍学，校领导发动2300多名师生募捐，4020元善款被分成3份，其中1340元交给受害人熊万成9岁的儿子熊伟堂。其余两份由汉阴县民政局转交给受害人罗朝兴9岁的女儿罗品英和受害人吴大地14岁的女儿吴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