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具价值分享力的发展速度

　　中国需要更具价值分享力的发展速度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深刻影响了未来学家的“水晶球”。中国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2006年中国GDP初步核实数据显示，中国2006年的GDP达到2.7万亿美元，离世界第三的德国（2.86万亿美元）差距微弱。

　　近八年来，在世界经济排名上，中国先后超越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这也改变了世界舆论的走向。1999年，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还是相当悲观的，认为“后亚洲金融风暴”下的中国将被下一个“崩溃模型”所俘获；2001年，以罗斯基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公开质疑中国的GDP增长存在“数据浮夸”（罗斯基是根据工业用电量和GDP之间的正向关系进行推测的），但很快，这种言论被中国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所击碎。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经济开始大赞颂歌，并忧虑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西方的缓慢“沉沦”所带来的格局变化。

　　最为典型的例子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Fogel），他本人正在成为西方世界持中国经济“永远繁荣论”的悍将，不久前他发表论文《2040年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做了前所未有的大胆猜测，并对整个世界格局进行勾勒。他认为，占据世界经济舞台的主要是6大力量：美国、欧盟15国、中国、印度、日本和东盟5国。2000年，这6大力量拥有世界上58%的人口，占有世界GDP的73%。而在2040年，6大力量继续主宰世界，它们拥有的人口比例下降到50%，而占世界GDP的比重上升到85%。

　　福格尔预测中国在2040年的GDP总量为123.6750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40%，而在20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11%。但必须指出的是，他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在他的算式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非常高的（大约是4元人民币相当于1美元）。在2040年，美国、印度、欧盟、日本的GDP分别为41.944万亿、36.528万亿、15.04万亿和5.292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14%、12%、5%和2%。它们在2000年分别占世界的22%、5%、21%和8%。

　　福格尔描述的未来图景未必是完全稳固的。首先，福格尔认为中国会一直以8.4%的经济速度增长，印度以7.1%的速度增长，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以3.8%、1.2%和1.1%的速度前进。但我们知道，一个经济体基数变大，其增长率肯定要衰减。另外，福格尔过于看重出生率的影响，欧洲的出生率影响其发展，是导致欧盟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而东盟、中国和印度均有大量人口。福格尔过于推崇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他高估了中国劳动产生效率的持续能力，中国人不大可能长期以6%的速度提高生产效率。

　　实际上，在经济不断发展与经济体不断强大的语境下，我们仍需要理性的看待一些存在的因素与挑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因素，比如，体制变革程度是生产力释放的一个先决因素，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即使一个国家的各种生产要素如何丰富，但如果没有体制（连续）变革的“诱导”，很可能变成一个停滞或者低效率经济。因为靠资源大规模投入是根本无法维系长期增长的。中国过去靠“市场型的区域主义”（以产权改革为代表的微观激励、以分税制代表的地方分权）加上重点产业上的重点支持取得不错的经济绩效。但中国经济与改革仍需面对更复杂的问题，例如金融坏账问题、某些领域官商勾结问题、民众养老问题和居者有其屋问题、社会分配的正义和公平问题、劳资关系的调整问题等等。而最重要的是“权力监督”问题，即如何推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

　　对我们国家发展的正确态度，往往应该是一种诚实的、低调的、忧患主义态度。诺贝尔奖得主萨谬尔森也曾经对前苏联发出赞叹，认为前苏联将很快超越美国。在他感叹后不久，前苏联陷入了停滞。现在，福格尔的论断是：在2040年，中国将是一个超级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达到85000美元，大约是欧盟的2倍。也许，诺贝尔得主的“宏夸”往往是一个重要拐点到来的唇舌先导。也许，我们也要冷静地意识到，中国很可能在未来两年迎来一个中速增长时期（GDP增速在7%以下）。但是，如果中国这个速度更持久、更具价值分享力，那么，它就是我们最终渴望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