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就《检证战争责任》中文版专访步平

　　——新华社记者就《检证战争责任》中文版出版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

　　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隋笑飞）2005年，为反省日本战争责任，日本读卖新闻社在社内成立了由该社编辑、记者组成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围绕“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何发展到了中日战争”等五个主题，用一年多时间进行调查检证，对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的战争全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反省。《读卖新闻》将这次调查结果在该报上连载了一年，并总结成书，陆续出版了日文版和英文版。

　　近日，这本由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编撰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中文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记者为此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进行了专访。

　　记者：“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在日本如何形成？

　　步平：日本在战败前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日本战败后，日本人开始接受“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因此，“战争责任”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是因战败才在事实上接触到的概念。

　　其实，“战争责任”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站在同盟国及受到日本侵略奴役的国家的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犯罪行为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从外部指向日本内部；另一种情况则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追究使日本国民成为被害者的国家与国家领导人的责任。《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基本是站在这一立场进行思考。

　　记者：战后以来，日本“战争责任观”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步平：在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10年里，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和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的“战争责任”。同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够反省包括自身在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缺乏自主性的问题，从内部伦理的角度议论“战争责任”。

　　日本关于“战争责任”追究的第二个10年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提出了主体性“战争责任”论的观点。这一时期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思考重视内部的与伦理的角度，即讨论“为什么日本人关于"战争责任"的自觉性不强？”等。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日本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这一时期，日本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在加深，关于“战争责任”对象的思考领域在扩大。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

　　记者：以上述演变过程为参照系，《检证战争责任》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分析处于什么位置？

　　步平：《检证战争责任》将日本的“战争责任”加以分解，认为日本的政治军事的指导者、军人、媒体分别对局面的形成应承担不同的责任。这种认识的特点一是将责任分解到个人，二是将一般的日本人作为导致战争失败的指导者的“欺骗”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的追究。

　　《检证战争责任》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思考是上述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组织与团体早已进行过的，他们的反思甚至更深刻。但作为过去一直以保守面目存在、而社会影响力又很大的《读卖新闻》进行这样的验证，则有着积极意义。《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先生在这本书中这样说：对于战争责任进行政治与道德性的判断是必要的，这样困难的课题必须要提出来，应由日本人自己首先对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政治道德性的责任进行检证。从中可以看出以渡边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知识分子的苦心。

　　记者：《检证战争责任》是否存在缺憾或不足？

　　步平：首先，《检证战争责任》侧重于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方式，与战争被害国的人们把日本整体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思考角度是不同的。这种单纯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有强调事件偶然性的危险，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战争责任”的危险。

　　其次，这本书在对各种人物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分析后，将“战争责任”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军事指导层“一系列的判断错误”等，而普通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这种检证就很难说是全面和科学。

　　还有个问题是要警惕“无构造历史观”的影响。所谓“无构造历史观”，是指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以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为理由，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检证战争责任》对许多历史过程比较侧重从偶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来看，用偶然性显然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

　　记者：您还有什么话需要补充？

　　步平：作为中国学者，我固然对《检证战争责任》这本书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意见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但我也承认：日本知识分子在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政治总体右倾化的环境下，能够大声疾呼日本的“战争责任”，这不是依靠“匹夫之勇”就能够做到的，还需要深刻的思辨能力。我们希望《读卖新闻》将这本书的出版作为向

　　“战争责任”进行检证的第一步，期待今后他们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同时，中日两国学者目前正在进行共同历史研究，这一共同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相互了解。因为没有相互了解就不会展开讨论，而没有讨论，就没有相互间的理解，没有相互理解，就没有中日关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