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于战争中的媒体
《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北京报道
“在战争年代,日本的所有报纸就曾竞相追随军国主义,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不这样,战争也许不会打到最后”《检证》用一整章的内容来检讨媒体在战争中的责任。
60年后,渡边恒雄对此有了深刻的反思:“在战争年代,日本的所有报纸就曾竞相追随军国主义,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不这样,战争也许不会打到最后。”
连根本不存在的航空母舰都被计算在击沉的战果中
在那场战争中,负责任的日本记者感到极为郁闷。一位叫冈田聪的记者回忆,虽然当时明知道对战局的报道谎话连篇,但是自己却写不出一句真话。在战后自己的著作中,他写道:
“这边通过外电等渠道得知了战况恶化的消息,向(大本营)报道部请示咨询,得到的却是根本没有那么回事的否定,并禁止刊登该消息。中途岛海战大败的事实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早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且国民也都多少有所耳闻,可是报道部却断然对此进行否定。”
也有批判军部的凤毛麟角的报道,但是做这种报道的媒体和记者立即会遭到可怕的惩罚。1944年2月23日,《每日新闻》头版以“战局至此,竹枪难敌”为题,批判了军部的精神主义。看了这则报道,东条英机大怒:“竹枪作战难道不是陆军的根本作战方式吗?把每日给我停刊!” 执笔该消息的是每日新闻社黑潮会首领新名丈夫(当时37岁)。陆军将他“惩罚入伍”,编入丸龟连队。
当时,与新名同行的还有被征兵入伍的250名其他人员,他们因生在大正年间年纪较大而本来是被免除兵役的。三个月后,新名在海军的斡旋下以担任了从军记者为由得以退伍,但那250人则在后来被发配到硫磺岛,全都死了。
“睁着眼睛说瞎话”成为当时日本媒体报道的常态。1944年7月,塞班岛守备部队全军覆没,但在同月19日的各大报纸上,“东条首相说真正的战斗从现在开始,做好战死一个亿的思想准备”、“复仇的斗志在燃烧”、“要彻底摧毁美国鬼子,没有武器就用竹枪”—— 类似这样煽情性的标题跃然纸上。
同年10月19日进行台湾海域航空战的时候，美军面向冲绳的空袭已经开始,而高呼进行日本本土决战的声势也此起彼伏,在如此情势之下,报纸上刊载的竟是日本海军击沉击破美军的航空母舰19艘、战舰4艘等共计45艘舰船的报道。天皇对此颁发了“奋战!大胆击破了敌舰”的嘉奖圣谕,举国上下一派欢腾,甚至都发行了为纪念胜利而谱写的乐曲的唱片。但是,事实上击沉的敌舰数目为零。美军实际的航空母舰只有17艘,也就是说连根本不存在的航空母舰都被媒体计算在击沉的战果中了。
转变从“九·一八”开始
根据《检证》的调查,日本放弃监督义务是从“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暴戾的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路,日本铁道守备军队与之展开战斗”—— “九·一八事变”以这样一种形式被公之于众。要到战后,关东军谋划了“满铁线路”爆炸的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当时,也流传出一部分关东军阴谋说的消息,但却没有一则报道曾对军部发表的、一切都是中国军队的所作所为这一点表示过怀疑的态度。”
1932年10月,“国际联盟”发表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在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的同时,也对关东军的行动进行了批判。此报告书甫一发表,即引起各家报社的齐声非难。以当时的日本三大报为主,全国132家报社发表了“断然不应该接受和承诺的”的共同宣言。对接下来的退出国联问题,一直到最后为止都一直提出异议的主要报纸,只有《时事新报》一家。
也是以“九·一八事变”为机,日本主要报纸向战场方面派遣了大量的特派员,通过时刻传达最新战况飞速提高发行份数。相反,对那些登载对军部批判性报导的报纸,以在乡军人会等为中心,发动了“不买运动”。当时,评论家清泽冽曾这样分析说:作为“新闻工作的经营心理”,对外则曰日本“绝对正义”,对内则曰“昂扬日本精神” ， 以如此极端的论调,来让民众确信媒体的报道。
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对日德意军事同盟的缔结,还是日军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侵占等—— 每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各报纸版面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各种礼赞讴歌的报道。报界代表甚至在出席德意两国大使馆的祝贺会上,三呼“三国同盟成立万岁”。
此后,就像评论家伊藤正德所说:“在军部出出进进的年轻记者们的那种被驱使着去讴歌一战论的势头,编辑部的干部们已经鞭长莫及,无从制止。”
媒体的迷失终于渐行渐远,《检证》写道:“报纸不是向全体国民传达真实的战况,而是将国民赶向那个鲁莽欠斟酌的对英美开战的方向去了。”
统制
在《检证》的分析中,媒体的迷失最主要与高度的言论统制有关。“九·一八事变”后,内务省警保局就列举出“将发生在满洲的自卫性军事占领报道成日本帝国的侵略行为的文章”等禁止刊行的基准。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政府根据军机保护法强化了各种管制,内务省警保局对各个府县的特高课课长下达命令:“要和主要日刊报社通讯社及主要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恳谈”。
接着,根据1938年制定的国家总动员法,各个媒体机构事实上都被编排在政府·军部的下部组织里面了。新闻纸统制成了其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从1940年5月开始,新闻纸的分摊额成为内阁直辖管理项目,1938年～1940年间多达739种的日刊报纸,被以“整顿恶质不良报纸”为由裁减下来,1941年时减至108种。同年9月以后,更根据所谓“一县一报”的方针,减至54种。
另一方面,政府从30年代中期起开始着手创设“操纵报业”、操纵舆论等进行一元化管理的、担负国家情报宣传的机关。1937年9月,曾为各政府部门之间联络机关的“情报委员会”被解散重组为“内阁情报部”,负责推进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1940年12月设立了“情报局”,负责对有关国家全体性的报道进行一元化统制。
至于广播电台,1926年创建了社团法人日本放送协会,进而成为国策宣传的喉舌。于1936年设立的“同盟通信社”,后来也成为受情报局及军部等直接支配的部门。杂志、书籍等也是一样,成为“日本出版文化协会”一元化统制之下的产物。而电影,则全部都是由国策机关的“社团法人日本时事电影公司”制作发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事实上成为军部的传声筒。“大本营陆海军部(1941年)12月8日早6时声明，帝国陆海军于8日的今天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队进入战斗状态”。据《检证》统计,从这则“第一号”宣告了开战的消息以来,大本营声明至战争结束为止共计发表了846则,吹嘘虚构的辉煌胜利。
除统制因素外,《检证》也力图检讨媒体自身的责任,书中引用战争中曾任朝日新闻主笔、副社长等职务的绪方竹虎的话说,“对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报道是最大最精彩的部分,是推销竞售的大好时机。越是大企业团体,越不能轻易放弃这个商机”,这一点可谓是当时的业界实情。
《检证》总结,尽管存在严厉的管制,当时的报社也并非完全是硬着头皮勉强对统制持协作态度,而实际上“报社也曾积极跻身于推进战争行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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