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神化与正解

　　詹天佑：神化与正解

　　■本刊记者/杨东晓

　　一百年前的今天，詹天佑正在开凿青龙桥折返线的工地上，由于这条智慧的“之”字线，以他为首的中国工学家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京张铁路和“之”字线成就了詹天佑，但他对中国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两项无论大陆的小学语文课本还是台湾语文教科书都有一篇纪念詹天佑的课文，这就使得中国人对“中国工程之父詹天佑”的记忆似乎永远限于“之字线”和一个车钩上，但是詹天佑的伟大远远超出人们所了解的一些“神话”。

　　工学家被片面神化

　　每天早上8点29分从北京西直门开出的6427次列车，还在以特殊的形式纪念车轮下的这道铁轨。车过南口站后，总会有一位乘务员手拿喇叭穿过各节车厢召呼着“去八达岭长城的游客，请到第一节车厢”。第一节车厢一直空了好几站，每次都是这样到了南口它的门才打开，把旅行者集中起来学习一些关于到八达岭长城旅行的知识。其中有一个经典的句子来讲解青龙桥那段经典的“之”字线路：待会我们坐在车上会感到车怎么倒过来开了？那就是到了著名的青龙桥“之”字线路段了，这段路线是詹天佑先生在1905年设计的。

　　多年来，在这62公里两个半小时的行程中，一车厢一车厢的旅客都怀着景仰的心情等待着感受那段令中国人骄傲的“之”字线。列车在到达南口站后，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喘息，那是又加上了一列车头，由两列内燃机车头牵引的列车奋力地吼着才能带着乘客爬上一段33‰的坡道，最后到达青龙桥车站。每一位被倒车时拉得晕头转向的旅客，还沉浸在一种民族自豪感中时车已经到了八达岭车站了。绝大多数旅行者会直接去登八达岭长城，然后在归途中拜谒长城脚下的“詹天佑纪念馆”。

　　但是在纪念馆人们听到的却是另一种专业的讲解：刚才你们经过的并不是詹天佑先生设计的那个“之“字线，在你们从八达岭回北京的路上再次经过青龙桥老车站时才会真正经过。显然詹天佑纪念馆的解说最具权威性。“之”字线所在的青龙桥火车站站长杨存信说：“从年代上可以把两条‘之’字线区分开来，上世纪60年代以前只有詹天佑修的青龙桥老站，每天要调度64趟列车，异常繁忙。”

　　詹天佑纪念馆史文艺副馆长的语气中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一说到詹天佑先生，过去的理解非常片面，仅限于京张铁路、车钩和“之”字线。他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界的先驱、杰出的爱国主义工程师，具体杰出在什么地方，远远没有把他的思想挖掘出来，“之”字线和詹氏车钩并不是詹天佑发明的，他只是把它们巧妙地在中国应用。相反，他对中国现代工程学和法学的贡献却很少有人提起。

　　詹天佑的孙子詹同济是铁道部詹天佑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他曾经专门拿出一本由詹天佑译著的中国第一部工程学词典《华英工学字汇》，解释詹天佑把原本音译为“詹氏车钩”的这一词条改为“郑氏车钩”，为的就是强调它是由19世纪美国工程师詹尼（Janney）发明的。他怕的就是人们分不清此詹和彼詹，把功劳错记到他的头上。史文艺说即使是人人称颂的“之”字形线路，在詹天佑看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詹天佑曾经在日记中写下：“之”字线路总不如螺形环山路线优越，除非万不得已，不要采用京张铁路的关沟段那样的路线。杨存信说这种最初见于南美国家森林、矿山铁路的设计当时刚刚被国际测绘专家提翰所承认，它的优点是减免坡度之陡，缩短隧道长度；它并不是最先进的筑路方式，坡道影响运输效率是它最明显的缺点。

　　但是在当时资金匮乏、全世界都等着看中国工程师笑话的时候，“之”字线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当时詹天佑设计了三条线路，得以实施的是第一个方案，它使八达岭隧道缩短了一半、工期缩短两年，给清政府节省了28万两黄金。这条中国华北连接西北的唯一的要道揭开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序幕。而一百多年前詹天佑设计的第三条北京和张家口间的铁路就是解放后才有能力修成的有着近百条隧道的 “丰沙线”，第二条线路则是今天的110国道，在这里货车总是长龙如许。

　　奠基中国工学、法学

　　中国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铁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革新派认识到铁路这一四通八达的现代运输方式必须引进，而且这一命脉必须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这个道理列强们何尝不懂，所以它们也加紧了在华修建铁路的步伐和在华铁路控制权。对于最关键的一个人物慈禧来说，她坐火车“新易线”祭祖那次经历真是太美妙，比坐船坐轿舒服多了，所以她也对修铁路表现出了兴趣。

　　当时由于各国势力在铁路上的割据已经造成了中国四分五裂、各把一段的铁路交通状况，每个国家修的铁轨都不同宽。德国用标准轨、俄国用宽轨，有用米轨、还有用窄轨，甚至寸轨。法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在法国割据势力最强的云南省他们修成半轨，这样既省时又省钱，而在中国中部地区与英德各国势力交叉的地方，法国人就把铁路修得和其他列强铁轨一样宽——他们深知与在华各势力“接轨”的重要性。詹天佑的时代面临着这样复杂的路况，他认为“交通之于全国，犹之人心之于身体。交通所辖之邮电航即人身之血脉也，故交通之发达，国家之富强，即不啻身体之康健”。他首先在京张铁路上选择了“1435”的标准轨距，这一先见奠定了中国铁路网与世界先进国家在科技和车辆方面接轨的基础。在列车接连法上詹天佑所选择的郑氏钩也是当时最先进的，郑氏钩19世纪末在美国尚处于试验阶段，詹天佑留学时对此连接法就有所了解。而当时各国的列车连接法可谓五花八门，有用铁链子连接的，也有打插销的，这些方法在安全性上均无法与郑氏钩相比。郑氏钩的生命一直延续到今日，除了高速铁路以外，包括地铁在内的各种列车都还在使用。

　　杨存信说：“孙中山将中国铁路建设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振兴中国首赖实业，而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但是詹天佑所做的工作又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由于修铁路要联合土木、水利、机械、电机、采矿、冶金、兵工等工种，所以1913年詹天佑把自己创立的广东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创于上海的工学会和徐文的上海路工同人共济会三会合并，在汉口组建了“中华工程师会”。这位首任会长网罗了当时中国工程技术各方面的高级人才，杨存信想了想说：“有点像今天的中国工程院。”

　　詹天佑在中国法学上立章建制的创举更是鲜为人知。早在1905年京张铁路修筑之初，詹天佑便制订各级工程师和工程学员的工资标准并与考核制度结合实行，这种激励机制不仅促进了工程司的成长，还有效地减少了缺勤，这些现在看来仍然富于人性的制度包括：“在差人员四年期满，准给假两月，并查其四年之中，如平时从未请假，即归并计算，再加假期两月，均全支薪水。”在当时，这无疑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

　　对于年青工程司，詹天佑着力塑造他们“不因权势而操同室之戈，不因小忿而萌倾轧之念，视公事如家事，以己心谅人心，皆我工学家所必守之道德也”的健全人格。1916年作为交通部技监的詹天佑在主持全国交通全议时制定了130项包括勘测全国铁路、统一路政、制订标准、人才考绩管理以及整顿交通财政在内的决议案。其中最细微处包括铁路员工全勤者每年最后一个月享受双薪这种在1949年以后仍然延用了几十年的法律条文。基于这些为我国早期铁路标准化和法规建设奠定基础的法律文件，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爱国者的美国友情

　　提前两年完成京张铁路这样艰险的工程并且没有用一位外国工学家，所以有人认为詹天佑有排外主义，为了表现他的爱国精神有人把他形容成见到洋人就吹胡子瞪眼、剑拔弩张的“爱国英雄”，甚至还有更夸张的传说，说他借棒球比赛之机打断了洋人的腿。他的爱国精神还被演绎成战斗故事，在马尾海战中只有詹天佑沉着应战6个小时，在长官命令不许还击时，他还能驾驶“扬武号”舰船左闪右挪逃过法国军舰的炮弹，并在合适的时候给敌舰以致命打击。对于这些戏剧化地流传了一个世纪的战争场面，史文艺称“那都是传说”。但是他在修筑沿海炮台时，绘出了中国第一幅海图却是真实的。

　　事实上，詹天佑憎恶的是列强对中国工学家的轻视和排斥，他对于国外同行和美国同学怀有友好的情谊，在现今保留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在他修建京张铁路时经常与美国同学和他小学老师书信讨论，表示自己很想能再去美国看望大家并考察美国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詹天佑的爱国也很自然地表现在自己的同胞面前，当时不仅外国人不相信詹天佑能建成京张铁路，就连很多中国人也不相信本国的能力，有些中国报纸还刊出耸动的“新闻”说京张铁路隧道施工时死了一百多名中国工人。

　　对此，1908年3月20日詹天佑写信给商办粤汉铁路工程司旷景阳：“我非常遗憾，你竟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一百多人在洞中丧生。”这家报纸后来在詹天佑严正交涉下答应更正，詹天佑说：“你们更须更正的是对中国人自己修建艰巨工程创造力的怀疑态度。”而在与外国友人的通信中，我们看到一位骄傲的多子女的父亲、一个怀旧情结很重的“大孩子”和一位功成名就的老同学，这些书信使他的形象如此随和而亲切。在他与好友摩尔斯的通信中，他和老同学在生活与工作方面交流显得非常自豪：自己“是七个孩子的父亲，四男三女（后来他又添了一个儿子）均生活快乐”。他还很高兴地告诉摩尔斯，自己已是英国土木工程学会的特约会员，并问询对方是否也已加入此学会，或者是否已加入美国土木工程学会。

　　他把他在美国小学时期的监护人诺索布夫人称为“我的老亲人”，说自己由于忙，“竟将老亲人忽略了”。他向这位老亲人汇报自己在国内的成绩，“我好像成了为首的中国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注意我的工作，因为这个时候国家正在觉醒，正在需要自己的工程师”。他在给索诺布夫人的信中说，如果我失败了，那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若如此，中国工程师将失去大众的信任。

　　詹天佑对索诺布夫人怀有真挚的感激之情，他“寄去一些剪报给这位老亲人以便她能了解这位在耶鲁、在威士哈芬她曾照料过的中国幼童已经做出和正在做什么”。詹天佑在信中还感叹他与诺索布一家共同生活的时期，痛惜“这些欢乐的日子已成过去”。

　　1907年3月他在给布雷肯里奇的信中说，他从老朋友那里得到全班同学的合影和名单，他很高兴地发现同学们“每个人都在世界奇迹中出了名”，全班似乎都生活得很好。

　　海归成了进士第一

　　■本刊记者/杨东晓

　　中国第一批公费留美幼童之一詹天佑，在回国28年后由于京张铁路的成就被赐为工科进士第一名。他在完成了从一名海归到海归考试官以后，发出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论断同治十一年（1872年），詹兴洪已经年逾六旬了，他这一辈子生了四个儿子，可是活下来的只有长子天佑和次子天佐。花甲之年在这个生死文书上签字画押，份量真是太重了。况且年仅10岁的天佑已经定亲，亲家就是在澳门经商的谭伯。虽然詹家的父母还在犹豫，但亲家公是开过眼界的人，他一直力促这件事，鼓励天佑到香港报考“幼童出洋预习班”；詹天佑私塾念得就很好，而且一下子考取了出洋预习班。但是接下来的事情的确让这位当父亲的太为难，他必须在一份儿子今后留学期间生死不论的保证书上画下押来。

　　詹家也是有见地的，这家在大明时期就从徽州出来做茶叶生意的婺源（今江西）人，家族里也有人把茶叶卖到过海外，而他们的祖先加入广东籍也是为了让后人在这种偏远地区能以当地的户籍去参加“科考”。内心几番的争斗之后，年过50才得一子的詹兴洪还是在下面一份生死文书上画了押。“具结人詹兴洪今愿具甘结事：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国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生命，此结是实。”这就是詹天佑赴美留学保证书。

　　所有这一切的起因，来自清末革新思想家容闳的一个提议。这一年中，中国有一百多个家庭面临着詹兴洪这样的抉择。容闳没想到他的试点工作的首战在当时相对开放的上海却以失败告终，当时人们认为送孩子出洋有可能被卖作劳工，或者干脆就是到了吃人的生蕃之地，生命安全没有保障。所以富家子弟根本无人愿意去，穷家也不敢冒这个险。容闳只能到眼界更为开放一些的香港去招生，没想到香港的豪富之家同样不愿送儿子走这条一眼望不到边的路，于是广州等东南沿海地区的贫寒之家，有愿意培养孩子的就参加了招考。

　　詹天佑考取后，1872年从广东南海到上海去读留洋预科，第二年赴美时才11周岁，他和同伴共30人，成为中国第一批公派留美幼童。詹天佑在美国学习的9年里，他的祖国又发生了很多变化，他出国时皇上是光绪，回国时王朝已经气数将尽。一些旧势力的猜测与流言、恶意的中伤加上清政府也真没钱——几场仗下来快赔光了，而且还得建各种园子。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在经济萧条中实行了排华政策。所以到了第9年，无论刚刚大学毕业的还是在读的，一道谕旨统统撤回。正好这一年詹天佑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和他同时留美的119位学子，只有他和同为土木工程系的欧阳庚获得了学士学位；而欧阳庚回国后却做了55年的外交工作。

　　当年清政府认为这些留美的孩子都被西化了，满脑子离经叛道、荒诞不经，因此要给他们再次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重新洗脑。于是当时詹天佑被分到福建马尾船政局学习开船，后来又在扬武号军舰上实习。美国人福斯特称詹天佑是“船上毕业的工程师”，以讽刺清政府的昏庸。这位在船上毕业的工程师，在耶鲁期间连续两年数学成绩第一，因而获得一枚金质奖章。他一心都在学习上，当时通讯的不便等同于音讯全无，有一点可以佐证的是詹天佑9年中没有和家人取得过任何联系。所以在他20岁那年一身风尘地回到广东时，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他在记忆中的故乡徘徊与打听，向一位卖菜的七旬老人询问家人情况，而互报姓名后他们竟是父子，老父惊喜的是11岁的儿了已经成为20岁的精壮青年，而父子戏剧性相逢的大悲喜是可以想见的。詹天佑给他的老师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没想到父母都还健在，而父亲已经70多岁了。

　　京张铁路提前两年于宣统元年（1909年）通车，清政府授予詹天佑工科进士第一名，这也是中国科考制中最后一年的进士，译出《天演论》的严复是同榜的文科进士。这一年距詹天佑回国已有28年之久。次年，詹天佑任学部一等咨议官和考试归国留学生主试官。詹天佑纪念馆史文艺副馆长介绍说，詹天佑从自己回国后多年的经历中总结出一段富有辩证的论断，这表现在他对考生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我们留学外国获得了一些知识技能，要做一点事贡献国家，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万不可做官；但官不可做又不可无，在现在的中国里没有经过朝廷给你官职，就没有地位，就没人把重要的事给你做。”詹天佑本人就是在1888年滦河大桥工程中脱颖而出的，他的专长到了那一年已经无奈地被荒废了7年，所以他非常鼓励学生当了官做大事，但同时他也表达出看到一些人当官后似乎就不能再出什么成就的隐忧。

　　但是对于这种新的考试举贤方法，詹天佑非常认同，他曾经高兴地写信给他在美国的监护人诺索布夫人，告诉他中国当时的举才方法开始向现代考试方式转变，考试科目已经脱离了八股文，取而代之的是德文、英文、日文等所留学国家的语文以及所攻专业，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表现他的学识和才能。詹天佑认为，这是中国考试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