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再说“吃了吗”
我是五十年代末出生的,印象最深的是吃的非常糟糕,萝卜、地瓜、野菜几乎是家家的“保留节目”,吃得人一脸菜色。那时,我们这些孩子最盼的是过年,因为过年了才可以吃上一两顿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和水饺。
那时候买点猪肉,要起很早,赶路到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去排长队。规定一次只能买二三斤。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买到有肥膘的肉,一是炼成猪大油,平时炒菜用;二是肥肉解馋。至于猪油,一般人是根本买不到的,全走了“后门”和拉关系用了。当时供销社一位卖肉的工作人员,为了能让妹妹当兵,他攒了很长时间,给接兵的一位干部送了几十斤猪大油,结果如愿以偿。
有位小伙伴,妈妈刚把两斤多的一小盆肥肥的香香的猪肉炖好,准备招待远道来的亲戚。没想到,就在大人出门迎接亲戚时,他狼吞虎咽地就全部给偷偷“报销”了,弄得家长在亲戚面前好没面子。为此,他着着实实挨了一顿打。
“吃饭了吗?”小伙伴们每天见面,第一件事是交流相互都吃了什么,如果谁的家里来了亲戚,改善生活,吃了肉饼或油饼什么的,大家都会羡慕得什么似的。
那个年代,人们早起晚睡,没白天没黑夜地拼命干活,收成却年年不理想,很多家庭分的粮食吃不到头,靠借粮生活。挣工分的年代,乡亲们手里几乎没有一点“活”钱,一年辛辛苦苦下来,多的一家一二百元,少的不但分不到一分甚至还要欠帐。父亲去逝早,我们兄妹六人,就母亲一个家庭妇女,每天劳动挣工分。可想而知,我家的生活状况该是如何的艰难。每年分粮食时,我和哥哥们都觉得不硬气,都有些不劳而获的感觉。那些年,分的粮食,如玉米,水份很大,晒干后,远远达不到实际份量,本来就不够吃的粮食就更不够吃了,年年都得从生产队或亲戚家借。
三哥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劳动。一天,他到县城去办事,中午没钱吃饭,是邻居花5毛钱给他买了碗“会面”。事过多少年后,三哥还在说起这件事。后来,这位邻居有事相求,尽管所求之事有些不尽情理,但他还是一口答应了,让邻居足足赚了一笔外快。哥哥总是说,滴水之恩就是要涌泉相报。那里家里穷,他费劲周折上的县师范学校,还是来村里插队的知识青年们资助的。国家恢复高考前,上学、参加工作,都是领导说了算。三哥哥学习成绩门门优秀,尤其体育几乎项项都是冠军。县师范招体育方面的学生,按理他当之无愧,可不“活动”根本不行。家里一分钱没有,是一位知青给钱买了5斤面条(当时,串亲戚什么的,能带5斤面条或大米之类的粮食,是最高礼节了)和一些水果,结果是他如愿以偿。一次我去县城看哥哥,他从饭堂给我打的都是馒头,而他自己吃的是窝头。那时的细粮是有比例的,我那次一次就报销了他一周的细粮定量。
“吃饭了吗?”那时乡亲们见面,相互打招呼,几乎都是这句话。民以食为天,生存又是一切的关键,大家都习以为常。
上中学时,我们中午是从家里带的干粮,不是地瓜、玉米饼就是小米饭,有的干脆就是萝卜干,一个比一个差。我的家境不好,没什么好的干粮。不怕笑话,初中和高中5年,我吃了班上一位女生5年“好吃的”。她的父亲在城里工作,每次回家都带些当时只有城里才能买到的诸如面包、饼干、香蕉等“好吃的”。那时家家也都是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的白面水饺或大米饭(老家不产,国家特别供应的),平时只有那些有人在城里工作的家里才能吃上,这位女生的家庭就是这样。自从我们到了一个班后,我就成了她的资助对象:只要家里改善伙食,她总悄悄背着母亲给我“捎带”一些出来。她父亲回来,分给她的那份“好吃的”,也几乎都便宜了我。
记得上中学的第一天,论身高排座位,排在我前边的一位同学成为了我的同桌。中午吃干粮时,他带的是白面大饼,一把就撕下一半塞到我的手上,憨憨地说了句:“吃”。我拿的是玉米饼,不好意思给他,心里好一顿尴尬。从此,也就是这块大饼为由,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初中和高中阶段,我是是班长兼团支部书记,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班上有位同学,他爸爸在邻县当副县长,相比之下生活条件好多了。他爱吃肉,经常买一大块猪头肉带到学校,上课时趁老师不注意,猫到桌子底下就啃上一口。每次,他都让我也来一口,我从没有答应,但心里很是不平衡:那块猪头肉,够我几个月的零花钱了。
“吃饭了吗?”那时同学见面,也都是这样打招呼的,没有人觉得不好或不妥。
高中毕业后,我入伍来到渤海湾某部。那里盛产高粱米,我们的主食20%是高粱米。我老家也产这玩意儿,自幼吃得惯。高粱米饭做好了,白花花的像大米,喷喷香。如果做不好,一个个硬得就跟“石头蛋”似的难以下咽。新兵营里一多半来自浙江等南方省份的新战士,从没吃过。加上当时炊事员都是临时抽调来帮忙的战士,做得不好,高梁米饭在他们的嘴里叽哩咕噜,就是咽不下。
我所在的二连张指导员,叫我给连队的黑板报写首诗,鼓动鼓动大家。一晚上的绞劲脑汁,我想到了长征中的野菜、草根,想到了“林海雪原”中的高粱米饭团子等,第二天中午,我就把以《高粱米》为题目写的诗抄在了黑板报上。没想到,晚上吃饭时,趁我不备,几个南方兵一齐给我盛高粱米饭,实实在在的一大碗。然后,他们围着我,一边用筷子敲碗一边“唱”起来:“高粱米,高粱米,革命战士最爱你……”我异常难堪。从此以后,“高粱米”变成了我的绰号,一直伴了我3个月的新兵生活。就在这样环境和条件下,我很快提了干、入了党,1990年初调到北京部队报社任编辑记者。
“吃饭了吗?”那时不管是天南还是地北的战友,或见面或打电话,开场白也是这句话。
随着国家的发展,部队条件越来越好。一个农民的孩子,我自已评价:没有不喜欢吃的饭和没有吃不下去的饭。用爱人的话说:“你真是好养活,吃啥都行,没见你挑过什么或不喜欢什么。”实际上,以后的再艰苦,也比儿时的苦强多少倍。由于工作太忙,结婚后自己很少去商场。一次周末,妻子让我一道去超市买东西。超市,商品琳琅满目。面对那么多吃的喝的食品,自己竟没有一点感觉,不知道吃什么好也不知道喝什么好。妻子笑着说:“忘本了。”晚上,不知怎么挑起的话头,一家人又说到了过去,又说到了家乡,又说到了小时候,我一下子感慨特别多:那样的日子,真的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我为自己能有今天感动了!
2006年初,我专程回京郊老家看望同学。没想到,老家和老同学的变化,用今非昔比和刮目相看形容一点不过分!老同学是村民委员会主任,山村是北京市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试范村。别的不说,以前只有过年时才吃的大米、白面,现在家家顿顿都是,而且肉、菜、蛋比城里新鲜,而且都是绿色食品。老同学请我在农家院吃的饭,比城里大酒店毫不逊色。
我为家乡感动了。
当了记者后,我先后到了三亚、广西、上海、宁波、青岛、大连、沈阳等,祖国真是日日新、处处美啊!这20多年来,我国的发展和变化,是我们没有想到和根本就不敢想的。人们不再说吃饱而是说吃好,见面也很少再说“吃饭了吗?”
……
这不是一句话的简单变化,而是一个国家发展最好的佐证!
这不是一句话的简单变化,而是和谐社会建设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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