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的终结：全民娱乐运动失衡

　　黑楠说选秀

　　黑楠说:“一件事情走向终结的时候，就是和初衷背离。2005年高潮已经过去了，后面不过是下坡路和复制。

　　记者◎葛维樱

　　今年“快乐男声”总决赛，坐在苏醒组的黑楠忽然觉得很无聊，“快成毕业生汇报晚会了”。导演安排评委们根据所支持的选手，分成两派就座。苏醒和陈楚生轮番换花样比赛，9人豪华评委团还是一片祥和，连平时最刻薄的台湾乐评人包小柏都坐到最后一排。“太闷了，9张嘴需要一个发动机。”黑楠给陈楚生组的巫启贤使眼色，“头靠过来，咱俩打一架。老巫立刻兴奋地问:‘你说怎么打？’”不等进广告，也不等导演组，黑楠说:“我最受不了评委席上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哪怕长着白头发。”白头发巫启贤立刻反击，口水战正式开打，成为总决赛唯一的大看点。黑楠说:“我那时忽然明白了，其实我今天晚上干的和音乐没什么关系。我们评委就是一群小丑。”

　　黑楠第一次当评委并不是在湖南台。2004年，广东省一个电视台举办地下乐队比赛，台长已经定下了冠军，黑楠怎么算分数都觉得不对，“我左边和右边评委打的分我都看了，谁当冠军也不可能是那个人，评委们打的分哪里去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分数都没说就直接宣布冠军了”。他当场掀了桌子，扬长而去。“这个节目不是直播。”那时的选秀节目还不成形，没有短信投票，谈不上对收视率的拉动。黑楠第一次和湖南“经视”合作，是全国pub歌手大赛，冠军是陈楚生。“评委就是七八个人坐一排。有当地著名歌手，有音乐协会的，词曲作者。”采用的还是“青歌赛”的老一套——评委亮分，一个人点评:几号选手，加油，不错。都是些没有针对性的话。“我一听就记得每个人，比如声带紧，以后唱多了高音，就得声带小结然后废掉。”黑楠直接叫出选手的名字，“人家不叫几号选手，人家有名字。一句话判生死”。这样的评委立即受到了节目组认可。

　　“我适合那种工作方式，那是为我准备的方式。”黑楠当时很兴奋。他入行做台湾音乐人黄小茂的助理，后来又做过许多唱片和歌手的制作人。他说，“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挑歌手，在录音棚里，我骂得比电视上还毒”。2004年湖南台举办第一次“超级女声”，黑楠就成为导演组的首要人选。导演组曾解释不希望名人来做评委，怕给选手造成压力，减少个性，而黑楠的专业素质又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2004年的‘超女’，我觉得是电视台将我的工作流程开发成商业节目。唱片公司老板看市场，要知道这歌手有没有的做。我负责告诉他，歌手到底行不行。一开始参加‘超女’也一样，本着解决问题的心情，我看重自己的话语权。”黑楠对于“超女”歌唱选拔的期待显然大于选秀，“结果最后只活了一个张含韵”。

　　自从2004年街上有人叫他“说歌手的那个”，黑楠就在上镜前三天留起胡子，戴上没有镜片的黑框眼镜，有时穿黑西装。他说，“我对电视越来越熟悉”，即使不抬头，也知道现场用全景还是特写，摄像机上的红点在哪里，有几个机位怎么移动，所以评委们在下面的小动作很少穿帮。“2004、2005年，评委的出发点还是，找到一个好孩子，她要很纯良、很本色，只有这样的人，在专业的道路上才能专注下去。李宇春、周笔畅都是这样的孩子。”评委们对于选手的判断是一致的，黑楠说，李宇春的成长速度不能算作她成功的标杆，否则就是急功近利，但选秀节目本身就和这种单纯相违背。

　　“选秀是以外国的真人秀节目做样本的，不是选音乐。中国选秀几年，只不过促进了卡拉OK的繁荣。”黑楠说，今年“快男”请了吴克群来做嘉宾，他在台下和评委们开始笑，“专业和业余的无论怎样也能分清楚，因为专业歌手唱的是自己的歌，而‘快男’只能重复别人的歌。歌手根本不能这样两三个月训练，只能一点点磨炼”。但是电视节目要的是收视率，黑楠做评委时每一场收视率都清楚，“我们培养歌手不是这样的，一句歌录几百遍，专门唱不会的”。现在的选秀节目恨不能一星期换一个花样，选手的差异度和新鲜感越大越好。黑楠说:“选秀节目要的是点子，所有效果要瞬间展现，否则如何吸引观众、维系广告？没什么能要收视率让路。”

　　2005年，黑楠作为最熟悉“超女”规则的评委，与柯以敏构成了“柯楠”组合。这是选秀节目第一次以评委作为看点来拉动收视率。从海选到总决赛，黑楠的“毒舌”和柯以敏的性情表现在偶像形成过程中成为强势的吸引元素。“粉丝”们说二人“联手打压”，就把黑楠的宝马车放水泡了。三人评委小组的基本模式是:音乐人黑楠，歌手柯以敏，老板娘夏青。“这个组合还是比较真实的，因为歌手也要面对这三类人。”黑楠和柯以敏因为给“超女”做评委成了朋友。黑楠说:“艺人的命脉掌握在电视台手里。柯以敏天生就是一个性格很外向的女人，在马来西亚长大。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个性很强。”

　　为了保持评委看点，导演组会采取一些手段，比如用什么语言更有力？怎样照顾到选手的情绪？有些场合要斟酌夸奖和批评的量。黑楠也有自己的方式，“拿到流程表，湖南台做得很细致很专业的，当然看点都在流程以外。但这样的流程就是会造成看点。比如我和柯以敏的配合，基本上是固定下来的，只要是我们搭档，我可以专业分析，柯以敏可以示范，这样的流程就不会出现很差的局面”。事实上，“柯楠”经常做一致的判断，还一起拥抱、流泪，黑楠理性评点完，柯以敏送选手钻戒，实在比选手让人印象深刻。

　　“柯以敏熬到2005年最后才被撤掉，已经是一个奇迹了。选秀就像一个战场，导演是总指挥，工作人员是传令兵，选手们互相厮杀，而评委席是最难控制的雷区。”柯以敏被导演组看重的就是“奔放”，这样的性情之举以致黑楠经常要反复在桌子下面踹她，“老柯管我叫哥”。选手们只是棋子，谁上谁下都不是节目的关键，而评委在关键时刻反而成了众矢之的。“有时候要看情况，不能说不好，要以鼓励为主，有时候又要搞成脱口秀。”脱口秀不追求音乐效果，关键要素是话题和人物关系。黑楠说:“这种关系后来变得越来越牵强、模糊、似是而非的。”柯以敏常常放话要教选手唱歌，而评委与选手之间的“师徒”关系就成为一种话题。柯楠音乐学校终究也只是泡影，尽管黑楠确实签下了“超女”叶一茜和易慧，但他不再是在星海音乐学院的台阶上给周笔畅讲道理的黑老师，“艺人实在太复杂了”，还是解了约。

　　今年“快乐男声”评委的看点不足，就找来台湾最著名的“毒舌”包小柏，包小柏总是两手支在下巴上，面无表情使用四字成语，或者短促的形容词。比如说选手“高音不亮、中音不稳、低音不沉、坐以待毙”。黑楠和黄韵玲这样的乐理派，则在海选中做了大量工作。每星期黑楠都要去各赛区高高兴兴度周末，“汪涵老是让我早点去陪他打高尔夫，可我老赶着周末才去。汪涵笑着骂我说:‘你还真是来当评委的啊！’给我刺激的。”黑楠不再比赛时流眼泪，也不再想把哪个选手收归旗下。“大部分评委还是踩着西瓜皮向前溜。谁知道能滑到哪？特别是总决赛的十强淘汰赛，一场下去一个，你怎么样才能保证唱这么多歌以后，每一轮评比都再上一个台阶？标准在哪里？所以评委们只能用语言说。”黑楠说这是最考验评委的阶段，早已经偏离了做音乐的本质，纯粹是为了制造效果，“没有屁也要硬憋出一个”。

　　“一件事情走向终结的时候，就是和初衷背离。”2006年“超女”没有出现让人印象深刻的评委，黑楠也只参加了几场。“2005年高潮已经过去了，后面不过是下坡路和复制。”评委们大部分都要对应电视节目的某种需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也对黑楠、柯以敏着力招揽，黑楠都没有参加。“我还有自己的事情。”选秀节目的评委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但凡和影视、时尚、文化沾边的人，都有机会成为评委大军的一员。连大众评委的选择也越来越严格，要形象好，还要能应对采访，评委们路数不和，经常互有争锋。有些选秀节目中，有个性的评委比让人记不住的流动选手更稳定收视率。

　　杨二车娜姆因为2006年在上海东方台担任“加油！好男儿”评委时经常对男选手的相貌赞不绝口，2007年成为“快乐男声”的评委。“评委席除了音乐制作人、音乐节目主持人、歌手，也确实需要一个时尚界人。尽管我给歌手录音肯定不会请杨二来听，但增加她就是增加看点。”黑楠和杨二私交也很好，“但是她公众形象很负面，我都不知道提醒她多少次了，她就是爱秀。她和柯以敏从来没有在一个场合出现过，这正是湖南台的高明之处。”

　　杨二车娜姆的参与使选秀节目话题不断。黑楠说:“节目组倒是很想操控评委，问题是她自己High了，自己都控制不了。”在重庆卫视事件之前，杨二最轰动的事迹是爆出“快男”选手张杰和主持人谢娜的绯闻。黑楠说:“比赛中，杨二说，‘张杰这个孩子不错，你们成都选的都不错的’。就拿了个纸条给我看，上面写的又是天使，又是上帝派来给我们女人唱歌的。我说行，你就这么念吧。念着前面都挺好，忽然就说‘我很羡慕你身边的那个女孩子，娜娜……’我一听，急得在桌子下面猛踢她‘不能说，不能说’，杨二还问我说怎么了？我说‘说也不能由你来说，全国都不知道呢’。”

　　“柯以敏和杨二有一些很像的地方，比如她俩都很爷们儿。”黑楠说，三人评委小组只能有一个这种性格的人。“放一个是礼花，多了就得爆炸。”柯以敏和杨二之间的PK湖南台也想过。湖南台曾经想为黑楠开一档节目，“是明星问答题，第一期请她们俩参战，但是我在，肯定能平衡”。这个计划还没有实施，柯以敏和杨二就已经双双被广电总局封杀了，“看过那段视频的人一定觉得她俩都是疯婆子”。

　　选秀节目评委的目的和心态越来越难以统一。“我还比较独立，我有自己的团队、公司。柯以敏是艺人，自己单打独斗请一个经纪人。杨二更是一个人，艺人和电视台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单纯，还有的人是为了表演而来。”评委团队的混乱，评委选择标准的差异和电视的需要，使得评委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重要评委之间不容易调和。很多男评委都不喜欢杨二的做派。“她对我讲包小柏:‘那个男人到底想干什么？’伍洲彤也讽刺她说‘泸沽湖是个噩梦’。还有郑钧因为她而退出评委席。”但是这些争吵都没有在电视上出现，每个观众都闻到了火药味，台下的互相攻击演变到台上，最多也就是一两句冷言，还被主持人化解过去了。黑楠说，湖南台好在成熟的控制能力:“湖南台根本不会允许程序中出现争执的机会。过去也有几次险情，比如有选手预感自己要被淘汰，想讲对主办方不利的话，就被截住了。评委之间就更没有了，总有那个提水灭火的人，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主持人。”

　　黑楠在2005年“超女”评选结束后出书，还很认真地把网上对自己的攻击摘取下来解释。但是当今年杨二和很多评委吵架之后，黑楠却劝她看开。“杨二暴跳如雷，特别受不了别人攻击她的家乡，我劝她不要把这事当事。我说:当评委时候你不当人，下来了还不把自己当人？”评委的心态越来越表演化。黑楠说有时候自己不想去，因为好像是找了一个人，在电视上演自己平时扮演的角色。“节目越来越紧张了，今年的就要和去年不一样，为了激发看点，评委们开始互相臭骂。有的人的心态是，放个礼花，这是我放的。仅仅满足于此。”黑楠2005年之后参加的评委场合已经很少了，“我一般都是去救场，比如郑钧走了，我接班，还有就是血腥之夜的残杀，我就去了”。

　　黑楠坐在评委席上已经习惯了像导演一样掌控全局，“要我自己搞一台节目我也能搞出来”。观众们更关心选手的衣服、关在什么地方，要挑什么歌，而且还要看到新鲜感。评委们不再把“纯良”作为选秀的标准。“选秀要求的是可视化，把所有能摆出来的东西都放在了镜头下。”黑楠家里没有电视，他不再像2005年那样对每个“超女”的未来充满担忧，也不清楚易慧离开后的下落。作为选秀评委的四朝元老，黑楠只记得一些最珍贵的画面:“2005年‘超女’结束那天凌晨，我和总导演王平、汪涵几个人从庆功会悄悄溜出来，到一个很破的小面馆吃饭，坐了半天，没人说话。王平端起酒杯，很慢很慢地说了一句话，‘黑老师，我们毕竟做了一件让人记忆深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