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所做的一审判决，注定将成为一起影响深远的“影响性诉讼”，这种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世道人心方面。
彭宇案本身并不复杂：7月，南京的一位老太太将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称是他撞倒自己，要求其赔偿十几万元的损失。
彭宇则称自己是好心帮助那位老太太，却反被诬陷。本来，民事纠纷应该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法官在老太太并没有拿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9月6日南方网)。
浏览一下法官的判决书，我感到作出这一裁决的法官的思维，似乎颇异于常人，因为他把彭宇当时所做的所有对老太太有利的行为，都按“常理”做了恶意的揣测。比如彭宇送老太太去医院，法官认为这正说明是他撞倒了老太太，否则这一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到了医院以后，彭宇掏出了200多元钱给老太太的家人交医药费，法官也认为，这一举动证明了他就是撞人者，理由是“如果撞伤了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如此等等。
这样的判决会对彭宇产生什么影响？我在这里也按“常理”推论一番：彭宇究竟是不是那个撞倒老太太的人？我想无非两种可能：第一，是他撞倒的；第二，不是他撞倒的。但无论是哪种，他从法官的判决中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决不能做好人，不能采取任何对老太太有利的举措，因为这都有可能成为日后法官作出对自己不利判决的依据。在当时的情况下，最佳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快速地离开现场。
其实，何止彭宇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关注这一案件的人恐怕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可以预期的是，这个判决一出，我们的社会有可能变得冷漠、人与人之间将变得互不信任、人们对处于危难中的陌生人将不敢伸出援手———因为未来如果一旦出现任何纠纷，你的一切善意行为，都可能被法官当成恶意的动机。
严格说来，按照我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法官在老太太无法拿出证据并且没有证人为她作证的情况下，是无法作出如此判决的。法官这样判，似乎是想走衡平法的路子，靠自己的自由裁量权来判决。殊不知衡平法是以“正义、良心和公正”为基本原则，以实现和体现自然正义为主要任务的，用中国的传统语言说就是要体现“天理良心”。这个判决体现了“天理良心”吗？我看很难这么说，网民几乎一边倒的反对之声，也证明它不符合人们内心深处的“天理良心”。
从司法的角度看，这个案件在判决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属于典型的“影响性诉讼”。所谓“影响性诉讼”，顾名思义就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诉讼，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为公众普遍知晓和广泛关注，能够在较大范围和一定深度影响立法创新、司法改革和人们法治及道德观念的典型诉讼。“影响性诉讼”因其本身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和传播，因而通常比普通的诉讼更具有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其意义要远远超越解决单纯个案的层面。法官在处理“影响性诉讼”时，要格外地谨慎，不仅要考虑案件本身，还应考虑案件对法治建设和世道人心的影响———但遗憾的是，在这次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中，我们却没有看到应有的谨慎！
常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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