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分塔”　追忆(组图)

　　张国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就在今天西长安街电报大楼的位置有一座庙叫庆寿寺，由于寺内有一座九级和一座七级的塔，因而俗称双塔寺，那时，在早晨太阳似出似不出的时刻，站在西单牌楼东南角老长安戏院门外朝东看，就会看到那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由西向东走，临近塔的时候再看，两座塔原来都在路北的庆寿寺里，而且挨得挺近，仿佛长幼相依。这个因早晨的光学作用所造成的景象便是“燕京十景”之一的“长安分塔”。

　　庆寿寺(又称大庆寿寺)和双塔不是同时建的，是先建寺后建塔。而且，两座塔也不是一起建的。

　　金时建寺　元时建塔

　　庆寿寺是金代第六位皇帝章宗完颜璟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奉皇太后之命兴建的。那时一座塔也没有。院内种有高大的松树，树荫遮满庭院，景色萧爽。院内还有水有桥。石屏上刻有金章宗御笔题写的“飞渡桥”、“飞虹桥”6个字。元代大书法家赵孟

　　来大都时曾客居庆寿寺，有诗《庆寿僧舍即事》留世。诗曰:“白雨映青松，萧飒洒朱阁。稍觉暑气销，微凉度疏箔。客居秋寺古，心迹俱寂寞。夕虫鸣阶砌，孤萤炯丛薄。展(同辗)转怀故乡，时闻风鸣铎(大铃)。”借写庆寿寺之景，抒忧国思乡之情，明、清两代也多有文人墨客写诗作赋称颂庆寿寺之景观。其中明代长乐人谢杰诗《双塔寺》曰:“帝城西望郁崔嵬，雁影联翩般若台。灵凤乍扶双仗出，巨鳌遥驾二山来。摩空法界参差现，转日慈轮次第开。圆寂自应通觉海，海中杂毒并难猜。”

　　双塔寺，是到了元代寺内有了双塔以后，庆寿寺的俗称。双塔指的是两座砖砌的灵塔，是分两次建成的，右边的塔高9级，左边的塔高7级，一高一矮。远远望去仿佛长者与少年并肩而立。9级塔额题“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7级塔额题“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所谓灵塔，说通俗一点，就是和尚坟。僧人圆寂以后都要火化，建塔安置骨灰，特别是得道高僧。塔的规格是与圆寂僧人的职务、地位、修行、品德等各方面成正比的。

　　海云、可庵生平

　　海云俗家姓宋，名印简，山西宁远人。他7岁入学，8岁拜中观诏公为师受戒，修童子行，11岁纳具足戒。3年后跟随师父到岗州广惠寺时，就已经能够讲演经文了。当时天灾肆虐民不聊生，有的地方竟出现人间相食惨相。海云每次在经坛上讲经时，都竭力开导善行赈济灾民。金宣宗完颜珣得知后赐给他“通元广慧大师”称号。后来，宁远城被蒙古军队攻陷，海云与师父一起被俘。成吉思汗得讯后立即派使臣前去释放，并问候“老长老、小长老可好！”自此以后，天下人皆尊称海云为小长老。那时，他还不满20岁，可见已颇有声望。师父圆寂后海云才到燕京。那时燕京尚未改称大都。海云到燕京后直接进入庆寿寺。原任主持对他进行一番考核，将衣钵传予他，接任主持。丞相霞哩(亦作厦哩)和大官人胡土克(即忽都护)不但常来拜谒海云，听他宣讲经文，而且还经常讨教。诸如:蝗灾、出猎、刑罚等。海云便教以官政民心共感之致，以救人为急，以仁恕为心。海云知道霞哩以严为治，便建议要安抚百姓。并且倡导儒学尊崇孔孟，凡是习孔孟之业者皆免差役，使其更加勤奋。有一年皇帝降旨要对僧道进行考试，不识字者令其还俗。霞哩征求海云的意见。海云回答:“僧本不尚世学，以悟为期，岂宜与聘士同科？”意思是僧道修行的深浅、佛法是否高深，关键在于“悟”性。怎能采取与为了聘官任职而进行考试相同的办法呢？结果对僧道们就都不进行考核了。总之，无论是丞相霞哩，还是大官人胡土克都对海云待之师礼言听计从。一些外国使节到燕京后也去拜谒海云，向他求教，他也总是以佛家之爱心予以教诲，劝以慈悲安利众生。海云亲传弟子有14人。著有语录《杂毒海》。前边所引谢杰诗中“杂毒”二字，即指海云语录《杂毒海》。

　　海云圆寂后，可庵继任主持，庆寿寺才有了第一座灵塔。可庵圆寂后，有了第二座灵塔，以后历任主持的灵塔都没建在这里。自有双塔后，庆寿寺才有了双塔寺的别称。直至清乾隆年间寺内还保留有海云和可庵的画像。海云像旁有其弟子刘秉忠所作赞词。在寺内西堂树有元代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王万庆撰写的《海云大禅师碑记》，寺初建时的“庆寿寺碑”之碑文是金时小篆名家觉怀英的八分书。在明正统年间为太监所毁。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又增添了程钜夫撰写的《大庆寿寺大藏经碑》。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年)皇太子的画像供进了庆寿寺东鹿顶殿。不过，在元代时庆寿寺紧临大都南城墙，山门外显得特别狭窄。到明永乐建北京城后，北边的城墙南移5里，南城墙移至宣武门，庆寿寺外才有了较宽的道路(即长安街)。

　　明初极盛

　　明永乐六年(1408年)，曾为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的策划者、第一功臣道衍和尚姚广孝奉旨到北京住进庆寿寺。因其功高盖世，朱棣要将庆寿寺赐给他建宅。姚广孝固辞不受，后又退居到天宁寺。他圆寂以后，庆寿寺内供有他的画像和牌位。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朱祁镇听从太监王振奏本重修大庆寿寺，役使军民万余人，费库银数十万两，于同年十月竣工，改名为大兴隆寺，又称为大慈恩寺。其壮观程度位于京师诸寺庙之首。新建一座牌楼、榜额题“第一丛林”，此后，朱祁镇经常驾临寺中。可惜的是觉怀英书写的庆寿寺碑被毁坏了。

　　明世宗朱厚熜(cōng)嘉靖年间，大兴隆寺遭火灾，殿堂、碑刻损失惨重。嘉靖十五年(1536年)五月，因寺内办法事时金鼓之声太响以至传入大内——按现在话讲就是噪音太大。于是，皇上降旨就把大兴隆寺废了，改为射所，名为讲武堂。后来，锦衣卫都督陆炳上奏，射所距紫禁城也太近，安定门外有废官厅，可将宣武门外民兵教场迁移到废官厅，射所迁移到民兵教场原址，原射所改为演象所。就这样，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京师名刹又跟大象打上交道了。

　　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甲申年，即公元1644年。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这一年里中国同时有3个皇帝:大明朝皇帝朱由检、大清朝皇帝福临、大顺朝皇帝李自成。也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双塔寺里添了一缕“忠”魂，那就是大明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因大顺军攻破北京城，而投身于双塔寺内海云禅师灵塔旁边的井里，到那世陪伴崇祯皇帝去了。清初，皇帝赐他谥号“文忠”。有人为他立碑“范文忠公殉节处”。至上世纪40年代，井尚存，碑已无。

　　清高宗弘历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修大兴隆寺，并更名为双塔庆寿寺。双塔在寺内偏西的位置。

　　还应提及的是，至清末时，紧挨双塔寺的北边稍东，原有一座关帝庙，再东北半里许也有一座庆寿寺，寺中有明崇祯年间重修该寺的碑记。所叙寺名原委与一些历史书籍所记相同。据光绪年间考证，尽管前后两寺都不是旧时的寺院了，但由于双塔尚存，因而被认为是原寺遗址。虽然是重建，但是仍然保留了庆寿寺之名。

　　我在少年时期多次从双塔寺外经过，也多次仰视过双塔，数过双塔的级数，只是没有进去过。上世纪50年代中，因长安街扩展工程，双塔寺及双塔都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