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最近，我去介休游绵山，回来时路过张壁古堡，天色已晚，来不及仔细参观，不意遇到郑广根先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毕：没有听说过这位郑先生。

　　梁：他至今也不出名。他只是介休纺织厂的一名退休职工，今年66岁。1994年,一个村民无意间发现村中地下有一个洞口，经过郑先生探察，原来地下有长达三千多米的三层地道网。12年来，郑先生自掏腰包，到处查资料、访专家、做研究，初步确定，这是隋唐时代的军事遗址。加上村里的夏商古文化遗址、金代墓葬、元代戏台、明清民居，他意识到，这个默默无闻的村落具有不寻常的历史文化内涵。于是，他四处写信，提请历史学、建筑学、文物学、军事学的专家予以关注，提请政府的相关部门加以保护。终于，张壁古堡在去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全国十大魅力名镇之一。

　　毕：梁思成先生保护了京都、奈良，受到日本人的尊敬。阮仪三先生抢救了行将拆除的平遥，得到同行的钦佩。这位郑广根先生的功劳，我想也不会被历史埋没。

　　梁：保护历史文化遗迹，需要学识，也需要不屈不挠的精神。最近，我收到北京大学博士生姚远的一封信。南京秦淮河两岸的5片历史街区、23条历史街巷、十多处文保单位、数百座历史院落、总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城南老城，将在旧城改造中被拆。这引起他深深的忧虑。因为老南京的90％都改造了，他呼吁，留下老南京最后的种子。

　　毕：南京是六朝古都。我同意姚远的观点——秦淮之于南京，就像什刹海之于北京，清河坊之于杭州，城岛之于巴黎，圣马可广场之于威尼斯，它是南京的城市之源，城市之根，城市之魂！

　　梁：面对历史文化遗迹，有多种力量在博弈。一些有识之士想保护，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想拆除，一些政府官员想和房地产商合作，背后有共同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往往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商人有钱，官员有权，民间的文化人只能空喊几声。

　　毕：文化人再有见识，只能建议和呼吁。梁思成的意见再好，毛泽东不接受，北京城墙也保不住。今天，真正落实遗产保护还要靠政府决策。政府做出决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梁：中国处于急遽发展和变动之中。有人说，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一旦破坏了历史文化遗迹，永远不可能恢复。我感觉在对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对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这是钱穆当年写《国史大纲》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其中有很深刻的哲学意味。在历史长河中，我们都是过客，所以对以往历史保持“温情和敬意”，应当是每一个人的基本信仰。以往的历史为什么在有些官员的眼中一钱不值呢？除了其中的利益关系外，主要是人生观的问题。一些官员，对历史和人生从来不思考和反省，当代的政治文化中常常有一种无端的自负意识。

　　毕：现在某些地方政府，有些事情做得很奇怪。他们对历史文化不取敬重的态度，但却热衷制造假文物。有的真文物他们觉得太残破，拆除真的建假的。山西晋中市，现在修造了半真半假的老街，但对原汁原味的近代以来山西重要的工业遗址晋华纺织厂原址却很不看重，没有意识到它的历史价值。其实在今天，这些东西都有保护价值，不然再过一段时间，当这些东西消失以后，为了某种需要，再来重建就显得极其荒唐了。不是所有好看的东西才是历史，历史就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也许很破败，但它却负载了历史的记忆。

　　梁：中国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其实一直没有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不是说政府领导不明白历史文化的价值，而是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理解过于简单和实用。总是以当下的需要来判断历史。比如上世纪50年代初对文物概念的界定，清代以后的东西都不算。正是在这种观念下，才导致了北京许多建筑的消失。北京双塔庆寿寺的拆毁，梁思成当时就反对。可政府的看法，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汉奸；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这个历史教训很深刻。

　　毕：保护历史，其实就是保护记忆。比如北京长安街上，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除了知名的十大建筑之中的几座，还保留了多少？这些都需要我们用一种长远的历史观来看待，因为受苏联影响毕竟也是中国的历史记忆。据我所知，在一些中等城市，上世纪50年代的许多建筑，有些有相当高的历史文化意味，但几乎荡然无存了。所以对保护具体的历史文化遗产来说，政府树立稳定的历史观，恐怕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保持这样的意识，行为才不会极端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