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机构改革：一些问题需要中央“有说法”

　　乡镇机构改革：一些问题需要中央“有说法”

　　南方周末：如何评价乡镇机构改革近几年的进展？

　　朱守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我的总体判断是，工作上有部署，操作上有进展，做法上有成效，客观上有问题。

　　各地不同的做法总的来说，初步遏制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局面，乡镇职能开始朝向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的方向转变，干部人事制度的创新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具体到工作方式方法上，有了一个初步转变，有效推动了基层工作新机制的转变。总体都是初步的、阶段性的，称得上是持续的、根本性的转变，目前还没有发生。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这样？各地做法的不同，反映了怎样的问题和困难？

　　朱守银：这恐怕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即，一方面，中央确实要避免两个可能的出现的问题：一是“一竿子”插到底，事实上，基层更了解自己的情况；二是“一刀切”地推进，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都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中央也应该在乡镇机构改革上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给出清晰的操作界限，对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自身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有不少问题，地方政府是难以把握和解决的。这就需要中央“有说法”。

　　南方周末：需要由中央“给说法”的问题，主要有哪些方面？

　　朱守银：首先是如何定位乡镇政府组织在政府体系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决定着乡镇机构改革的目标，如果不清晰，就无法处理一系列涉及法律、法规的关键问题——乡镇政府是宪法规定的最基层政权组织，乡镇干部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法定的；

　　其次，要明确一系列极为复杂的组织和利益关系，如党政、县乡、乡村、乡镇与上级各部门的关系，财权和事权的关系，等等；

　　第三，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目前没有成熟的为中央所认可的理论，改革可能有很多盲目性；

　　第四，对地方乡镇改革进程中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没有明确意见，比如债务、分流人员的待遇、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所需资金的来源问题等。

　　南方周末：您怎样看待改革中遇到的部门利益壁垒？

　　朱守银：乡镇机构改革中政府与部门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就像游戏中的“庄家”与“玩家”，政府要有明确、公开的规则，千万不能处处设“陷阱”，让部门感觉“最终总会输”；部门更不能把自身的权力、利益变成对乡镇政府改革的“要挟”，形成“玩家联合起来玩庄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