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皆剽”时代的经济学分析

　　“全民皆剽”时代的经济学分析

　　文／乔纳森

　　原载《mangzine·精英》（广州）2007年第10期

　　The Little Book of Plagiarism,

　　Richard A. Posner,

　　Pantheon Books,

　　New York,2007

　　请读这两句话：一句是“气得我跟连续吃了两个煮鸡蛋，没捞着水喝似的，堵的慌”，另一句是“噎得我跟吃了三个煮鸡蛋没捞着水喝一样，堵死我了”。

　　您觉得这两句的相似程度达到怎样的水平？您是否觉得它们可能是由不同作家在互不参照的情形下写出的呢？事实上，前一句引自庄羽出版的作品《圈里圈外》，仅卖了几万册，后一句则出于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售出数百万册，还不包括盗版。

　　假若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院的法官、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了解到这桩名气大的作家反抄名气小的作家的案子，说不定会把它作为例证写进这本2007年出版的小册子《剽窃小谈》（The Little Book of Plagiarism）里。

　　说是“小谈”，还真是“小谈”—袖珍书，正文也只一百零几页而已，译成中文，怕仅有两三万字吧。可就在这本小册子里，波斯纳纵论今古，从文学到法学，从社会到经济，几乎把剽窃现象的方方面面都触及到了。自然，法学家们从来不会试着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他们的思辩极少是纯学理的，波斯纳的“小谈”就紧贴现实。

　　剽窃的多发地带，非文学界与学术界莫属。小说家剽、教授剽、学生也剽??斯文人沦为“剽客”，大家既痛心疾首，又见怪不怪。

　　细究动机，剽窃无非是利益驱动：省时间，效果佳，除了可能被人发现后名誉扫地，简直就是无法抵抗的诱惑了。波斯纳在书中说：“不欲人知是剽窃之关键。”（Concealment is at the heart of plagiarism.）可谓一语中的。无论是一般抄袭者的卑怯，还是像郭敬明那样的虚骄，剽窃总是距离光明正大最远的那类行为。

　　当然，剽窃与非剽窃之间是存在灰色地带的。

　　波斯纳举的一个例子，是莎士比亚名剧《安东尼与克柳巴》中有一大段台词，系据普鲁塔克《安东尼传》的英译本改写而成，波斯纳在对比两本版本之后感慨道：“如果这算抄袭的话，那我们需要更多的抄袭。”言下之意，莎翁“抄”得太妙了，令原来的文本得以升华。

　　然而，据我看，波斯纳这一结论颇有问题，若不加限制地推展到其他文本上，可能会产生恶劣的影响。首先，普鲁塔克的文本尽管不无文学价值，但更多地是作为历史材料为莎士比亚所用的。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莎士比亚进行文学加工的回旋余地本来就有限。其次，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作品原创性的理解是与现代人的理解有很大差异的。语境一变，以古证今的可行性就随之大减。

　　让我们回到庄羽、郭敬明写的那两句话上去，假若有人声辩，郭敬明将煮鸡蛋的数目从两个改为三个，更好地呈现了“堵”的状态，让“堵的慌”升华为“堵死了”，于是说“如果这算抄袭的话，那我们需要更多的抄袭”，这又该如何回应呢？其实，古人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韩文正公就说过：“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则也强调：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谁都可以用文字形容“堵的慌”的状态，可是两人使用的比喻在形式上如此接近（比如都说“没捞着水喝”），如果是巧合，那就太有违常理了。另一方面，显然，郭敬明的写作本属单纯的“创意”范畴，他无法像从事历史剧撰作的莎翁那样，为自己仰赖其他素材而辩护。

　　波斯纳强调，对原创性的重视是一个现代现象，也就是说，这一观念其实是历史地形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原创性崇拜，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品的市场发生变化的结果。”由保护人供养的作家不会为竞争担忧，而在大量匿名购买者组成的市场上，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获得青睐，就必须让自己的名字为潜在的购买者所知，就必须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否则消费者可能转而光顾其他竞争者提供的产品。用波斯纳的话来说就是，当作品商品化之后，作者的名字也就商标化了。

　　“商标化”的提法相当精警，能帮我们解释很多问题。当这类作家的名字在文学市场中“商标化”之后，为了尽快榨取“商标”蕴涵的经济价值，频密出书就成了必然的结果。在此压力下，在节省时间方面无疑最具优势的抄袭行为（包括作坊式的集体生产和雇佣“枪手”代笔），或许便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了。这就意味着，在市场化的写作行为中，经济驱动是抄袭的首要成因。

　　波斯纳在书中提到，有位名叫Nancy Stouffer的女作家控告J·K·罗琳，提出《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是抄袭她的作品，结果法庭发现原告伪造、篡改证据，罚了她5万美元。借诉讼进行自我炒作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但之所以会有这类现象，恐怕还是因为双方在同一市场（大众文学市场）中处于竞争者的关系，围绕着抄袭展开的活动也自然地带上了经济的属性，泛着金黄的色彩。

　　《纽约时报》书评人Charles McGrath认为，《剽窃小谈》“属于典型的波斯纳出品：机智，明晰，有那么一点沾沾自喜，还有用经济方法进行法理分析的偏颇”，说得对极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波斯纳多少夸大了经济利益在抄袭问题上的指挥棒作用，却绝口不提道德的问题。要知道，尽管原创性崇拜与经济利益不无关系，但这其中也包含了对人的精神劳动的尊重与认可，这种尊重是文明的宝贵成果，有着无可辩驳的合法性。谁都明白，自由也是一个现代现象，然而再没有人会要去当奴隶，人身依附关系的枷锁被打碎之后，谁也别想再把它焊接起来。自由是现代现象，民主是现代现象，对原创性的尊重同样是现代现象，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们是历史地产生的，就否认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因此，剽窃首先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对他人劳动的不尊重。经济影响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附带因素罢了。比如，将古人的诗句窃为己有，这不存在经济问题，却并不改其行为可鄙的本质。再如，学生雇“枪手”写论文，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在经济上无任何纠纷，可我们还是对之不齿。波斯纳撒开大网，想把剽窃现象一网打尽，可最要紧的道德问题却从网眼中漏了，这不能不说是很可惜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他写了许多，却没能提出任何一种针对抄袭的解决之道。在我看来，老祖宗的话听上去似嫌迂远，但却是根本所在—有道是：“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正心诚意，则不苟且；不苟且，则无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