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大山里的三个女代课教师

刘桂琴

陈学裙

马娣花

　　春暖：大山里的三个女代课教师

　　9月14日清晨6时刚过，35岁的女代课老师陈学群按停了用劣质干电池驱动的塑料闹钟，披衣走出那座吱呀作响的木制小楼。

　　她摸到树下一个早已生锈的缺口铁圈，然后从顶端拿下一条锈迹斑斑的铁条，上下敲打起来。一阵闷哑的“叮当”声后，孩子们从泥巴房的大通铺上争相爬起，引起一阵骚乱。

　　这所只有16名学生的永平县哈铁小学，开始了新的一天。

　　几近同时，同在哈铁小学的25岁女教师刘桂琴正在斑驳的黑板上准备板书；20多公里外稻田小学的51岁女教师马娣花在打扫完泥泞的院子后，如常服下3种降高血压药。

　　这三个生活在中国西南边陲山区的女人，老中青三代，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共同拥有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名称——代课教师，即在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他们大都生活在贫苦闭塞的农村地区或高寒山区，每月拿着不足公办老师1/7甚至1/10的工资勉强度日。

　　然而，去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短期内清退所有代课教师”的消息，又让这个逐渐萎缩的群体面临另一种命运——全国范围内仍然剩余的44.8万中小学代课教师，将以被清退的方式，走向他们的历史终点。

　　云南大理永平县——这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去年教育部清退计划出台后，该县的代课教师数量已由最高峰时的356人减少到现在的234人，而且现有代课人员中75%以上是女性。这个行将谢幕的特殊群体，在相伴多年的乡村教坛上，有着他们最真实的过去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云南大理报道

　　刘桂琴，25岁，年轻教师的世界

　　在哈铁小学，学生们都管刘桂琴叫老师，而刘桂琴又管陈学群叫老师——11年前，前者就从后者执教的毕业班毕业。但这个笑起来眼睛有点弯的学生并没有给陈学群留下太多印象，直至2005年9月对方回到母校，成了同事。

　　在刘桂琴经人介绍代课的2005年，哈铁小学的代课教师已从最高峰时的6名减少为2名。男的都走了，微薄的薪水让这些一家之主们不得不放下教鞭，回家务农。

　　2005年9月1日，刘桂琴的第一节课，当所有的孩子起立齐声喊“老师好”时，她内心为之一振——仅仅几个月前，她仍只是一个餐厅“小妹”。

　　但毕竟还只有25岁，尚未成家的刘桂琴并没有像陈学群那样把日子过得精打细算。210元月薪除去吃穿后都被她用来买书。在她不足10平方米的卧室里，《女友》、《青年文摘》、《打工》等杂志摆成一摞。一个会下雪的水晶球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男朋友送的，小伙子在乡政府当基干，对代课教师的工作特别支持。

　　虽然时常会因造错词被罚，但孩子们仍然喜欢和刘老师玩，只是哈铁小学的体育课，是在村里满是杂草的篮球场上伸胳膊踢腿。

　　刘老师的家就在山脚，走回去最多10分钟。作为唯一的待嫁女，以屠宰为生的父母对她疼爱有加，而刘老师也时常以帮忙杀猪作为回报。

　　刘老师说她还是想继续深造，读个大专之类的，然后再正儿八经地考公办，但犹豫了两年还是未能成行，一是高昂的学费，再是身后这群孩子。

　　陈学群，35岁，梦想拿到400元

　　让陈学群寝食难安的事情终于发生——哈铁小学的“教学楼”快倒了。

　　去年一场地震和连月的雨季，使这座20多年的两层土楼在3个月前不堪重负，墙斜了，梁也弯了。所以，9月14日上午，在上完第一节拼音课后，35岁的代课教师陈学群像往常一样，在院子中央不厌其烦地赶走那些过分靠近墙根的顽皮孩子。

　　4座泥房、裂痕累累的水泥地、锈迹满布的旗杆，外加一堵混杂着稻草秆的土墙，这就是永平县北斗乡新村哈铁小学的全部家当。四周丛山环绕，雾气滞重，往东70多公里就是滇西重镇大理，赫赫有名的“滇缅公路”在学校西边横贯而过，4公里长的一段碎石小道连接着山里山外两个世界。

　　陈学群这个学期才被派到哈铁小学，此前她已经在8公里外的新村完小(农村里年级设置齐备的小学)代了16年课。年纪虽不大，但村里两代人都是她的学生。“教书是把好手。”陈老师在村民中的口碑一直不错。

　　陈老师皮肤有点黑，但眼睛很亮，说话时总是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1991年高考时，成绩优异的她本该可以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但每年3000元的学费终究让她止步于校门，她带着遗憾下山当了一个多月修路工，后经选拔进入新村完小代课教书，同时也彻底埋葬了她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

　　哈铁小学共有一、二两年级16人，大多是彝族和傈僳族。今年6月教室成了危楼后，一年级11个学生被安置在村里的村民议事室里上课，二年级5个孩子则随另一位老师刘桂琴搬进了东北角一个昏暗的杂物房。

　　陈学群挥着一根竹枝给学生讲解“5以内的加减法”，同事刘桂琴则在另一角，带领学生大声朗读二年级课文《秋天》，“秋天来了，小草黄了……”上课的地方连窗户也没有，半面墙壁都是疏落排列的木条，冬天到时就成了冰窖。

　　陈老师常穿的是一件绣花白衬衣，领口处还特意别一朵缅桂花。她的普通话口音很重，所以学生们的也很重，但这并不影响她成为村里最受敬重的人物——全村共出过6个大学生，有3个是陈老师教出来的，连续5次被评为“县乡优秀教师”，她甚至还被推举为村支委里惟一的女委员。

　　陈老师每月的工资只有210元，一家四口，柴米油盐，时常入不敷出。幸好比她长1岁的丈夫曾建文精明能干，种了两亩泡核桃，一个月下来也能为家里帮补300来元，只是物价日涨，果腹后剩余甚少，这从陈老师那条已经看不出图案的毛巾和永远不超过3套衣服的箱子可以看出。

　　厨房是挨着教室的一间土房，贴满旧报纸的墙壁被熏得漆黑，几块碎砖围成的圆圈就是灶，一口生铁锅油垢横生，煮饭是它，炒菜也是它。陈老师一天只吃两顿饭，一顿是上午11时，另一顿是下午5时，都在学生放学后。记者来访的那天傍晚，她到村民家借了块猪肉，剁成碎末和着大豆煮成一碗，还特意多抓了把米，嘴里却老念叨“寒碜了，寒碜了。”

　　时针划过“9”，孩子们都睡了，此时，陈老师才会将那台已经用了10年的杂牌录音机拿出来，虽然时常卡带跑调，但这是她最心爱的东西。

　　16年间，陈老师身边有过5次转公办教师的机会，又5次因学历或年龄问题错过。关于代课教师将被清退的问题，陈学群并不清楚。

　　对于未来，陈老师也有期望的。“工资能高点就好了。”记者问多少合适，陈老师一脸不好意思地回答：“400来块钱吧。”说这话的时候，她也知道与她相同教龄的公办教师工资已经涨到了1400多元。

　　马娣花，51岁，一个老代教的遗憾

　　马娣花教了31年书，是整个永平县任教时间最长的代课教师，而且为人非常正派，这从一张乡里部分代课教师的合影得到证实——周围的人站相随意，唯有马老师一身笔直，笑得很规矩。

　　在满是泥泞的山坡上找到了稻田小学，学校和村子一样穷，10步见方的院子，两间泥房，学前班加一年级共17名学生，全校只有马娣花一个老师。

　　马老师圆脸宽额，山里人说是“福相”，但马老师并不认同——51岁的她已是百病缠身，3年前一次高血压晕倒后，肾病、眼疾接踵而来。现在大大小小的药瓶摆满了她的案头，一天3遍地吃。

　　记者赶到稻田小学的9月17日上午，马老师正在上拼音读写课，她用废弃的挂历纸自制了卡片，声韵母写得一丝不苟，还逐一拉着学生的手在练习本临摹找感觉。院子常有鸡鸭误闯，马老师拍着掌走到门外，嘴里“咕咕”地驱赶这群不速之客。

　　每过十多分钟，马老师就要抬头望窗外，一种至今仍未知原委的眼病缠着她，伏案时间过长，就会短暂失去视觉。

　　教室的土质地面上仍有雨水浸泡过的痕迹。暑假里几场大雨，把这间土房子灌成了一个水塘。9月开学后，近二十号人就这样穿着胶鞋泡在浅水里上课，马老师吸了湿气，脚踝一度疼得走不了路。

　　时常被马老师挂在嘴边的“憾事”是这样的：1977年，刚代课1年的马娣花因表现积极，获得一个照顾的名额——到离县城更近的小学当民办教师。马娣花觉得代课教师再怎么样也是吃国家粮的，放弃了。结果从1985年开始，政策变了，民办教师纷纷转公。心有不甘的马娣花4次参加转公考试，4次落第，后来虽然自考了大专文凭，年龄却又超了。马娣花就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辗转了20多年。

　　“我只是想人们能承认我，让我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在获得3次县级优秀教师、5次乡级表彰后，马娣花给县教育局先后写了两封信，但均无答复，有时她着急，就半夜起来坐在床沿上哭。

　　31年间，马老师先后待过4个村小，1980年代曾办过扫盲班，到深山老林动员适龄儿童尤其是女孩上学，那时山里人教育意识淡薄，孩子们都过着“放羊-攒钱-娶媳妇-生娃”的生活模式。

　　“现在不一样了，山里人也懂理了。”马老师17名学生里，女孩占了11个，更令她引以为豪的是：不少孩子没到上学年龄，家长就着急往学校送。

　　只是有一次，在县城读高二的儿子来学校找母亲，打量了一圈后说：“当老师可不怎么样。”说得她心里酸酸的。

　　雨还是有一阵没一阵地下着，院里一片泥泞，角落里冒满青苔，一排桉树和辣椒红迎风摆动。带领学生们打理这些植物和疏通被雨水肆虐的厕所，成了马老师劳动课的主要内容。

　　下午4：45放学，马老师开始做饭。山里吸饱雾气的松木和桉树枝烧起来浓烟扑鼻，但马老师好像并不介意，眯着眼睛弄了半个多小时，一碟炒青豆，一碗白菜汤就出来了。马老师吃得很仔细，菜不够了，就用汤泡饭，保证一滴一粒都不剩。

　　一张长凳加木板拼成的床，两个锈得看不出图案的暖壶，半瓶红墨水，半瓶蓝墨水，几个土碗，一个自编的背篓，马老师的房间就这几样东西，唯一的电器是一支由学生家长送的塑料手电筒。

　　马老师不用化妆品，20多年前一次“六一”节登台演出，化了一个大浓妆，倒被她牢牢记在心里。

　　山里人休息得早，不到晚上10时，村民就纷纷熄灯就寝。于是，马老师房间吊着的一个40瓦灯泡就成了山坡上的一盏孤灯，多少年来，夜归人凭着这点亮光，总能找到回家的路。

　　马老师在昏灯下摊开一张信纸，她还没有放弃给上级写信要求转公的尝试。但记者此前从永平县教育局了解到的情况是，自2003年11月最后一次公开考试之后，再没有代课教师内部转公的政策。很显然，马老师对此一无所知。

　　仅仅写了寥寥几行字，眼疾就让她无法自持，她使劲地揉着双目，但一声轻叹后，马老师还是放下了纸笔，斜靠在床沿上，陷入了沉默。

　　良久，马老师才抬起头来，转身摸到拴在床头的电灯绳，轻轻一拉。

　　灯灭了，整个村庄被黑暗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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