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河畔

　　杨亮庆

　　几天前的下午，我在家附近散步，看到一群人围在小区门前的河边，热闹地议论着什么。顺着他们的指向，我看到河沿上有一辆警车、一辆救护车、一副担架，担架上覆了一层白布，我猜想是人的躯体，几名警察和医生正围着担架忙碌。

　　“不知是谁家的孩子，才这么小就淹死了，还是个男孩，真可惜！”一位大妈叹息着说。我由此知道了事情的大概，正要离去，却被越来越多聚集过来的人挡住了。

　　一位父亲让他的儿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边唱着“乖儿子，骑大马，看热闹”，一边往现场里面挤，还差点儿滑了一跤。但这位父亲立刻又严厉地对他的孩子说，“看，这就是不听话的后果，以后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孩子似懂非懂地点头。

　　人群一层又一层地围了过来，我已经找不到退却的出口，就在我透过黑压压的人头、想喘口气的时候，我看到几个卖菜的妇女赶着小步跑过来。我惊讶于这些年纪不小的中年妇女的突破能力，她们穿越了层层人墙，到达了离警戒线最近的位置。其中一个妇女甚至试图钻过警戒线看个究竟，被警察喝止。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另一个妇女大声地问周围的人，连续问了三遍。我看见，她的脸庞红得发亮，一双眼睛透射出惊喜的目光，充满了无限的求知欲望，好像她来此地的目的，是发现了一座金矿。当有人告诉她，这是一起溺水事件时，这名妇女立刻沮丧了许多，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哩！原来就是淹死了一个人！”

　　“让开！让开！”没等这名妇女抒发完感慨，几个留着寸头、上身赤膊、穿着短裤衩的本地男子就一把将她推开，挤到了这个离警戒线最近的地方。

　　“我刚才听说是发现了一具女尸啊！还说是裸体的！原来只是个小孩！”一个脖子上挂着手表带一般宽金链子的男子不无遗憾地说。听了他的话，围观的人都笑起来，连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我终于理解他们排除万难重重围观者的原动力了：那是一个多么肮脏的念头啊！

　　我再抬头看看身边的人们，他们或踮着脚，想探过头去看个究竟，或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如同过狂欢节一般，还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某某家的孩子，他们家这下倒霉了；他们的面部肌肉，或好奇，或惊愕，或兴奋，或毫无表情，总之，我左顾右盼，看不到一丝怜悯与同情。

　　曾有报道，“9·11”事件发生时，消息传到国内，当即有大学生宿舍内响起一片敲打脸盆、饭盒的“锣鼓声”，说是“弹冠相庆”；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正值我国春节假期，有人便在饭桌上说，“大过年的美国人还给我们放鞭炮”。

　　难道，在生命面前，中国人和外国人有什么区别？我们居住在同一颗星球，我们是同类。既是同类，就应对彼此抱有起码的尊重与怜悯，互助互爱，互敬互救。

　　二战期间，希特勒的铁骑践踏着波兰，波兰医生照样医治德军伤员，只要受伤就诊，德军士兵和波兰士兵就都是他的病人；海湾战争时，中国的僧侣，在寺庙中焚香祷告，祈求世界和平、双方士兵皆免死伤。这是何等的气度，为什么在生活中就很少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