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主持人龙永图

　　高官主持人龙永图

　　在龙永图堆满资料的办公桌上，有林林总总与世界政要名流的合影。现在，他除了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在复旦大学等著名学府担任院长和客座教授之外，他最近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主持人。他应邀担任贵州卫视《论道》栏目嘉宾主持，成为中国入主电视主持界的第一位前政府高官。

　　文/ 杨澜

　　龙永图参与中国入世谈判前后达15 年的时间。在他的谈判席上会竖一个名签，于是有人拿这个开玩笑说，MR LONG，既然你的姓名中有一个LONG 字，那么也就注定我们的谈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今，中国已经入世了6年。6年只是一个开始，在这方面，龙永图觉得自己还有事要做。

　　5月16日晚，不少电视观众发现贵州卫视的演播厅里铺上了红地毯，从红地毯走下来的正是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此次，作为贵州卫视《论道》栏目的嘉宾主持，龙永图前来录制节目。此后，他一直作为这档高端访谈节目的固定嘉宾主持人，于每周三出现在电视观众的视线中。

　　就像把谈话说成谈判一样，WTO似乎已经成为龙永图生命里的一个烙印。龙永图参与制作的《论道》节目，几乎每一期都与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近些年来，龙永图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因为他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官身份。当年，在谈判逐步推进的过程中，龙永图的工作也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议。许多人担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民族企业会因为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一败涂地，甚至有人把谈判中的让步和民族尊严联系在一起。一时间，龙永图被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承受着巨大压力。

　　一个公众熟知的前政府高层官员，加盟电视主持界，这在中国恐怕是第一次。龙永图也因此又一次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Y= 杨澜

　　L= 龙永图

　　电视访谈一定要有对话的场

　　Y：中国入世6 年过去了，中国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竞争越来越充分了，特别是主持人行业，最近您又跟我们抢饭碗了，在贵州卫视您担任了嘉宾主持人，怎么会想到开始跨行了？

　　L：我觉得，中国现在发展实在太快了，世界经济、全球化速度发展太快，有很多新的信息都要向广大民众去传达。我自己那么多年的加入WTO 谈判和国际交往的经验，觉得我的解读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至少是非常新的 一个角度。所以我想，把我这样一个解读通过媒体转达给大家不是挺好的吗？

　　Y：在中国官场这是一个先例，你当时这样做，身边也没有反对的意见？

　　L：反对比较多。你何苦来，你讲一百句话正确，有一两句话讲不太对，那不是找骂吗？但是我比较执着，觉得中国对好多问题的看法，大家都不是很准确。能够有一些做意见领袖的人来，把这些舆论进行一些引导，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在中国入世谈判这么多年中，我对媒体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开始我们谈判的时候，一般不见媒体，所以我们吃亏很大，每一次谈判完了以后，谈判一结束其他代表团就去开记者招待会，我们就直奔家里去，第二天看报纸，看电视，全部是他们的消息，是非颠倒，而且都是我们不对，我觉得挺亏的。后来每次谈判完以后，特别是重大谈判完了以后，我们会隆重搞记者招待会，第二天，报道至少打个平手，也有咱们的消息，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媒体挺厉害。

　　Y：跟你一块搭档的电视台同事，压力会挺大？

　　L：他们开始的时候，也挺紧张的，因为他们老是把我当成一个官嘛！因为在贵州知名度也比较高，每一次去都是领导接见，突然大家平起平坐做一个节目，他们开始挺紧张的，但是他们现在非常好，因为他们也知道我这个人讲话很直，但是讲完了就算的那种。

　　Y：别人很关心说，您做论道的节目嘉宾主持人，有没有稿费啊？

　　L：严格来说，我主要还是当作帮助家乡的作业来做。

　　Y：但你很认真，第一次开会就在笔记本上写了好多页自己的策划和想法？

　　L：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得好一点。

　　Y：有没有你不习惯、不喜欢的呢？

　　L：就是他们把这整个节目的安排都写成文字，我经常反对他们这样做，我说这个电视采访一定要自然，一定要有一种对话的场，要出现这种对话的过程，你老是安全，你事前刻意做准备的方案，就会把整个谈判的气氛打乱。

　　Y：谈判的气氛？

　　L：不，是谈话的气氛，因为这个谈话有很多出彩的地方，都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地方。

　　引狼入室，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Y：您现在回头看入世前大家种种忧虑和担心，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想？

　　L：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经常低估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我们中国在近一二百年来，一直受外国的欺凌，国人有弱国、穷国的心态，在我们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是表露得很明显的。入世谈判实际上是我们把门打开，或把门打开得更大一点，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在“引狼入室”，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你怕他干什么？

　　Y：我们遵守的WTO 种种规则，反过来对我们国内的特别是政府很多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在这方面您的感触集中在哪些领域？

　　L：比方说国民待遇问题。我们承诺履行国民待遇的一些原则，承诺对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给予同等的待遇，后来国民待遇问题在中国引起了很热烈的讨论，特别政府官员里面引起很热烈的讨论。当时有人提出既然我们要给外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同等的待遇，那么我们首先得给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等的待遇。这样的话，我们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就有一个基本保证，这是最深刻的意义。

　　Y：您曾说过，把过去一个区分对待原则，变成一个非歧视的原则，这个前提条件变了吗？

　　L：对。后来在讨论农民工进城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有一些媒体和一些政府官员，用了国民待遇的原则。他们认为，我们在对待当地的老的居民和新进来的农民工方面，这些待遇必须是国民待遇，我非常高兴，觉得WTO 在这儿又发生了作用。

　　Y：我们不妨提一点往事，在过去这长达15 年的WTO 谈判中，可能在西方提出知识产权或者环境保护这样一些条款时，中国代表往往作出非常激烈的反应。现在回想起来，您的观念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L：是，我们当时很反感。我们想，什么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90% 都在你们跨国公司手里面，都在你们西方手里面，保护知识产权不就是保护你们吗？好像很理直气壮。再就是保护环境，你们过去一二百年工业化把世界的环境糟蹋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发达了，有钱了，我们发展中国家刚要建设，你们又说要保护环境。但这几年，我们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在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那么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去创新，那么中国在国际技术竞争当中，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保护环境，现在大家更明白了。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的过程，对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展观还是很重要的。

　　Y：如果我们把这些宏观的理论，具体到一个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您会怎么告诉他，他的生活这几年，因为WTO 发生了什么改变？

　　L：主要是使我们的市场更加丰富，不像以前，老百姓一定要买这家的东西，或者一定要买一个品牌，他们的选择更多了。我认为给一个老百姓更多的选择，就是给他更多的权利。可能很多老百姓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了。

　　Y：您现在做梦时还会梦见当年的谈判吗？

　　L：偶然，比如说睡觉时突然压住心脏太久的时候，感到很不舒服。

　　Y：剑拔弩张？

　　L：在谈判桌上，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一帮人坐在那里气势汹汹，大兵压境。

　　现在我不累，很开心

　　Y：您的妻子要是评价您的话，会不会觉得这两年您笑得多了？

　　L：比过去话多了，因为她以前老说我，怎么一回到家什么话都没有，我在外面一天讲的都是话，回家再讲话，还讲什么呢？现在我有选择性了，自主权比较高，有一些话我愿意去讲，我就去讲，电视节目我愿意做，我就做，我不愿意做你也不能逼着我做。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虽然时间上、节奏上比过去甚至更忙了一点，但是我不累，觉得自己高兴。

　　Y：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也是一位女强人了，在中国入世之后这么多年，你们肯定有很多机会再次碰面，再见面的时候，老对手之间这种感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L：好几任美国谈判代表，他们在谈判结束以后，见到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一句话：虽然你谈判有时非常强硬，而且有时拍桌子，我们比较喜欢你，因为你还是一个讲真话的人。

　　Y：不打不成交？

　　L：对，那么短时间就会把过去的对立都忘掉了。我记得主办博鳌论坛第一年，我请巴尔舍夫斯基来了，因为当时我们都刚刚卸掉官职、。一起谈谈过去，一开始就互相攻击，她就说我是一个特别抠门的谈判代表，我说你是一个非常贪婪的谈判代表。当时整个谈判的态势就是美方要价，我们还价，我们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所以，她极为贪婪，要一点，还要一点，就说我抠门，所以当时就觉得，气氛一下子就非常活跃起来。

　　Y：博鳌论坛经常能请到各国首脑，能不能讲讲您是怎么把这些大人物请来的，比如说比尔?盖茨？

　　L：一方面是中国的吸引力，他们都愿意到中国来看一看，这是一个请到国外政要和知名人物的一个基础。另外一个就是博鳌论坛影响力比较大了，所以领导人也好，知名人士也好，也愿意到这个论坛上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Y：介绍一下自己今天正做什么，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L：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主要是改变自己贫穷这样的状态，因为中国人受了几百年的穷了，穷怕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很大努力上，是解决一个温饱和小康的问题，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要对100 年以后的人，想说的是，希望你们不仅仅满足物质上的需求，应该追求更高的精神上的需求。我希望我们100 年以后的中国人，不仅仅在物质上是富裕的，在精神也是富裕的，在感情上也是富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