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服务型政府》
被采访人：
张志荣 原华西医科大学制药厂 厂长
李春城 中共成都市委 书记
姜晓萍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苏 鹏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 常务副区长
颜 安 成都市监察局 局长
葛红林 成都市人民政府 市长
刘汉固 原成都市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办公室 主任
刘守城 中共成都市武侯区 书记
谢存亮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主任
刘熙瑞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教授
李兆林 成都市公安局 常务副局长
钟 华 成都市车辆管理所 考官
谢述钧 成都市工商局 局长
廖正华 市民监督员
冷云松 市民监督员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古家村村民
成都市市民
第一部分
演播室：一说到政府，可能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领导、权力和监管这些印象，但是在四川的成都，一说到政府，很多市民首先想到的是“服务”，也就是说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解说：这是一张企业改扩建项目投资的审批流程图，在这张图上，一共有119道政府部门的审核程序，也就是说至少要盖119个公章才能办完所有的审批手续。从1998年一直跑到2001年，成都市华西制药厂为了申办这个项目，就是按照这张审批流程跑了三年。
张志荣：三年也没有搞下来，盖公章可能盖了一百零几个了。
解说：张志荣是当时新上任的厂长，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就是这些跑了三年还没有跑完的审批手续。
记者：当时有没有觉得奇怪？
张志荣：是比较奇怪，但是我也知道一点社会要办企业很麻烦的，但是不知道有那么麻烦。
解说：李春城，成都市委书记。2001年4月，时任成都市市长的李春城来到华西制药厂调研，希望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帮助。
李春城：他突然在后面就喊起来了。
张志荣：所以我马上火气就上来了，我跟他讲你们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你们）政府部门最大的责任，最能做的就是收税。
解说：随后张志荣向李春城倾诉了繁琐而漫长的审批手续带给他的痛苦和烦恼，李春城让张志荣提供一份华西制药厂所有审批手续的详细报告。
张志荣：马上我就组织五六个人，登记、编号。就像做一个研究一样就搞了一个星期，最后把这个图画出来了。
解说：李春城把这张密密麻麻的审批流程图挂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挂就是好几天。
记者：您看到这张图是什么想法呢？您什么反应？
李春城：我记得我曾经问过有关人员这个话，我说你们谁能办下来这套手续，谁都很难办下来，偶然当中见必然，它带有必然性。
解说：之后，李春城又派成都市法制办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发现当时在成都，一个非政府投资的，国家非限制类项目要通过34个单位的审批，平均需盖94个章，要花11个月，如果是政府投资的项目，盖的章还要更多，花的时间更长。
记者：你的反应是什么？心里怎么想的？
李春城：必须得改，必须得积极主动地去改，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记者：你为什么用这句话？
李春城：因为这是利益问题，和与利益有关的观念问题，也就是说这一场改革是一场权利重新配置的革命，从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来看，它确实带有革命的性质。
解说：要改革首先要弄清问题的症结，那么在如此繁琐的审批背后，政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和因素呢？成都市政府特请四川大学等四所高校对当时成都市各个政府部门展开全面的调研，几个月后，来自四川大学的调研报告引起了李春城的注意，姜晓萍教授就是调研报告的主要执笔人。
记者：行政管理的实际状况当时你们认为是什么样的，有哪些问题？
姜晓萍：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政府的角色定位不是很准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是过多。
记者：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会带来什么问题？
姜晓萍：那就会抑制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的作用。
记者：这是对市场的影响，反过来对政府自身有影响吗？
姜晓萍：政府的核心职能就是要给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这样的话你就会缺位，你越位以后就会导致缺位。
解说：政府的越位，对经济干预过多也正是造成审批繁琐的根本原因。
李春城：因为我们过去管得太多了，可以说我们是审批经济。
苏鹏：特别是职能部门，职能就是审批，不签字他觉得就没有权力，没签字就不能体现他的价值。
刘汉固：审批就是监管，管理就是审批，所以他要把审批搞得非常复杂。
姜晓萍：过多地干预市场就会给权利寻租，提供很适合的温度和土壤。
解说：那么对于政府的越位和缺位所导致的问题，成都市民和企业的感受又如何呢？
廖正华：如果是你今天不请他吃饭或者不给他买点烟，不私下里勾兑他，你就怎么把一个证都办不下来。
冷云松：本身就应该在你职责范围内，应该给我盖章的。但是我必须得要给你表示一下，所以说我们都说原来说不是当公务员，而是当官。
解说：四川大学调研组发现的第二个突出问题，就是各个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界定不清。
姜晓萍：就是说政府的权力和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对等的，我们说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权力在哪儿，它的责任就在哪儿，它的权力边界在哪儿，应该把它理清楚，不清就必然会导致社会上批评比较多的就是，政府的责任交叉、多头监管、多头审批现象。
解说：由于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责任界定不清，又造成了政府体制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政府运行机制不畅。
姜晓萍：就是由于政府之间，它纵向地权责不分，横向的权责分不清楚，这样的话会导致有利益的是，属于部门的利益可能大家都要去管，但是没有利益，有风险的事，可能所有的（人）都不愿去管，这样的话就会导致部门和部门之间协调成本非常高，导致行政效率降低，所以就会导致它运行机制不畅。
解说：政府机构运行不畅，办事效率底下，是成都市民和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时面临最多的问题。
张志荣：这些处室，这些厅局，它不是天天给你盖章，它还有其它事，人家要出差，人家要开会。
成都市市民：以前当然了，官气十足嘛。反正有这样那样的推托。
成都市市民：你问到这个 这个说找那个，然后问到这个，这个说在那个部门，所以说指来指去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都急得哭。
成都市市民：说白了官位气氛很重，我是官，你是民，我是管你的。
解说：2001年年底，四川大学专家组在调研之后认为当时成都的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的越位和缺位，权责不清，运行不畅等三大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成都的经济发展，而且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府机关普遍存在。
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始于1982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是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此为先导，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开始了机构精简和审批制度改革，2001年9月，国务院提出全面推进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而就在这一年的11月10号，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来自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各级政府转变职能，应对挑战的压力更显急迫。
而这时，成都市准备启动全面的政府改革，2001年底，四川大学专家组在调研的基础上向成都市政府提交了一份改革建议。
姜晓萍：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对策里面我们有提出了应该借鉴国际最新的公共管理的理论，所以当时我们有提出了建设企业新政府这个理念。
解说：所谓的企业型政府就是将企业 的管理模式引入政府管理，把公民当作顾客，强调政府要为公民服务。
姜晓萍：那么当时的成都市的市长李春城，他就认为在这个里边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是呢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要实现一个本土化和中国化，就提出一个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李春城：那么这和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个政府就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管制人民，就这样就把服务型的问题提出来了。
记者：那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规范化？
李春城：就是政府的服务它不是随意的，它一定是依法来进行的，必须是规范的。
解说：2001年12月，成都市政府提出要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以此推进全面的政府改革，可是当时并没有成熟的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范例可以借鉴，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当时改革的设计方案委托给姜晓萍的工作小组负责起草。
记者：刚开始提出这么一个初步方案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标准？
姜晓萍：我就认为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政府服务理念，依法行政的政府行为准则，公众需求导向的政府服务模式，违法必究的政府服务责任，那么这四大块最终要达到的价值目标就是怎么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由这种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李春城：这个政府改革它是必然的，这件事是比较做的，不做一定不行。
记者：为什么一定不行？
李春城：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你是束缚不住的。
第二部分
解说：2002年8月，成都市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的政府改革拉开序幕。和任何改革一样，这场源于政府自身的革命必将遭遇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阻力，那么成都改革的领导者们是如何应对，又如何化解的呢？
记者：那么面对这种既重要又艰难的局面，您当时的想法是从哪个地方开始？
李春城：从审批，减少审批事项。
记者：但是减少审批事项意味着，减少的是审批的权力，权力被减小的那些部门，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李春城：这个难就难在这里，这是革自己的命。
解说：改革的第一刀砍向审批制度，当时成都市政府要求全市各个部门把自己管辖的审批事项砍掉一半。经过几次削减，根据各部门上报的数字来看，已经有一半的审批事项被砍掉了，可是让李春城感到奇怪的是，企业的反应却没有减少，反而比以前还多了。
李春城：搞了几批嘛，下面还说难。
解说：当时成都市共有50多家部门，1000多个审批事项，这些部门说已经砍了一半，怎么可能会越砍越多呢？当时成都市已经专门成立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办公室”，刘汉固是第一任主任，经过调查他终于发现了这其中的奥妙所在。
刘汉固：有的部门它就耍了个花样，就分解、分细，实际上有的一个事项。它就变成了三项报过来，看起来数目很多，取消（审批）下来以后，发现算下来的总数就比原来统计的就多了。
李春城：还是利益驱动嘛。
解说：对于这个难题，李春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建立全市统一的审批收费目录本，向全社会公布，没有进入目录的就不准收费。
李春城：一般的收费和审批连在一起的，这个办法一实行，大家就都报收费事项，争取获得批准，列入本子，结果原来以为已经减少的审批事项，又冒出一批来。
解说：目录出来，所有的审批项目真身显露，一目了然，似乎可以下刀子了。可是刀还未举起，方方面面的阻挠又不请自来。
记者：那么你们在方案里面，当时有没有想预计到你们碰到的阻力？
姜晓萍：那肯定有预计，也有思想准备，但是现实情况与预计还要困难。比如说要实施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认为没法实施。
刘汉固：很多人在实行过程中嘴上答应了，实际操作他另外来一套。
刘守城：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审批项目，他不把它明示出来，想各种理由给你把它拖着。
解说：另外，由于很多审批项目能找到相关的文件或规定做依据，一些部门就以此为理由反对某些审批事项的改革，有的局长甚至直接找到了李春城。
李春城：我记得很清楚，曾经就有的审批事项的改革问题，有的局长就此和我争论了40分钟。
解说：在审批环节上虽然有相关的法规，但实际上很多规定只是原则性要求，并没有细化具体的管理细节。
李春城：就看你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去理解它，你要按照过去计划经济的办法，甚至从部门的利益出发，部门的权威出发，权力出发，那你完全可以有另外一套做法。这个改革最新转变的是大家的观念。
记者：你让一个人凭空无故地去转变观念，那是最难的事情。
李春城：要讲道理，但是呢主要要靠实践，你要做。
记者：如果遇到阻力怎么办？
李春城：说服为主，但是你要不做，我就换一个能做的人来做，要真不做，我们就真换。
解说：2004年4月，成都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免去10多名各级主要干部的职务，原因包括没有发展思路，上班打牌，管理缺位等等，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不在状态”。随后成都市委又在当年6月出台了《关于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提高执行力的八项规定》，成都市由此展开了一场干部问责风暴，先后三次集中整顿干部作风，在此过程中又有11名各个级别的一把手被撤职。
刘汉固：大大地增强了执行，如果执行力没有增强，可能我们的（改革）强力推进，就要打折扣。
解说：改革至今的5年时间里，成都市对审批事项一共进行了七次清理。按照法律法规，对于不该审批的事项，一律取消，共取消了审批项目758项，占原来所有审批项目的66％，对非政府投资项目则取消审批，改为登记备案制度。
另外，对于必需审批的事项则大大简化手续。那么该如何简化呢？成都市采用了一种方法叫流程再造。
记者：什么是流程再造？
姜晓萍：就是政府具体工作的流程。怎么根据公众的需求来进行再造？比如说我们在行政审批里面，你要去办一个项目，它现在的流程，是根据自己的组织构架形成工作的环节，然后形成一个流程，现在的再造就是要打破这个，先不考虑你的组织构架，而是换位思考，从一个申请人，他怎么办这个事情方便，他需要了解一些什么信息，来设计这个工作的流程。
刘汉固：就是转变角色，转换角色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树立民本位的思想，破除官本位，以民为本，以客为尊。
第三部分
解说：流程再造的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的政府部门集中到一起办公。2001年，华西制药厂厂长张志荣在向市政府提交审批流程图的同时，就向市政府过类似建议。
张志荣：还是希望能不能成立一个，就是这种一站式服务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就是说把这些要盖章的部门集中在一起。
记者：你们提的那几条建议变成现实了吗?
张志荣：应该讲变成了最好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
解说：2003年，成都市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开始在市级57个部门和区县全面推开。成都先后建立了市一级和各个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各个部门统一集中办公，实行一站式服务。尤其是成都市的政务中心和四川省的政务中心就在同一个大楼里办公。大大方便了群众。实现了集中办公之后，成都市又在全市建立了统一的服务标准。第一，每个部门的工作流程要完全公开透明，窗口工作人员要一次把办事流程介绍清楚；第二，严格规定办理的时间，超过时限追究工作人员的责任；第三，每个部门窗口设立首席代表，他有权力当场签字审批，不用再让办事的人等时间。
刘汉固：这个首席代表他就是局长的影子，在局长授权的范围下来签字。
苏鹏：首席代表在窗口，最后签字他就作数。
记者：那也就意味着领导没有签字权了？也就没有这个权力了？
苏鹏：开始也阻力很大，我们区委区政府强调，如果你派的首席代表你不相信，你局长就去坐在柜台。
解说：无论是多好的标准关键还在于落实，那么成都是如何落实的呢？成都市工商局、金牛区等部门率先试点引入ISO质量认证体系，严格清晰地规定了每一个公务员的岗位职责和工作程序，再通过督察和绩效考核来保证每一项服务标准的落实。
除了部门内部的督察考核，成都市政府主动邀请老百姓监督自己。2006年，33名市民代表被聘担任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监督员，廖正华就是其中之一。
廖正华：比如说我发现一个女娃娃打扑克，我就给领导反映，反映了以后这个女娃娃就写了检讨，扣半年奖金。
解说：廖正华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会跑到各个区县和乡镇的政务大厅对那里的工作状况进行明察暗访，大半年下来，她几乎已经跑遍了成都市十几个区县。
廖正华：那么我感觉通过我们督察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今年初，在我们整个成都市区12县，简直就是一下子，他们桌子毛都抓紧了，就是桌子都抓紧了，就是感觉很紧张，就晓得成都市聘请了这么多监督员，这些监督员就是遍布角角落落，遍布角角落落，随时都在暗访和监督他们。
解说：暗访中廖正华发现了很多问题，包括周五下午工作人员缺席较多，上班睡觉，打牌等等。由于她的监督举报，已有四名公务员受到处分。
记者：您这个监督员是志愿的，还是有报酬的？
廖正华：我们这个是没有报酬的但是我这个人性格就是天生地喜欢爱管闲事，打抱不平，公务员队伍，你服务对象是我老百姓，那我们老百姓说你好你才好，不能说你自己夸你，随时开表彰会说你自己好，那就是自卖自夸。我觉得这里头是一个更大的社会责任。
解说：为方便广大市民加入到监督政府服务的行列，成都市专门制定了《成都市信息公开规定》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府网站，服务大厅和街头的电子显示屏向社会公布各项政府工作事务，并通过网络，电话，服务大厅建立多种投诉渠道。同时，成都市还出台了《成都市国家公务员行政过错行为行政处分暂行规定》，《成都市国家公务员行政效能投诉和告诫办法》，《成都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初步建立起一套行政效能监督机制，目前已有80多名公务员因投诉受到查处。
颜安：我们文件出台，我们对23起行政不作为的投诉，这方面的行为进行了查处，很多都是通过群众举报，我们了解核实以后，发现的，查处的。
解说：成都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推进了5年，那么现在成都的服务标准到底落实得怎么样呢？
成都市市民：交流起来比较方便，你说你需要什么，马上就给你解释了，就不会东推西推的。
成都市市民：原来办事要慢一些，效率要低一些，现在速度就很快了，比如说办个什么东西，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办完了。
冷云松：原来比如办个企业，比如办个变更，还要找熟人，还要找关系，对不对？现在就不用了。从窗口进去，然后OK 就出来了。
解说：2005年成都又把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全面推向19个区县和各个街道居委会和乡镇农村。记者来到了新津县的古家村。
记者：你以前办过事吗？找政府办什么证吗？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古家村村民：办过，办过。比如说以前我自己到公安去。
记者：那个时候怎么办？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古家村村民：那个时候自己拿户口本，去到公安局，还要到村上开证明等等，很烦琐，现在就很方便。
记者：到那儿办事方便吗？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古家村村民：方便多了。
记者：怎么方便？
成都市新津县五津镇古家村村民：第一个不跑到县里面去，都是最近的，第二个因为现在网网联通，给我们村里代办员一办，三五天，两三天把事就办好了。
解说：现在成都的每一个村子都设立了便民服务室，并且由专职的代办员跑到乡里、县里免费帮助村民办完所有的手续。目前成都市所有的区县都建立了政务服务大厅，乡镇和街道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各个村和居委会建立了便民服务站，由电脑网络实现四级服务机构的协调联动，信息共享，构建了一个政府服务的四级网络体系。
引发成都政府改革的这张审批流程图，当年要盖119个公章，而现在只需要盖20多个，当时三年也跑不完的审批手续，现在则限定在68个工作日内必须办完。
除了按照成都市统一的服务标准进行建设之外，成都的各个部门和区县又根据自己的特点，在服务模式上推陈出新。这里是成都市武侯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去年他们把星级酒店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引入政务服务，专门聘请五星级酒店锦江宾馆的管理人员对政务中心的服务规范进行专门设计，对公务员进行专门的培训，最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服务模式。
谢存亮：这个员工手册里面就明确规定不能染发，员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小跑，员工的步速进行严格的规定和培训。
解说：政务大厅的环境和设施也按照星级酒店的标准,人性化的服务理念进行了设计，其中包括背景音乐，颜色搭配，植物摆放，和免费的打印、复印，饮用水，法律法规的咨询等各种便民设施。
记者：那有的人认为像你们引进星级酒店的服务，它是不是有点太形式化了？
谢存亮：我不认为是这样，引进星级酒店管理以后，对我们员工的服务理念，从以前的官本位转变到公民本位，非常有好处，有帮助。
记者：进了这个服务中心大厅，给您的印象怎么样？
成都市市民：很清爽，很漂亮嘛，主要是工作人员、服务人员，态度大变了，现在几乎是零距离。
解说：改革之初，成都首先选择了三个部门进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试点，成都市公安局就是其中之一，公安局一直是典型的政府监管部门，如何实现规范化的服务呢？记者来到了公安局最早进行改革的单位成都市车辆管理所。
李兆林：就是要做到两点，就是不安全的车不能上路，在车管要实现全过程的优质服务，就是在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里面都体现到优质的服务。
解说：走进成都车管所，从一进门的引导服务，到舒适的环境和各种便民设施，再到简化的办事流程，处处都可以看到服务理念的体现，这里已经很难让人联想到从前那种监管部门的形象。
记者：您比较一下以前跟现在有什么变化？
成都市市民：以前跟现在没法比，现在各方面比较先进，而且服务态度比较好。
成都市市民：公正，周到，服务蛮周到的，我的车是从杭州转过来的，相比杭州市车管所，成都的服务要周到得多。
解说：另外成都车辆管理所还在全国第一个组建了驾驶证女子考官组。
记者：当时为什么把你们这些女考官召进来呢？
钟华：因为我们女考官比较有亲和力嘛，说话也比男考官要温柔一些，那考生在我们考试的时候，他们心情要放松一些。
解说：在老百姓的眼里，驾驶证考试，新车上牌是很容易出现舞弊行为的环节，成都车管所采用电脑来随机选择考生和考官，新车上牌也采用指纹识别系统，任何人都只能从电脑提供的10个号码中随机抽选。此外，车管所还免费提供车辆调校等系列服务。
李兆林：我们某种意义也像医生一样，在我们这儿，我们是帮助你诊断出病，还要帮助你治好病，让你去上路，所以因此呢，我觉得我们把这个关系处理好了，我们就真正能够实现为老百姓服好务。
第四部分
解说：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就
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近些年来，深圳，南京，大连等很多省市也都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并在简化审批、优化服务，阳光政府等方面实施了改革。刘熙瑞，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他是国内较早提出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的专家，并到很多城市做过相关的调研。
刘熙瑞：普遍性的问题我觉得，一个是深层次的问题关注得少，可看得到的，形式上的、技术上的，关注得比较多。
记者：深层次的问题指的是什么？
刘熙瑞：深层次的问题就是运行机制和根本性的理念、观念，和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问题。
解说：成都市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否停留在简化审批流程、规范服务标准的技术层面？它在政府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理念等深层问题上走了有多远？成都在改革早期，重点实施了简化审批，流程再造，建立服务规范体系。但实际上，深层次的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在一开始的方案设计中就已经确立，而且成都提出了一种由局部改革推动整体改革的方式，叫流程再造推动组织再造。
姜晓萍：就是政府具体工作的流程，它变化以后必然就会导致有些处 有些科，或者是有些工作人员，他就会闲置下来了，这个时候必然你就要把组织进行调整，来适应这个新的流程，所以你内部的机构，比如你的处、室、科，甚至岗位就要根据这个流程重新进行调整。
葛红林：在流程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哪些部门不需要让它单独设立，可以把它合起来，也可以发现有一个环节，倒需要新设一个部门。
记者：这个办事的流程变了支撑它的结构也要跟着变。
葛红林：对。
解说：那么流程再造推动组织再造具体是如何实施的呢？成都市工商局是改革之初的试点单位，记者发现，现在在成都办一个工商执照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
记者：您好，您是来办什么事？
成都市市民：办理工商，公事的。
记者：办理工商执照是吧？
成都市市民：对。
记者：您是第一次来吗？
成都市市民：是。
记者：那你来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办工商执照麻不麻烦，怎么办？
成都市市民：肯定麻烦了，因为要经过很多程序，在这里咨询了一下，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成立了一个并联窗口，把资料交给它，它审核以后，基本上在两天以内就办完了。
解说：一般要办理一个工商执照，需要企业先跑工商局，再挨个地去跑税务局、卫生局等几家部门，而且先办哪个，后办哪个都有顺序，办完所有的手续最快也要65天，这种方式被称为串联审批。而在成都，现在办工商执照完全不用一个一个部门的去跑，只需要到政务中心的并联审批综合窗口，递交一套资料，这套资料就会通过网络同时传到各个部门，由部门之间协调办理，这样，一般只需要两天就可以办完所有的手续，最快的只要三个小时。这种方式被成为并联审批。今年9月，并联审批获得了“2007年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据记者了解，早在三年前成都就尝试并联审批的改革，但是一直到今年才实现，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苏鹏：这个关键是有部门的，一个思想问题，一个权力问题，当时部门资源都不愿意拿出来，它说我的都是保密的，我不能拿出来，我不能共享，我们开始这方面阻力很大。
解说：2005年金牛区首先试点推行并联审批，但因为工商、税务等等部门的人事管辖权不在区里，很难推行。
苏鹏：不拿出资源来，我内部先做一个网。
记者：然后就逼迫它，来共同使用这个网络，是吗？
苏鹏：必须使用这个网络来办，在这个网络上来办，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逐步达到你把资源拿来共享。
解说：为了实现并联审批，改变审批流程，工商局也进行了一项组织机构的改革，就是把审 批权集中在一个部门，成立了注册局，这样把以前的四级审批简化为两级，充分授权给窗口的首席代表，可以当场签字办结。在审批权集中的同时，成都工商局局长谢述钧还在考虑如何通过组织再造解决长期存在的一个难题。
记者：什么问题呢？
谢述钧：就是企业老是反映，执法部门有重复检查，今天你来、明天他来，这个也管我，那个也管我，这就是执法当中出现了多层、多级、多头这个问题，也容易出现执法扰民的问题，你能够保证你几千的工作人员，每个人在执法过程中不犯错误吗？这难，很难。
记者：那怎么办呢?
谢述钧：要解决它的权力问题，就是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权限，它是法定的，哪些事该你，哪些不该你的，要重新划分。
解说：就这样，工商局又成立了第二个新的部门，公平交易执法局，原来7个处室的执法权全部集中到了这一个部门，从前工商所的执法权限削减，执法流程由三级精简为两级。而且对执法程序做出严格规定，立案，调查，审核，执行四个环节必须分离独立。
工商局的试点成功之后，目前成都市的各个职能部门都在逐步实现审批权的简化集中，和执法权的进一步整合。近两年来，成都市还对30多个部门的职能进行了调整，合并，原则是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管，比如园林局和林业局都是管理林木的，原来一个管农村，一个管城市，现在就合并为一个局。但这种机构的合并与职能的调整，又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撤并部门之后，必然会出现人员闲置，成都又是如何面对的呢？
李春城：那么政府还有很多该做的，更该做的事情，就是我说的事先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去调查研究，去研究宏观政策，去制定规则，然后履行你政府的监管职责，叫加强两头，简化中间。那么这样的话，职能转变就变得非常具体了。
谢述钧：那么现在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是什么呢？我觉得政府是归位，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成都市市场经济秩序当中的，诚信建设、责任体系，包括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我们都有责任帮助他们，把它建起来。
解说：在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成都市的投资体制和财政体制也进行了的相应的改革。首先是实现各个部门由财政统一拨款，取消各个单位的小金库。
财政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公共服务财政体系，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民生方面的投入。从2003年开始，成都市政府陆续投入10亿元，在全市所有的乡镇农村建立了410所标准化学校。
葛红林：经过这三年的努力，你可以到我们成都去看，农村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而且我这个学校的起点比较高。
解说：目前，成都市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公立卫生院。这是近两年来成都市投入了3亿多元修建的，并实现了全额财政拨款。为了解决农民的看病和养老问题，成都市已经在全市农村实现了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又在农村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公共服务这种职能的发挥。跟建设服务型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
葛红林：你既然是人民的政府，你要服务人民群众，你的服务的重点，你就是应该要放在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
姜晓萍：所以这个时候，服务型政府已经开始转型了，转到什么，去追求价值层面的东西，就是怎么通过加强，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推进政府的转型，来实现体现公民本位的价值追求。
第五部分
解说：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利益的调整和博弈，成都的改革自始至终也都存在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那么成都这场前所未有的政府改革能够顺利实施的原因是什么？尤其是那些被裁减了权力与资源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内在改革动力又来自哪里呢？
记者：就您个人而言您的这种工作的动力从哪儿来？
苏鹏：作为一个公务员，我应该做我应该做的事作为政府给我的报酬，我很满足了。
记者：在成都是什么水平？
苏鹏：在成都应该说，我们区里面的水平，算是比较高的水平，我应该努力去做好，你做好了，你为老百姓办了事，自己心里踏实，不会自责，不会心中有愧，觉得很坦荡、很心安。
谢述钧：观念的改变嘛，一个是大势，政府形势 经济形势，成都市发展的形势，那么这种形势，迫使一个人的观念要变化的。
解说：为了建立约束激励机制，成都市出台了目标绩效考核办法，每一季度都要对各个部门和区县进行考核打分，同时每一年还组织上千名市民代表对各个部门进行测评打分，建立了群众参与评判的动力机制。另外在成都市的财政体制改革中，还出台了一个阳光福利补贴办法，由市级财政按照统一标准给各个部门发放补贴，各个部门自己则不能发放任何钱物。
记者：比改革之前工资的收入，比以前高了还是低了？
刘汉固：有的部门高了有的部门低了，你比如说我，我就提高了，应该说多数人受益。
解说：成都市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进行了五年，据四川大学在2005年底的抽样调查，
政府工作人员对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认同度高达97％，77％的企业认为通过改革，政府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另据成都市投资软环境调查测评工作办公室的调查，2006年群众对党政机关工作的满意度为84.5%，而在改革前，这个指标只有40％。成都通过5年的改革，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成都的投资环境相对从前大大改善，城市的综合实力稳步上升，去年名列全国第九，西部第一。
今年6月，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成都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对成都的正在进行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来说意味什么呢？
李春城：这也对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要寻求突破。
记者：这个改革的难点在于权力的重新配置，权力的理顺，责权的明确，那么成都在这个难点上您认为它走到哪一步了？
李春城：万里长征第一步。
记者：为什么说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李春城：我们的体制机制距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距离实现构建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还差得远呢。但是呢，应该说开了一个比较好的头，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按照这个要求立足于我们已有的实践，制定新的方案，这个方案会更系统、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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