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预防肾病在进诊室之前

　　王海燕：预防肾病在进诊室之前

　　Text 文/ 本刊记者 赵恒刚

　　年届古稀的王海燕看上去要年轻许多，微微发福的身材，方阔的面庞，一双大眼睛里透出锐利而慈善的目光。若不是一袭白大褂在身，会让你感觉这是一位在京城的街道居委会里常能见到的那种大嗓门热心肠的老太太。

　　坐在她面前的是个年轻女子。王海燕仔细地翻看着一厚摞检验报告单，询问患者的发病经过和病情征兆，女患者突然抽泣起来：“大夫，您一定要救救我……是不是尿毒症? 还能治好么？”王海燕耐心而冷静地告诉她：“要确诊还得进一步检查,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出病因给你治，万一失去了治疗时机，还有替代疗法。你要面对现实，既然得了病就不要害怕，要相信医生，我们共同向疾病作斗争，争取最好的结果。”从医五十多年来，王海燕就是以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和医治每一位患者，由此赢得了她在肾脏病学科的赫赫声名。

　　“飞”入医学之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山东青岛，一对热血青年企盼着抗日风暴的到来，他们想到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散文《海燕》，就为刚刚出生的女儿取了这个名字，以寄托他们期待投身于革命暴风雨的志向。

　　1954年，王海燕报考大学的时候，新中国已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对战争年代人们缺医少药的深刻印象促使她毅然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在学校里，她一直是刻苦用功的好学生。1959 年毕业分配到北大医院内科，成为一名医生。

　　当时的内科主任王叔咸教授是中国肾脏病学的奠基人，王海燕考取了他的研究生，一边当医生、一边上课、一边做课题。“全世界的肾脏科医学研究都开始于20 世纪50 年代，我国的肾脏医学起步不晚，发展过程中坎坷太多”。改革开放以后，王海燕有幸作为中国第一批被派往美国进修的学者，两年多在国际一流的肾脏内科的培训，为她以后的展翅高飞进一步打下了基础。普通而又特殊的机遇让王海燕参与了中国第一个肾脏内科的创建，并在这个领域里一直工作到今天。

　　医生与判官

　　王海燕的助手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国内某大集团的副总，在京城一家大医院确诊为肾脏病后服用多种好药、贵药，过度治疗，不到一年就出现了股骨头坏死，面临残疾。无奈之中他来到了北大医院，王海燕诊断后只保留了一种药，一次就吃一片……一年以后这位负责销售的副总又全世界到处跑了。

　　王海燕的医术究竟高在何处？她的同事说：王大夫对疑难病情诊断的准确性要远远高出一般医生，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从全国各地找到这里，就为讨她一句话。据医生介绍：肾脏病虽然有不同的病因和不同的类型，但是一般来说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还有较大的防治余地，到了第五个阶段只能采用透析、换肾等替代疗法。对于患者来说，只有搞清病因、病的类型和准确判断病人处于哪一个阶段，才能确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就是很多患者一定要找王大夫看病的原因。前不久，有一位王海燕20 年前看过的病人，因为腰椎疾病需要做手术，那家医院的外科医生顾虑他的多年肾病，怕手术导致肾衰竭引发严重后果不敢做决定，病人家属特意来请王海燕定夺。王大夫仔细分析了病人肾功能现状，认为可以手术。结果手术非常成功，病人摆脱了将一生瘫痪的困境。

　　为什么王海燕能准确诊断？她的同事和学生们说：其实，现在各大医院的条件设备都相差无几，王大夫的水平当然离不开她多年的经验，但更让人服气的是她的仔细和认真，同样是那些化验检测数据，有时候王大夫就能发现其中的细节，得出别人没能作出的结论。“诊断和治疗最重要的是做好分析研究，有时候发现一个肿大的淋巴结、几个出血点，都会为正确诊断打开思路。”王海燕深有感触，现在的医疗设施日益先进，各种新药也越来越多，但是如果医生过多依赖仪器和过度用药，不但加重了病人的经济负担，还有可能加剧患者的病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医生有点像判官，有时你的诊断能判定病人的‘刑期’和生死。但是当好判官只是尽了医生一半的职责，更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发现病人可以治疗、有机会恢复的可能性，提供准确有效的治疗，为他们提供生的机会，争取更好的生存状态，这是医生不同于判官的根本之处”。在多年的肾病诊疗中，一种责任感让王海燕意识到，坐等病人就诊往往错过最佳救治时机，一个好的医生必须要走出去……

　　预防，在进诊室之前

　　近些年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小医院的医疗设备越来越先进，做透析的晚期肾脏病人也越来越多。相关数据显示：全国由于肾衰竭而采用透析或换肾等替代治疗的病人在2001 年只有40022 人，2006 年已上升到66700 人，每年增长10%，中国每年用于肾脏病人透析的费用达到60亿人民币。王海燕说，虽然治疗条件改善是替代治疗人数增长的原因之一，但是人们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慢性病导致肾脏病人增多的现象绝对不容忽视。

　　到底哪些人容易得肾脏病？肾脏病能不能在早期加以预防和及早发现？这些问题在王海燕心头萦绕已久，却苦于没有国内的调查研究数据。“以前国际医学界用的数据都是美国的，美国人和中国人无论在生理上还是所处环境都有很大不同，我们需要自己的数据。”这一信念促使王海燕走出诊室，带领学生们创建了中国人自己的肾小球功能评估公式，主持了历时三年的北京市慢性肾脏病流行学调查，在18个区县内对18周岁以上人群进行抽样问卷和检查，获得了13925份有效资料。这样的调查在中国是第一次。

　　王海燕打开她的电脑，用简洁的图表介绍这次调查的意义：北京市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已达到9.3%，接近世界的最高指标；引起慢性肾脏病的几大原因是：糖尿病、高血压、滥用药物……这一调查不仅为医学界，也为国家提出了警示：按北京调查结果推算，中国的慢性肾脏病人已达到1.21亿，如果其中1%的病人发展到需要替代治疗，每年将消耗治疗费用1210亿。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肾病早期预防，尤其是高危人群。”王海燕说，“这些年人们生活好了，有些人不注意生活方式，大吃大喝，又缺少锻炼，导致了高血压和高血糖，这是慢性肾脏病形成的重要因素；还有人滥用药物，有点病就用贵药、多用药，久而久之造成肾损坏。高危人群如果平时注意控制血压血糖指标，不滥吃药，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肾病。肾病如能早一点发现，就能延缓发展甚至治愈，许多人就会活得更长、活得更好！”

　　采访中王海燕一再嘱咐记者要多呼吁肾病的早期预防，话语之间让笔者感受到她内心深处那种医生特有的关爱之心和责任感。

　　与澳门的“肾”缘

　　“我最怕采访，只因听说是澳门的杂志才决定接受的”，王海燕半开玩笑地说。原来她曾两次与澳门因“肾”结缘。

　　几年前，王海燕在一次国际肾脏病学术会议上见到了来自澳门的医生并得知澳门刚刚成立了肾科学会，对肾脏病的关注让他们一见如故，有着谈不完的话题。之后王海燕接受了澳门肾科学会的聘请，成为该会的名誉学术顾问。2003 年和2006 年，王海燕两次到澳门，作为特邀专家在澳门肾科学会做专题学术报告。

　　谈到澳门，王海燕惊叹这个城市几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感叹澳门医学界对肾脏疾病的关注和澳门医生的敬业精神：一个只有50 万人口的特区，就有了研究肾脏病的学会，在今年的日本国际慢性肾脏病研讨会议上，澳门的医生也有一个发言，他们做得不错。

　　王海燕寄言本刊祝澳门不断发展，并吁请澳门的人们在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中注意爱护自己的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