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的社会：富二代在改变灰色形象

　　富豪的社会：富二代在改变灰色形象

　　要将自己从安全与仇富的焦虑解脱出来，回馈社会是一个上上之选。按照一名温州商人的理解，“我们只听说过哪个四处招摇的暴发户被杀，可是，谁听说过一个真心诚意的慈善家被抢劫呢？”

　　见习记者 华璐 记者 炫风 实习生 洪鹄

　　定格在公众眼中的杨惠妍，只是一位身着红色霞帔的腼腆新娘。

　　只是短短的3年，杨惠妍就从家中娇女“豆豆”转变为拥资1300亿元的中国首富。“富二代”在今年的榜单上格外惹眼，除了杨惠妍，还有多位少壮派企业家上榜。胡润说没有想到那么快就在榜单上出现了第二代富豪。“目前富豪榜上的富豪平均年龄是47.3岁，按照中国人一贯的家族传代，第二代富豪会在今后的20年时间里陆续出现。”

　　相比普世价值，上一代的中国富豪们则更看重血脉相承。北京银行的数十位“娃娃股东”，便是富豪们基于继承考量下的产物。2005年，在某报刊对33名中国内地创富人物的调研中，12人选择将产业交给“交给家族成员”，只有1人表示交给“社会救助”。从创业到守业，从地下到台面，富二代面对着与父辈更大的挑战：如何在阳光下生存，乃至成为与西方富豪一样的道德典范。

　　回溯《胡润百富榜》推出的头几年，第一代富豪们因为榜上有名而惶惶不可终日。首富黄光裕急忙摇头，“胡润把我当商品炒作”；而2005年的榜眼太平洋建设集团严介和则声明富豪是个弱势群体，“胡润榜对我来说，负面影响太大了。”被戏称为“杀猪榜”的百富榜为富豪们带来了两个不可回避的隐患：个人及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可能遭受到的威胁，以及公众对财富积累“原罪”的声讨。

　　2003年《中国工商》发表的一份调查表明，民营企业家最大的心愿，就是“生命安全”，“除健康以外，他们还担心敲诈，绑架，勒索，威胁……”。1984年，全国仅发生绑架案件5起，而在20年后的2004年，公安部公布该年的绑架案件数为3863起。山西钢铁大王周海仓、温州富商周祖豹，这些发生在保镖眼皮底下的谋杀案令富豪们胆战心惊。

　　如果说人身安全只是对生存层面的忧思，那么对“原罪”的声讨则直接拷问富豪们的灵魂。重庆力帆集团的董事长尹明善就曾经诚惶诚恐地说，自己对普通工人抱有深深的负罪感，整日如芒刺在背。中国人民大学一项统计表明，大约有60%的人相信富豪的财富通过非法手段攫取。走私贩私获利高达66亿美元的赖昌星、卷入上海社保案的周正毅、集资诈骗数十亿人民币的牟其中……这些倒下的富豪让民众更愿意相信富人的发家致富建立在种种污点及灰色地带上。

　　天涯一篇名为《我们就是要仇富——与茅于轼先生商榷》的博文中，网友抛出了这样的观点，“试想一下，我们国内没有人仇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之类的富豪，而偏偏仇视这些在富豪级别上要低级很多的国内富豪，为什么？”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的一句名言让众多欧美富豪找到了退休后的人生坐标——回报社会，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敬。盖茨在遗嘱中公开宣布，将把财产的98%留给慈善基金会。2006年，“股神”巴菲特宣布捐出个人85%的财产。盖茨的父亲威廉、金融巨头洛克菲勒等巨富甚至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威廉在请愿书中写到。

　　要将自己从安全与仇富的焦虑解脱出来，回馈社会是一个上上之选。按照一名温州商人的理解，“我们只听说过哪个四处招摇的暴发户被杀，可是，谁听说过一个真心诚意的慈善家被抢劫呢？”2004年以来，中国富豪为慈善做出的努力开始为人熟知，福建彭余年大有西方慈善巨富的风范，将所有财产用于救助眼疾病人。“富二代”在这方面比他们的前辈更富有现代性：在继承财产的同时接过慈善火炬。在杨惠妍的建议下，其父杨国强斥资千万创办了资助贫困学生的国华纪念中学和“仲明助学金”。

　　随着资本市场的透明化和企业形象塑造的需要，继续当隐形富豪似乎已不再现实。在公众尚未对“富二代”的印象完全定性的时候，“富二代”正在花费更多精力来稳住天平的两端：财富与社会。改变在民众心中的灰色形象，树立起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道德榜样，“富二代”接手巨额财富后需要须以更广阔的胸襟直面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