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脱壳：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

　　“富二代”脱壳：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

　　主笔◎朱文轶 实习记者◎马芳

　　胡润和他的竞争对手《福布斯》无一例外把今年的首富给了杨惠妍。这位26岁的年轻女首富几年前刚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完市场营销和物流专业学士，对这个家族所从事的房地产生意还一无所知，但她拥有59.5%碧桂园股份，使她登顶首富至少在数字上毫无悬念。

　　与上一代中国富人充满争议的崛起相比，财富的继承显得无可非议，它在中国暂时还不会遇到遗产税的挑战。“新富们”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民间财富的历史舞台，但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有效角度之一，在一些观察者眼中，财富的社会性尺度似乎在淡化。发现中国财富真相的不同侧面，是胡润和《福布斯》两份榜单努力追求的商业竞争力所在，现在他们显然遭遇了困境——他们似乎只能捕捉到越来越多雷同的“事实”。

　　两张不同的财富榜对财富的计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相似，两张榜单前10名富人的重合率高达80%，前20名的重合率也达到了70%。尽管胡润对此对本刊记者有些抱怨，“如果距离创业太远，那榜单的意义就没有了”，但上市公司的报表的确正使得家族企业看上去千篇一律，那些过去极力隐藏在财富之后的富人们现在更乐于将子女推向前台。根据胡润的统计，2007年，年龄小于40岁的富豪有67位，杨惠妍之外，32岁的彭小峰、26岁的钢铁业富豪李兆会、27岁的房地产富豪曾胜和电解铝行业的史跃武都名列前席。他们除了拥有共同的年轻之外，还拥有共同的财富背景:一清二白，无可挑剔。

　　胡润说编榜9年，第一次使用“转折”这个词，他认为，2007年无疑是中国民间财富的转折之年。“第一个时间点是1978年前后改革开放，广东珠海这些房地产企业兴起，这是中国民间财富的积累初期。1993年是企业家的小学，因为邓小平南巡后很多企业家开始创业。2007年初，这些民企大都进军资本市场。”“资本化”是民营企业家运用金融工具估值财富和表现财富的开始，也是寻找富人的胡润们按图索骥得出相同答案的原因。

　　在另一些研究者看来，财富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定型是民间财富资本化更深入的结果之一。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既是富一代和二代之间关于财富继承的转折，也构成了中国新一轮财富分配的一部分，“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是按资本，而不是按劳动”。社会学家孙立平对本刊记者说。“富二代”成为这轮财富分配最直接的受益者。

　　“创业和继承财产在新的富裕人群里正成为比重最大的两块。”万事达国际组织今年8月发布了中国富裕阶层报告，这次调查的领导者万事达亚太区首席经济顾问王月魂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内地富裕阶层中31到46岁这个年龄段占到64%，“内地富裕阶层的年轻化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和趋势”。

　　这个影响未来中国民间财富版图的代际转移在江浙、广东、福建这些民间资本富足天下的地方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凌曾经在浙江8个县市做过一个企业调研，他发现，312家企业中，2/3以上都是家族企业，“温州银监分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光温州一地的民间资本约为1500亿元人民币，这‘1000多亿元的民间社会资本、100亿元左右的银行间歇资金和14.4亿美元的个人外币储蓄’将要在代际间进行的转移是前所未有的”。“在未来10到15年之内，要交班的家族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财富继承和转移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胡润的依据更直接，“百富榜上富豪们的平均年龄是46岁，按照中国人的惯例，60岁是退休的年龄，未来10年到20年将是中国民间财富从第一代创业者转至第二代的高峰期。”

　　“富二代”的诞生显然比观察者们预计得更早。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的副院长徐萍平是一项创业培训项目的带头人，她不久前参加了一个女企业家研究会，讨论的主题落在了家族继承问题上。“我发现大家对这种讨论最感兴趣了。”她对本刊记者说，“家产越多，越希望孩子接班。”财产转移税负环境显然还并非中国富人们需要面对的压力，而让他们提前做出财富转移安排更深刻的动力可能还是出于长期以来伴随财富的不安全感。徐萍平回忆:“有个女企业家孩子只有10多岁，人家说她操心太早，她说，‘王均瑶的孩子小不小？所以还得早做打算’。讨论时很多人都说，子女能干，让他做老总；次一点，做董事；实在不行，就做股东。但话说回来，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力够，哪个家长愿意请外人打理企业呢？”

　　尽管“富二代”提前亮相仍是第一代富人主动安排下的产物，毕竟巨额财富至少表面上已经交到了这些年轻富人的手中。而“如何有效地继承，这需要一个过程”。陈凌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亚洲家族企业普遍正面临的问题，“建国后对工商企业的改造使历史上存在的家族企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极少的企业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是崭新的。和新兴国家一样，中国缺乏财富传统，还没有一个像‘肯尼迪家族’那样的家族式榜样”。-

　　“富二代”的背后身影

　　主笔◎朱文轶 实习记者◎马芳

　　接班与股权继承分离

　　徐萍平主持的“创业班”一开始并非严格地针对“富二代”，而只是“有创业需要的年轻人”。“2004年商学院开办创业班，是受美国国家独立企业联盟调查研究的启发，‘2/3的企业家来自拥有企业的家庭，原因是他们能获得有关企业的感性认识和创办企业的意识’。”徐萍平说，结果却大出他们意料。

　　“尤其是第二届，报名时一下子来了100多人。不少希望孩子接班的学生家长直接给老师打电话，着重介绍自家企业规模多大，希望孩子能到创业班来学习。很多学生在面试时也就主动告诉我们，家里的厂有多大、资产有多少万元。”徐萍平说，“我们第一届招生时候，并没有明确考虑学生要有怎样的家庭背景，后来有记者来采访，我现场统计了一下报名表，才发现30个学生里有一半以上是民企老板子女，千百万元资产的很多。”从第一届招生开始，学生的家庭背景就作为考虑因素之一被专门列入报名表，但发现这个真实的比例之后，徐萍平们就再也不敢统计和公开这个关于财产的真实数据了，“怕被误解和炒作”。

　　而同样是在浙江开办的、由宁波方太厨具的董事长茅理翔牵头的“中国家族企业专修班”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一些前来报名的学员把家里的两个保镖都带来了。据说，“直到所有学员都相互熟悉，确认安全之后，保镖才离开学校”。

　　现在，众多富豪把子女送到了国外，而且是最好的大学，比如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与耶鲁。有趣的是，文化素养高一些的往往把孩子送到英国，而相对文化较低的富豪父母选择子女去美国念书。

　　很难说“富二代”接掌财富的时刻已经真正开始，几乎每一个“富二代”身后都隐现着上辈的强势身影。这场提前开始的财富转移，仍然可以看做是上代富人主动安排家族财富版图的延续。浙江商业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发起了《浙江商人培育继承人方式的调查》，调查结果是，“其中，45%以上的人认为目前还不具备接班的各项素质，不愿意接受其父辈的事业”。杨轶清告诉本刊记者。

　　连续几年的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照例没有更多关于刘畅的信息，尽管这位往任中国首富的女儿已经更早出现在民生银行和金鹰成长基金的股东名单中。这与刘永好定下的规矩有关，他希望女儿10年内不在媒体面前曝光。从财富转移到真正接班，刘永好预留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间。

　　中国家族企业经营权的接班和股权继承的分离仍没有现成的样本可参照，“国外家族企业都有基金会，以家族的名义进行经营，但基金的继承者本人不可以随意操纵这些私有财产，需要有职业经理人和监督机构经营，这样，决策者和公司的经营者都有明确目的”。家族企业研究者陈志立说，而在中国，财富的控制权的旁落始终是这场代际转移中的最大隐患。

　　浙江中宝集团董事长吴良定的提前布局就完全出于他的规划。吴良定自己创办的中宝集团派生出了万丰奥特集团和日发集团，分别由夫人和大儿子任董事长，自己仍然担任中宝董事长。老二是女儿，在中宝国际贸易部当老总;老三是儿子，在南航工作，老四在英国读书，将来可能是吴良定的接班人，老五还在上学。夫人、女儿、大儿子和老四都做了明确安排，老三和老五都不在家族企业内上班，可以给予部分股权的方式来继承部分财产。

　　一名观察者分析，吴良定的这3家集团公司业务各不相同，在产权上完全独立，互不控股，但家族的个人分别在3家公司里占有股份，3个人的股份加在一起能绝对控股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以万丰奥特集团为例，吴的夫人陈爱莲任董事长，占40%股份，是第一大股东。吴良定占23%，大儿子吴捷占4%，女儿占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其余股份为家族以外的股东所占有。万丰集团下面的10家子公司，每家子公司都由集团控股65%，其余35%为家族以外的人所有。这种分权而立的扁平结构让吴良定解决了多人财产的转移分配。吴良定说，“我把帽子戴在头上，把根子落在底下，你到工商局去查，这几家公司是互不关联的公司，查到下面才会发现股东都是一家人，是一个家族在控股的”。

　　“无论第一代富人对财产做出怎样的安排，财富过渡到二代手中，控制人的强势一定会有所减弱，民营企业的社会化是个必然的趋势。”陈志立说，“随着财富转移中股权结构的改变，中国民间财富会相应地呈现出由隐秘到透明的过程。”

　　新财富的旧传统

　　一旦进入操作层面，富二代和一代的财富交接，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两种经营模式的碰撞。“现在富人通常的做法是，把下一代送往欧美最有名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却发现子女的学院训练和他们的经营传统格格不入，第二代尽管娴熟华尔街的运作模式，却往往无法和父辈一样掌握国内政商环境。”陈志立说。这场游戏并不仅是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是要在本地市场获得认可、打开局面。亚洲家族企业的共性是它们的成长都充满人际智慧，这种经验“不是在哈佛可以学到的”。

　　陈凛被互联网经济的热潮推回中国时，已经在瑞士银行做了3年投资业务。他后来说到自己和父亲陈逸飞对待财富观念上的最大差异时认为，“他是从做实业的角度考虑，我是从投资的角度”。这位读完初中即去美国上学、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Carnegie Mellon)大学工商管理系的年轻人在2000年办了网站，几个月后就解散了。“我把股东的钱退还，开始帮父亲做融资。”陈凛说，是他说服了父亲接受风险投资。之后，陈凛对父亲说，他可以证明给父亲看，即使不用一分钱，也可以做成事。

　　陈凛是一部分“富二代”的代表人物。他回国后，经常举办以商务交流为主的派对活动，他和江南春的一次合作据说就始于这样的派对。

　　热衷于媒体与投资的陈凛看上去对逸飞集团本来的业务兴趣不大。他被自己的投资理想激励着，似乎已不大可能在传统产业上停留。他的想法是:做一个“盘子”，引进资金和管理层，这样就不会再像父亲一样累。陈逸飞的服饰公司也曾引进过职业经理人，效果不好。陈凛回忆，“当时服装公司做了两三年了，再做下去肯定很累，我建议父亲引进风险投资。我跟他讲，家族性企业会做得很累，你在画画，还想拍电影，最好是能把担子卸下来一些，让别人进来帮我们一起做。我说，100块钱的百分之百跟1亿元的百分之一概念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做大。股份的稀释是难免的，但是一个盘子做大后，你占到1%到2%已经不得了了。我父亲相对比较传统，我当时慢慢儿地跟他讲，把他的思路改过来。这有一个过程”。

　　一代和二代富人的差异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很多观察者注意到的，新富诞生的“知识化”可能会是个过于表面的判断。“中国的财富传承并不意味旧传统在代际转移之间彻底割裂，相反，上一代正想方设法把他们所具备的社会资本和财产捆绑在一起交给下一代。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传承才更有安全感。他们从上一代人手上继承到的财富只是资源的一部分，而无形的社会资源背景在这些年轻富人立足的根基上发挥了更决定性的作用。”陈志立说。

　　陈凛是知道主动运用这种资源的年轻人。“我本来是做金融投资的。我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不需要投什么钱，国外有大笔钱可以给你用，全部是资源。在中国做生意难在没有资源或人脉关系，这是最主要的。”他说，“我的做法更倾向于做一个盘子，让风险基金、兼并基金、私募基金进来，让管理层进来，给他一些股份，让他去做就好了。实际上，很多事情做起来是一分钱都不需要的。我父亲在全国有这么多的资源，朋友遍布各行各业，这些人也都想做很多事情。而民营企业家懂英文的很少，懂国际资本运作的人更少，他们往往是单打独斗，靠自己在做。国际上的资本对国内又不了解。我们逸飞公司是一个桥梁，我们可以把国外的资本带进来，把国内的带出去，联结所有人做生意。我们提出一个概念，找到一个平台，像搭积木一样，把这些东西都搭上去就好了。”

　　在这场充满中国特色的代际转移中，社会资本隐含在财富中被共同转移，事实上被很多研究者所忽略。今年7月5日，23岁的彭海涛因为他创办的“锦天科技”被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斥资1亿元收购而一举进入中国“富二代”中的亿万富翁行列。这个被称为“中国版盖茨”的年轻人除了Highway高速全3D研制网络游戏引擎外，出身背景同样被收购方所看中。“西南地区是中国网络游戏非常重要的大区，希望占领这个巨大市场的‘盛大’当然不会做一个高达1亿元的冲动买卖”。分析人士说，“彭海涛的父亲彭国权是成都的房地产大亨，在西南的政府背景极深。彭海涛的‘锦天’在西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也很高，甚至得到了不少政府专项支持，很多方面在政策上也是一路绿灯，在盛大看来，这点恐怕比技术更管用。”

　　“财富”的大市场

　　21岁的姚思睿被JP摩根私人银行邀请参加了他们的数场“下一代领导能力”研讨会，已经拥有山西一家民营焦化企业大部分股权的姚思睿现在仍是新加坡一所大学的学生。

　　姚思睿现在要提前回国，参与家族企业管理。去年5月，她前往上海参加了这个为期3天的“维持家族企业”研讨会。每天早上从健身房开始，接着是8到9个小时的研讨会，讨论“数代人的财富”——从管理财富说到转移财富。当然，姚思睿观看的是家族财富传承的“国外教程”——她们被安排看《李尔王》的录像，以说明代代相传中的问题。

　　“我希望从中知道的是，其他家族是如何处理所有这些领导权问题的？其他家族是如何讨论钱的？”她说。JP摩根在上海的几家顶级餐厅和俱乐部为与会者准备了酒宴，这样他们就能自己交谈。“最好的就是荔枝马提尼酒了。”姚思睿告诉本刊记者，“在这种确实放松的环境下喝酒，你可以谈论你的家族，而且你知道不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

　　这正是私人银行希望达到的融洽相处状态——认真上课一整天后在一座顶级城市放松，当然客户为此要支付不菲的费用。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其他地方、和他们相似的人。JP摩根私人银行对年龄21至30岁、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客户推荐其“下一代”(NextGen)训练营，另一个名为“投资原则”的5天训练营把财务基础知识教给这些“富二代”。他们认为，“第二和第三代人的领导权是迥异的，富二代的财富观念和技巧需要全新塑造”。

　　JP摩根不是唯一一家这样做的银行。过去5年里，花旗集团私人银行在纽约开了1门课程，并在新加坡加开了1门，专注于亚洲特有问题。汇丰银行提供1门课程，课程构想专注于顶级拉美客户的子女。瓦乔维亚银行雇了一位哲学家来仔细研究这类事务。许多金融企业，从雷曼兄弟到北方信托，更多采用个别辅导的方式。

　　中国的“富二代”现在还只能在国外银行接受这种特殊的金融延伸服务，而中国的这块市场已经越来越被银行家们重视。“很多亚洲企业家属于制造财富的第一代商人，家族事业和管理、继承计划、所有权等，都是他们切实考虑的事宜。”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北亚区私人银行部主管耿安联对本刊记者说，“从2003年起与瑞士圣加伦大学合作推行国际年轻投资者计划;2005年专为150多位亚洲客户而设，通过讲座、投资组合游戏等活动，让他们全面了解家族和下一代面临的挑战。去年年底，瑞信又推出亚洲家族财富延续计划，参加者是15个家族及其介乎21～35岁的子女。”

　　私人银行正打算充分利用中国财富转移的10年，将它转变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财富本身就是个大市场。-

　　(感谢《中国企业家》记者刘建强的资料帮助)

　　浙江萧山的“富二代”

　　与一般人想象中不同，萧山的财富第二代大多数与他们的父辈形成鲜明对比，从小就不缺钱的第二代人穿着简单，并不注重享受财富，尽管每人都有过亿资产，但是他们整天热衷于谈论的是企业管理和家族荣誉，努力工作得有些近乎乏味。

　　按照他们中的一分子黄伟潮的说法，在他接父亲班的第一天，就用类似保证书的话语对整个家族做出了承诺:“我要做的不仅是让父亲传给我的财富保值，更要让财富增值。”

　　记者◎王恺

　　“唯一的奢侈品是培训班”

　　董最红一点不掩饰他对自己那辆张扬的鲜红的法拉利的喜爱，即使在遍地名车的萧山，他的法拉利F575还是显得夸张，轰鸣的发动机隔着两三条街道就能听见。没买之前，朋友们大多劝阻，萧山老板们最流行的是奔驰600，“可是没能说动我，我想要那种青春的感觉”。

　　40岁不到的董最红是萧山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之一，他十分投入地享受着财富带给他的生活乐趣:在意大利买衬衫，在马场养了3匹新疆马，家里3人每人一匹。

　　可是他的女儿完全不一样，18岁的董桃珍坚决不让爸爸开车送自己去学校，“谢谢你好吧，不要让我同学看见了”。离开学校很远，她就坚决下车，自己走路过去。她穿最简单的校服，除了偶尔会去马场骑马，生活和一般同学完全一样，这些全部出自于她的自我要求。

　　“富二代”与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企业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对奢侈生活的平淡态度，“从小就见太多了”。

　　陈德木开着他那辆显得过于宽阔的宝马在乡村小路上昂扬而过，村里人尽管还叫他“阿木”，但是阿木今天所过的生活，已是他们很难理解的了。

　　陈德木是萧山典型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解释，正是当年家庭贫困，使今天的他特别重视品牌，“当时家里穷，别人家用力士香皂，我就想，为什么有品牌的东西比起一般东西贵那么多”。所以他到今天成为品牌狂热拥护者，脚上是Ferragamo，即使在工地上，也穿着杰尼亚，所背的包全部是LV。他的理由是，全身的名牌能够刺激他，使他觉得品牌的重要性，“自己也要创造出品牌来”，他的工厂生产的“杰”牌机械比同类产品贵了15%。

　　与陈德木一样，汤晓鸣也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见他时，他正在办公室里津津有味地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但这不妨碍他每隔一两个月就去香港购物一回，“那里的品牌有挑选余地”。他熟悉地介绍自己的购买经验，上次去香港，是买回全套的骑马服装和器具，“这些东西还是在香港品种多”。

　　3个月前，他托人买回一匹“奶牛色”的马，花费了6万元，寄放在马场里，每月又要多支出养马费用1200元。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去骑马，3个月下来，马和他极其生疏，“3个月只见了一次，还踢了我一脚，疼了好多天才好”。这马属美国西部的马种，高大得令人生畏，汤晓鸣骑上去也不敢开跑。而拥有一匹专属于自己的马，是最近在萧山企业家中流行开的一件事，理由是自己的马和自己有“亲近感”，不同于马场那些供出租的马。因为都需要寄养在马场，附近的马场生意兴隆。

　　30岁刚出头的傅华东也被朋友拉到马场上，可是看着那些马，他却丝毫没有动心。在他看来，“与其借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撑场面，还不如穿最简单的衣服，过最简单的日子”。萧山的“富二代”出乎意料对品牌和奢侈生活持简单态度，其实他们更有玩的资格。

　　高德康解释，“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金钱中，从来没缺过钱，所以对那些能代表身份的东西特别不在意”。他是萧山青年商会的会长，也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他看来，第一代白手起家的人必须借用某些奢侈品来证实自己的身价，“本来我想买个桑塔纳3000就行了，可是怕别人说我作秀，所以只好买辆奔驰600”。而“富二代”反而抛弃了这些条条框框，“谁不知道他们的身价？即使是10辆宝马也能买得起”。高德康的“富二代”朋友甚至会开宝来，“反正他们无所谓”。

　　傅华东说他自己不是例外，“从小就有人开车送我上学”。他现在是萧山永翔集团的总经理，父亲当年靠做电缆起家，现在集团任董事长。傅华东说:“当年我就不知道钱有什么用。”

　　萧山“富二代”的典型特征在傅华东身上展露无遗，“对品牌特别无所谓”。去美国时候，看见那边衣服便宜，一买就是几十件，用大包背回来，“反正谁都知道我们家多少资产，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他还有个朋友穿着更朴素，企业里的总会计师看不惯，把他拉到杭州的几家奢侈品专卖店，让他随便买些东西。“我那朋友轻描淡写说，这个品牌当年找我当过总代理。”他的资产，买下几家国际品牌的代理权也毫不困难。

　　傅华东说:“从来没缺过钱，所以不觉得钱重要，倒是现在管理企业了，才发现钱原来也是很要紧的。”他们几个朋友聚会，大家都穿最简单的服装，“外人看来，觉得是一群打工者在聊天”。

　　他的朋友沈国锋穿布鞋，穿最简单便宜的休闲服，他家的振亚纺织全部采用比利时的纺织机，能在第一时间制造出任何国际最新面料，他笑着解释自己不喜爱品牌的原因是:“一看就知道那些服装的成本了。”

　　在沈国锋的印象中，他们这些“富二代”聚会时，不会有人谈品牌，谈奢侈品，“会觉得谈那些很无聊，你家有多少钱，买得起什么车，在大家心目中很清晰”。而更多是谈企业管理，或者最近到哪里去上了个什么培训班，在他们心目中，这种培训班对于上学不多的他们才有重要地位，那是钱也难买回的“奢侈品”——“老师都是多年研究此专业的，尽管他们说的100句话可能都是虚张声势的，但只要一句话对了，就有很高的价值。”

　　他上了浙江大学、东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若干个培训班，还觉得不够。傅华东推荐给他自己最近上的LP培训课程，“教你反思自己的内心”。他一听非常喜悦，开始积极打听这个班的状况。

　　因为过于忙碌，所以唯一给自己放松的办法是买辆好车，沈国锋给自己买了辆奥迪新款车，价格130多万元，“之所以买奥迪，是因为不像别的车那么招摇”。

　　原驱力:责任感和精英意识

　　作为唯一的儿子，傅华东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想培养他当“接班人”，他从学校毕业后，被父亲安排进了联通公司当机站修理工，“他告诉我，要想管人，先得被管理”。修理工一当就是5年，从普通工人升职到班长，“和同事的唯一区别就是，下班我坐自己家的各种豪华车回家”。

　　等父亲觉得他在国企接受了足够的考验后，让他管理两家自己的企业，那两家企业成为“锻炼实验品”，有一家很快被他弄垮了，“公司里我招聘来的大学生全部辞职的那天，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哭，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当时家里的企业总资产已经有几亿元，对于傅华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父亲退休后掌管好这些企业，“那瞬间我明白了父亲拿几家小企业锻炼我的原因，损失了几百万元是小事，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他的艰难处境”。

　　“富二代”面临着和第一代完全不同的处境，他们接手了几亿元资产，并不需要艰难开创局面，可是，他们普遍面对着更严重的现实，就是如何把几亿元资产好好掌管下去，让资产增值。这时候，唯一起作用的就是对交到自己手中的企业的责任心。高德康说，他见过众多的萧山的“富二代”，“生活过得比一般人还紧张，主要是他们急于证实自己的价值”。

　　沈国锋有3个姐姐，可是父亲只想培养他为接班人，开着自己的奥迪，与姐夫在乡村小路上相遇，他突然感慨，“也许就是我父亲对我太寄予希望，所以压制了姐姐、姐夫的发展，导致他们都成为很平凡的人了”。他们现在全部在他的手下工作。

　　沈国锋觉得，要不是父亲接班的任务始终约束他，他还不知道会成为什么人。“小时候，我在父亲所属的一家小工厂上班，当时最喜欢的是带一帮小兄弟出门打架，听见哪个乡镇有厉害人物，我们就上门去打一场。”他说，要不是父亲急忙叫他回来一块儿办厂，也许他会成为一个黑社会的小头目。

　　接班后，才发现表面上风光的企业其实困难重重，由于经营的是纺织等传统企业，利润越来越少，“要保证工厂经营下去，毕竟有几百个人靠着企业吃饭”。中国流传的老话“富不过三代”特别刺激人，而且刺激的是父子双方，“不仅我爸爸交给我不一定放心，我自己也不放心，整天在想自己究竟能不能控制企业，保证家族的财产不会贬值”。

　　萧山第一代企业家都是苦出身，他们一手创办大的企业，像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沈国锋说:“我爸爸把企业当他的大儿子，他的儿子不能受到任何伤害，相比之下，我倒像外人。所以我接班后的最直接想法，就是企业千万不能在我手中出错。”

　　所以，他的个人生活迅速转变为企业生活，在办公楼后设立了一间住房，“基本上以这里当家”。萧山城里的几百平方米的住宅总是空着，“最多是应酬的时候用用”。有一次父亲让他去看看萧山新建好的别墅群，说是不贵，四五百万元一套，是不是可以买来享受享受，“我去看了，确实环境很好，但转念一想，城里的房子平时也空着，买别墅不是更空着？”于是转手买了对面的商住楼，“至少可以当办公室用”。

　　有时候，“富二代”接手的不仅是财产，还有麻烦。

　　陈强本来在当地乡镇做干部，父亲经营的五金配件企业已经到了几亿元的规模，可是父亲为别的企业做担保，那家企业破产后连累了他们，至少要承受1亿元的损失。“父亲当年就得了癌症。”陈强是逼迫自己上台做了这堆麻烦重重的财产管理者的，“不可能将父亲打下的江山弃之不管，唯一的办法是将企业做活”。他说当时承受的压力之大，头发都掉了几块——“另一种办法把企业卖掉，拿着剩下的钱过舒服日子，可是那就成为家族的罪人了。”

　　与众不同的精英感成为“富二代”的另一种驱动力。傅丽是另一种类型代表，按照当地传统，父亲将家族企业交给了她的丈夫，丈夫算是上门女婿，“我自己对家族没什么责任要承担的”。可她还是从一家乡镇医院院长的职位上下海，“主要是‘富二代’起点高，我接触到的人都是政府或者银行的精英，受他们的刺激，你很难安于一份平常的工作”。

　　她当医院院长的时候，当时的萧山市委书记史久武说:“5年后你会成为不平凡的女人。”为了这句话，两人成了忘年交。她下海后从推销家具做起，“我们的家具都是销售给五星级酒店和政府机关的高档货”。别的销售人员不敢敲的门，她都能出入自如，“我的好处是，觉得没什么值得胆怯的事情”。现在她的最新业务是在海宁开发一块800亩的土地，“也是和政府打交道”。

　　喜欢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做生意，傅丽觉得是“富二代”的典型特征，“他们起点比一般商人高，这些政府官员从前就是他们父辈的朋友，现在又成为他们的朋友，很自然双方就来往起来了”。沈国锋也说，“富二代”做企业的好处是，很随意就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贷款，“毕竟关系在那里”。

　　傅丽的丈夫现在还在家族企业勤劳工作，经常要去非洲出差，“那里的五星级宾馆往往只有两天有热水，去一次回来受罪不少”。傅丽觉得，虽然自己赚钱没丈夫多，但是已经成为成功的职业经理人的她“成就感比他强多了，我离开家族企业，也能生存得很好”。

　　“富二代”和“富三代”的不同教育

　　第一代企业家喜欢回顾自己发家的辛酸史，他们多是从家庭贫困出发，开始奋发图强。高德康回忆他父亲小时候去市场上卖咸菜，“每次挣一饭盒的钱回家”。等他开始做买卖的时候，带回家的是一麻袋的钱，“带给整个家族以希望”。那时候，改变贫困家庭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印象成为最高追求。

　　41岁的陈德木特别认同这种感受，当年家里穷，特别想着如何“振兴家族”，否则也不会从国营工厂辞职，冒险去承包一个小棚子创业了。他说:“人最高的追求就是获得别人的尊重。”

　　今天，他的“杰牌”控股集团已经有3亿元资产，几项产品全与顶级的国际企业合作，可是在企业管理上，“我还是希望子承父业”。

　　尽管孩子还是初中生，“我带他去韩国，去沙漠，再去欧洲，为他制订了培养计划”。去韩国，是培养儿子的志气，希望他能学习韩国人的奋斗精神;去沙漠，是看那里人怎么在艰苦中创业;而欧洲，则是去卢浮宫看那里的各国珍藏，“告诉他落后就要被别人欺负”。这样的培训计划下，儿子迅速成为学校里的出名人物，“他有国际化的视野嘛”，他有些得意地讲述自己儿子甚至比刚到企业工作的大学生都强的故事。

　　暑假时，儿子又被送到北京一位大学教授家生活，那位教授是他的朋友，“我想他在这样的家庭受些熏陶”。将来，儿子将在他安排下先学机械，然后学工商管理，“我自己是从工厂的小工做起来的，这样才能明白所有环节的问题，所以他一定也要先学机械”。

　　尽管人人心中都有将家族基业传承的梦想，但是“富二代”和陈德木他们这样的第一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沈国锋说：“我父亲他们会教育我们要承担家族事业，要把企业给他管好，可是我不能再这样教我的孩子了，时代变化这么快，谁知道他们那时候会怎么样？”

　　他所说的变化，是萧山的“富二代”普遍感受时代变化，家族企业到了一定阶段，肯定会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而家族也将从直接的管理者，变成股份所有者，那其实才是“富二代”的奋斗目标。沈国锋说:“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个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那样整个家族才可能从企业中脱离出来——不可能奢望一个家族代代出现杰出的管理人才。”他心目中的最佳家族，是德国、英国那样的企业世家，“工厂名字还是他们家族的，但是他们的后代可以完全闲散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拿股份就可以了”。

　　有这样的想法，“富二代”普遍对他们的孩子采取了松散管理，沈国锋对孩子的唯一要求是他放学后回家，“享受家庭的感觉——毕竟人一生能享受家庭快乐的时间不多”。他让自己的司机每天去接孩子，不管自己晚上是住工厂还是村里的老房子里，都要孩子和他在一起睡觉。

　　而陈强的想法，是让孩子快乐一些，因为他一直在进行股份公司改造，等他的孩子大学毕业的时候，继承的将是股份，而不是公司，“我希望他快乐，不要像我们一样，继承太多钱的同时，也继承了太多的负担”。

　　还没学会享受的“富二代”

　　萧山青年商会成为“富二代”的俱乐部，可是这俱乐部的会所出乎意料地简单，设立在一家连锁咖啡店里，几盒没人尝试的雪茄成为会所的点缀。一开始，商会也想搞些红酒品尝会之类的活动，但马上放弃了，会长高德康说:“好像萧山的‘富二代’特别踏实，对那些时尚杂志鼓吹的东西有免疫力。”

　　事实上，萧山的环境也使“富二代”不喜欢那些奢华的表面享受，傅华东说:“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做企业，因此觉得那些东西特别没意思，是表面文章。”他唯一做过的表面文章是给妻子买了卡地亚的戒指，“女人的虚荣心总归强一些”。

　　这晚的活动是请医学博士来讲养生，还有上海请来的专家做医学讲座，并且推广1万多元一位的基因身体检查，很有些人报名，并且当场抽血，去做高价的基因测试。高德康说，到了一定阶段，确实觉得，“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

　　“富二代”喜欢商会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可以心情舒畅彼此开玩笑，傅华东说:“平时在工厂里，100多名下属都是我的叔叔伯伯辈，和他们说话要特别当心。在这里，都是最知道彼此烦恼的人，所以很能理解对方的心情。”

　　“富二代”在自己的企业里普遍要小心做人，萧山的“富二代”企业的管理模式一般是，父亲是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按照高德康的说法，“虽然接班人已经确定，可是儿子还要夹着尾巴做人，一般企业里，他们连50%的权力都没有掌握”。这样微妙的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企业为所欲为——傅华东说，他唯一消遣烦恼的方式是，在他那间装修豪华的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工作，还是工作”。

　　在商会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对上一代的一些情绪，萧山当地一位买了私人飞机、娶了多个妻子的第一代企业家成为他们的笑话对象，傅华东说:“我们这代人很少有对妻子不忠实的行为，说句庸俗的话，何必让家庭影响自己的事业呢?”

　　与萧山的经济地位有些不相称的是，萧山的第一片高档别墅群刚刚落成，陈强就是开发人，他发现，前来购买的企业家很多都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他们喜欢讲风水，喜欢我这里背后的山酷似元宝，前面的湖水又是聚集财富的”。“富二代”中更多的是沈国锋这样的务实主义者，“何必买来空关在那里呢?”陈强摇摇头说:“没办法，‘富二代’还没学会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