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民富裕

　　土地的价格张力

　　购买下黎明毛纺厂土地的新湖集团董事长邹丽华，曾经遭到沈阳当地同行的嘲笑。

铁西那地方的土地，怎么可能值这个价？铁西不宜居住，“早晨出门绝对不穿白衬衣，溜达一圈儿回家，衬衣就分不清颜色了”。虽然重污染企业沈阳冶炼厂2000年已经被强制破产，但经济停滞、环境破败还是铁西本色，在绝大多数开发商眼里，即便距离市中心很近，也没有商业价值。

　　土地价格的抬升与铁西改造的“东搬西建”同步。谷春立定下的这个方案，搬迁重点在建设大路以北。东西为路，南北为街，这是沈阳城市区划里的北方特色。老铁西区的格局里，横贯中部的建设大路是最原始的功能分隔，以此为界，“南宅北厂”。主管工业的副区长董峰说，“建设大路以北20平方公里的土地，集中了沈阳市60%以上的工业资产、工业产值和75%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北二路一带，鼎盛时期两侧聚集了“37个大型企业，它们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的350个第一”。到了2001年，37家企业全年的利税仅有700万元，北二路也有了新外号，“亏损一条街”、“下岗一条街”。而建设大路以南最出名的住宅区就是工人村。

　　王振忠说起来，最开始选定的搬迁范围是与北二路交叉的兴工街，“最邻近商业区和平区，理论上地价最容易升值”，“然后再从北往南推进”。从土地出让中获得第一桶金的黎明毛纺厂就在这个区域里，也是铁西新区最早整体搬迁的企业，不过并不是由政府一手主导的，“合署办公之前，企业已经在着手搬迁”。黎明毛纺厂所属的沈阳华岳纺织集团资产部部长范昆算过一笔细账:开发区土地每平方米200元，新盖11万平方米的厂房，土地成本只需2200万元。出售土地和新购土地之间每平方米有500元的差价收益。购地、盖厂房和购买前期设备，总共投入9300万元。用600多万元，解决了500多名职工的失业并轨。另用600多万元，解决了部分长期拖欠的职工内债。后期投入购买设备、安装、调试等花费2000万元。“初步卸掉了困扰企业的沉重债务、冗员包袱，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全新的大型毛纺企业。”

　　只是在铁西新区成立之初，有主动搬迁意向的企业极少。“东搬西建”现实困境的第一组案例就是化工机械厂和第二开关厂。王振忠还记得，第二开关厂的厂长甚至把“铁改办”的工作人员关了起来，闹到报警的地步。听到要拆迁的消息，破产企业的工人们纷纷自发组建了“护厂队”，不准工作人员进厂。王振忠自己1990年之前就在沈阳冶炼厂工作，很能理解这种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异常。“那时候铁西的企业，已经不相信政府有解决他们困境的能力”，而对工人们来说，“只要厂子还在，心里总有个将来说理的地方，如果厂子连地皮都没了，将来他们找谁去？”

　　几十年的工业积淀，组织与身份认同的工业文化特质，已经深刻烙印在了铁西产业工人的身上。王振忠和他的同事们只能反复跑企业，与企业领导、职工代表反复谈判，每个企业的搬迁协议都不一样，企业是销号还是兴建，都需要商讨，具体的价码，更是讨价还价的核心。“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都不一样”，“退休的关心的是搬迁之后退休工资能否按月发放，而在岗的，尽管许多早就‘放了长假’，但更关心将来，搬迁之后会有怎样的工作机会。”“麻烦的，谈上两年也不稀奇。”反反复复几箩筐话说下来，“最终能打动工人们的只有一句话，”王振忠说，“搬是唯一可能的出路，不搬只有死路一条”。2002年7月开始，到年底达成搬迁协议的企业只有12家。第二年，数字是65家。王金奎2005年在“铁改办”担任总指挥的时候，最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新区政府的公信力已经重新树立。越来越多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要拆迁，只是在不同的利益诉求面前，复杂的谈判还在继续，王金奎笑，“5个回合是最少的”。他手里同样有若干份“谈了两年才下来的协议”。

　　现在再不会有人嘲笑邹丽华的决定，2005年在铁西新区土地储备中心拍卖的土地，政府的底价是每平方米2000元，而成交价则突破了3000元。2007年，现任“铁改办”总指挥王金奎说，他印象里最高的成交价到了每平方米5000元。至于铁西商品房的开盘底价，“超过每平方米5000元也不稀奇”。现在的铁西地价，王振忠笑说，“现在我们自己都无法准确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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