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民生仍是宪法学研究热点

　　聚焦宪法学研究会年会

　　今年是现行宪法颁布25周年，10月20日至21日，百余学者汇聚厦门参加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年会。本次年会的学术研讨活动围绕宪法文本的变迁、宪法与部门法、宪法与民生等论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文本变迁与宪法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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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自1954年制定宪法以来，历经九次修宪。其中在1975年、1978年以及1980年至1982年则是全面修改，实际上是重新制定宪法。宪法修改，随之带来一个宪法文本形式的问题。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介绍，我国目前公开出版的单行宪法文本并不统一，有的以1982年宪法附修正案的形式出现，有的则是全文刊行修改后的1982年宪法。宪法文本的不统一反映了修宪者没有处理好宪法修正案和宪法原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对其他法律的文本形式产生了影响。王磊解释说，在我国，宪法是第一个采用修正案的形式来修改的法律，在此之后，比如刑法也采取了修正案的形式。对于宪法本身来说，应该尽早确立一个统一的文本形式，利于人们准确掌握宪法的真实有效的含义。

　　从宪法稳定性的角度来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则认为，一国如果频繁修改宪法，对国民和外界而言，这就意味着一国的法统不立、政治不稳、民主制度不成熟，是政治高风险地区。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的不断发展却要求宪法从形式到内容要与其相适应，既不能落后，又要避免超前。因此，我国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在尽可能保持宪法稳定性、连续性的前提下，该修则修，不该修、不能修则坚决不修。

　　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学者们还从立法技术上来寻求可能性。南开大学法学院教师李晓兵以法国1958年宪法第九十二条为分析蓝本，探讨了过渡条款的宪法价值，从侧面为我国宪法文本的形式提供了参考。

　　二、民生的内涵与宪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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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于是，民生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语。然而，何谓民生，却不一定是人人皆晓。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龚向和介绍说，“民生”一词，古来有之，其中最有影响的民生概念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1924年，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与20世纪初近代中国的民生问题相比，当代民生不再是简单的衣食住行，而是更高层次的全方位要求，核心是人的尊严与生存权。可以说民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民生”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青海民族学院副教授才让塔认为，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权构成民生的内容与实质。社会保障权应当是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通过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满足一般社会成员在提高生活质量、身体与文化素质等方面的需要，有助于公民参加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关注民生体现宪法的人性价值。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的经济、社会、教育、科学、文化等基本制度与政策，以及公民在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基本权利，这些规定是为了保障公民维持生存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正是深谙宪法对民生的保障，在本次大会的“宪法与民生”论坛中，与会代表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放在热点民生问题上，比如食品卫生安全、外嫁女权益保护、电子眼与公共安全、农民工就业权，等等。他们通过对上述问题折射的权益关系的分析与抽象，以期将其纳入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畴，进而得到宪法的更高层次的保障。

　　在本次年会的闭幕式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陈斯喜也透露，今后人大的立法工作重点将向社会保障倾斜，有关食品安全、劳动争议方面的立法会尽快出台。

　　同样是制度保障，有的学者认为民生问题的解决尤其要重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党中央提出以“共建”、“共享”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就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合作、参与，参与共建、参与共享，重点是拓宽和完善公众参与的渠道，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不同于公民参与，也不同于政治参与；它并不强调参与者的公民资格，更关注社会组织的参与；它参与的范围比政治参与更大，还包括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管理等各方面的参与。法治进程中的公众参与及协商制度一方面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进而促进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国家立法和政府决策水平，使其最大限度地涵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推动公权利民。

　　三、宪法是各个部门法的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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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的宪法学研究中，宪法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侧重于国家机构，诸如“宪法与部门法”这样的话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因此，在本次大会开辟的“宪法与部门法”论坛中，与会代表难以在短时间内就上述话题形成较一致的讨论基础。

　　有的民法学者认为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的根本法，宪法只是公法领域的根本法。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认为，不宜将宪法与部门法相提并论。有的法学著作将宪法视为与其他法律形式一样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认为宪法法律部门主要是由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构成，与其相对应的是“行政法法律部门”、“民商法法律部门”、“刑法法律部门”等。根据法律体系构成所作的上述划分，已经严重地混淆了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正确的理解应是，不论对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作多少种类的划分，宪法规范都应当是所有部门法的组成内容之一。

　　除了“根本法”之争，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另一重要议题是部门法的违宪问题。莫纪宏特别指出，许多法律文本的开头惯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此类表达，但并不意味着这类法律就是“合宪”的。一部法律是合宪还是违宪，需要对其从法理上作进一步梳理。

　　在刑法学领域，来自华侨大学法学院的教师阎二鹏解释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宪法对刑法的限制。罪刑法定的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种罪刑以法律规定为限的思想，表现的就是刑法契约性，意味着在国家的刑罚权与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只有当公民的行为解犯刑律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应受刑罚处罚。这说明罪刑法定原则所蕴涵的限制国家权力的精神正好契合了宪政的价值理念，从而使刑事法治在宪政框架内获得了合理性。

　　在行政法学领域，有一特殊概念叫“法律保留”。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北庚介绍说，法律保留本质上是指行政自行作用范围不得涉及一些特别重要的国家事务和公民基本权利，这实际上限定了宪法与行政立法的关系。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自由、人身和财产等基本权利有了基础性的条款，尽管违宪审查制度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但宪法监督制度尚能促使公民基本权利宪法条款获得司法与行政最低限度的认同。

　　在有关宪法与部门法问题的探讨中，与会代表还对“宪法性法律”这一概念的正当性基础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多数与会代表主张，在具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除了成文宪法典与宪法修正案之外，其他法律形式不宜称之为“宪法性法律”，否则会很容易混淆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之间的效力等级关系。

　　四、社会变革与宪法的适应性

　　�熀诵奶崾竟�民宪法意识调查有四大发现：二元化倾向突出、受社会共同体价值观影响大、整体落后与个别先进相混杂、宪法事件推动作用明显。��

　　为纪念现行宪法颁布25周年，从今年4月至9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主持了一项“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调查区域主要集中于北京、河北、湖北、重庆、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旨在确认公民对宪法理念、国家机构、基本权利、宪法发展等方面的认识情况。调查发现：（1）宪法意识的二元化倾向更加突出，即公民一方面对理念中的宪法有着美好憧憬，另一方面又对现实中的宪法颇为不满。（2）宪法意识受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影响较多。正确率高的答案多集中于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理念、公民基本权利有关的选项，比如，74％的公民知道国家机关的权力是由人民授予的，92％的公民知道享有选举权的法定年龄。（3）宪法意识的整体落后性与个别先进性相混杂的差序格局逐渐形成。所谓个别先进性是指公民对于某些特定的宪法知识非常的熟悉，诸如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我国国家主席是由全国人大来选举等。（4）宪法事件对宪法意识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在社会上有重要影响的宪法案件，如孙志刚案件、高考招生案件、乙肝歧视案件等，社会各界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

　　宪法意识是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法治进程的阶段与成效，也要求宪法研究因势而动，从而更符合时代与社会的需求。中国公民宪法意识调查，从一个调查的角度来说，它难以全面地反映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然而，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粗浅的认识。这些尚不理想的认识将促使法学理论研究者们为中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法治建设的进步继续贡献一己之力。公民对政治理念与公民基本权利的热情，以及社会变革的需求，同样也影响着宪法学界对民主与民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