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的消遣：收藏老宅的黄修志

　　奢侈的消遣：收藏老宅的黄修志

　　从上海往附近水乡小镇几条路，黄修志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掺杂了上海话和粤语的普通话本来不好懂，可是司机还是很快明白了他的指路方式，因为两人知道的近道几乎一样多。

　　车绕吴江同里镇而过，大片的新建别墅在湖水衬托下很耀眼，这样的景物是黄修志最不喜欢的:“全部是千篇一律的新房子，住在这里，什么历史感都没有，而且，最要命的是，为这种房子拆掉了多少有故事的老宅子。

　　尽管他的理论和一般呼吁保护老宅子的专家都是一样的老调，口气也有几分相似，但是再往下听，就完全不同了:黄修志的方法是，在老房子拆迁前找到负责拆房子的人，整幢收买下来;然后把整幢旧宅做好编号，细致拆解下来;最后运到他自己选中的水乡空地中完全原样搭建——再造老房子就是他最好的享乐。

　　目前他已经从上海和附近地区完整地搜集了150幢老宅子，其中包括海宁的徐志摩故居，上海宁海西路的杜月笙故居，以及静安寺。而目前已经建好的“仅仅2%左右”。多数还在仓库里等待着重见天日。

　　“不着急。”黄修志很有信心，他养了一个20多人的完全由老手艺人组成的施工队，“慢工出细活。”每天练习咏春拳的他觉得自己可以活到100多岁，完全可以看见这些老宅重新落成，“而且，修建的过程比房子建成要有趣多了”。

　　他非常享受这种日子，天气好的时候，一周从上海赶来同里至少有三四次。

　　记者◎王恺 特约摄影◎洋岛

　　Mr. Huang的晚年享受: 把老宅当玩具

　　德国一家电视台跟踪了黄修志3年，将他收藏老宅子的故事拍摄成纪录片，那里称呼他为“Mr. Huang”，于是，很多外国人来上海都想拜访这位神秘“Mr. Huang”。

　　出生在日本、成年后一直在加拿大、美国、香港地区做生意的黄修志和这些西方来客很容易沟通，1994年他决定在上海定居，享受退休生活，2000年他开始了收藏老宅、易地重建的工作，“很多在国外认识的人路过上海，都来拜访我，问我干什么呢”。他把自己最早收藏并在郊区修复的一幢乾隆年间的老宅拿出来亮相，“大家都很崇拜我”。他的一位在美国的议员朋友对他的工作肃然起敬，“说我修的房子比他的国家年龄还大”。

　　这样，黄修志获得了空前的荣誉感。“如果我还像以前一样玩跑车，灌唱片，估计大家不会那么尊敬我。我总不能和他们吹嘘我在上海买了几辆法拉利吧。”而他自己，是在无知中开始这项工作，在过程中沉进去的。

　　1994年初到上海，就知道上海是个享乐之地，在贵都酒店一住半年，“住到酒店所有的服务员都认识我为止”。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个城市的真正乐趣，在上海图书馆的收藏展览中发现他父亲的名字，是对他有刺激性的一件事。“好像是上天的安排，让我喜欢上这里新旧掺杂的一切。”几年下来，由最初的不会普通话，变成了今天动不动就引用陶渊明的人——背后是骨子里的沉迷在那些他不太懂，却甚喜欢的遗失久了的文化。

　　2000年，他开始了收藏老宅的过程，“也是碰巧，那几年城市发展快，到处都要拆迁，很多地方不属于文物保护范畴，可是，却又是明明白白有历史、有故事的老宅啊”。海宁的徐志摩故居有两处：一处是徐家后来居住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已经作为旅游景点开放；另一处则是徐的出生地，虽然是明代建筑，但是已经住满了陌生人，当地政府觉得没必要保持两处故居，传来拆迁的消息，“我们的人第一个赶到，出价100万元买下了9幢徐家的老房子”。那些房子一拆就是4个月，因为要尽量做到编号详尽，不能出错，结果在拆迁过程中，又发现附近一条街上的68间旧宅都值得保留，最后干脆痛痛快快买下来，“那大概是我生平决定最快的一桩买卖”。

　　目前这条街道，和庞大的徐志摩故居都还藏在同里的仓库里，因为还找不到安置它们的地方。早先在上海朱家角修建了庞大的“艺文古村”，可是那里最近开始盖别墅群了，于是不得不重新找地方，“正好同里的领导喜欢我的老宅收藏，把我安置到这里来了”。

　　穿过同里古镇层层叠叠的老房子新房子，黄修志的醉枫园就藏在公路边，原址是一块苗圃，所以有很多老树，“就是为这些树选择了这里”。目前在整片区域采用了传统的苏州园林布局，50亩的地皮上准备安放七八处民国初年的旧宅，点插一些亭子和长廊，唯一不同于传统园林的是，没有高大的围墙，“一是没有找到那么多旧围墙来复原，二是宁愿选择树来做隔离”。高大的云杉和层叠的乔木确实把公路的喧嚣和园林里的宁静隔离开了。本来只有20多名老工人，而且分散在各处，园林里益发安静，只有水塘里养的鹅鸭在嘎嘎乱叫。

　　园林即使修好，黄修志也不打算开放，这些房子原来就是住家或者私人聚会的场所，“不是旅游点，哪里能经得住那么多人来踩踏”。他对自己的古宅甚是爱惜，因为地板、梁柱很多已经是经过八九十年的旧物，“不比旅游点那些水泥外面搭上假木门窗的仿古建筑”。

　　从门里走进去，石板路是在他指导下修建的，“中间放碎石子而不是细沙，这样蚂蚁就爬不出来”。这是根据他在加拿大的自家花园的修建经验建造的，“好像把自己各种年龄对房子的经验和喜爱重新拿来过了一遍，又重新活了一回”。有些石块是当年的墓碑，其中一块写着“女冢”，黄修志显然是加以研究过:“要么是当年大战乱后的无名死者太多，要么是某大户人家里给家中女仆的墓地标志。”

　　黄修志在老房子的重新复原上就没什么发言余地了，他充满敬意地看着他的师傅们给一间茅草亭子铺顶，这些师傅来自江苏某贫困地区，只有他们那里尚存此种手艺。可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也有60多岁了，前些年还有个80多岁的老头做领班，可是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干脆把他们都聚拢在我这里，每人发高工资，在这里养老算了。”

　　木匠棚里，60多岁的老工人正在刨一块樟木，准备修复几盏老宫灯，黄修志不明所以地拿起木头闻来闻去，老木工细心地给他讲樟木的习性，他得意地大笑:“这种过程，有几个人能享受到?”

　　时代背景下的收藏可能

　　比黄修志小10岁的王加元属于那种外表很憨厚的人，他是黄修志古宅修建工作的“总管家”，两人相识于酒桌上，“两个人喝起黄酒来都不醉”。他们只喝古越龙山的陈年黄酒，边喝边往里加大量姜丝，酷爱品评酒类的黄修志用这种酒和美国加州的那帕谷某葡萄酒对比。

　　王加元一直在某大型集团工作，到现在他的关系还属那里，可是黄修志和他的领导熟悉，硬把他“借来”，“我也没推辞”。喜欢古建筑的王加元说自己心中甚至有点喜悦，一是工程无进度要求，慢悠悠的节奏感很适合他。二是这种精细的活计很考验一个人的耐心，而建成后的成就感很强。“本来是我最理想的工作。”几年下来，他已经彻底忘记了原来那种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一辈子修复一幢老房子都有成就感，何况我们可能要修复几百幢呢。”

　　他总结两人合作的原因:“他有钱，又喜欢，我有时间，也喜欢。”两个人加起来正是“富贵闲人”的组合。

　　王加元刚开始做的时候没系统，往往跑到工地上去胡乱找拆迁的人谈判，几年下来，他手中已经有江、浙、沪一带所有负责拆老房子的人的联系电话，而他们在准备拆迁一所旧宅前，也会优先联系他，“我是唯一会整幢买下的人”。可以说，黄修志和王加元是目前老房子拆迁市场上唯一的批发商。

　　随着旧宅拆迁的增多，目前所有老宅拆迁总会有一批商人前往，他们或者收购木门窗，或者把里面一些精细的小构件买走，这些材料再被他们转卖给装饰材料市场，目前这队伍十分庞大，甚至有精明的外国商人加入，他们直接购买回家装修自己的宅子。总之是拆得七零八落后再“分而食之”。

　　而黄修志很不能忍受这种结果，“把老宅子处死，还要分尸”。他有财力，于是委派了王加元去谈判，“一般都能获得胜利”。因为他们是大批发商，但是也会因为那批“零售队伍”的存在而遭受竞争价格，“人家拆迁的人也不是傻子，他们会尽量在两者间制造高价格”。买杜月笙宁海西路的老宅子就是这样，因为那里被改造成绿地，推土机等在旁边，所以这座建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在劫难逃。那也是王加元所有的100多幢收集物中最好的一幢，“客厅是黄金荣赠送的，当中的大梁是楠木，门口是恢宏的罗马柱，门廊上雕刻满了各种凤凰的图案，我们看见了，不管抬价到了哪一步，都承担了”。结果旁边等着抢购的大批小商人失望地走了，因为收购价格高昂，后来人们一直谣传杜宅是被杜的儿孙辈收走了——黄修志哈哈大笑，他确实为修复宅子的原貌去加拿大找过杜的七儿子杜维善，“请他想当年的原貌究竟是什么样的”。

　　相比之下，静安寺的大雄宝殿得来就不费工夫，“静安寺太有钱了，他们决定把整体建筑推掉重新修建”。静安寺的建筑在他看来并不优秀，但是大雄宝殿等特殊的结构还是很让他动心。在拆掉前，黄通过关系认识了方丈，“当时因为是庙宇建筑，也没什么人敢来抢购，被我们捡了个现成便宜”。在佛前燃了几炷香后，他们开始了庞大的登记拆迁过程，仅编号就用了近一个月，而运输到同里更费周折，10吨重的卡车不知道跑了多少趟。

　　7年下来，整个拆迁和复建都已经有了心得，醉枫园中有一幢庞大的四进的“时宜堂”，原是位于上海南市皮草商会的公所，里面竖立于1927年的碑上雕刻当年重新整修的所有人的名单，王加元说实在很精美，光是那次重修就花了1.5万大洋，可是他们看见时里面已经住了几百户人家。

　　“我们花了几周时间登记每块木梁和砖雕的位置所在，然后在空地上做搭建实验，最后选在这块地方重建，利用这里原来的几棵古松，结果只用了几周时间就建好了。”工程犹如搭一个繁琐而豪华的积木，由于利用了周围的池塘和古松等自然条件，所有来参观的人都以为这房子至少是很多年的产物。

　　黄修志得意于里面的半中半西装修，“完全是照原来样子恢复的，当时已经流行西式楼梯和贴墙线条”。而这样的恢复，使他可以对过去的生活充满想象，“小厅肯定是某群皮货商们的私下聚会场所，吸着鸦片，喝着花酒”。他喜欢老宅的最主要因素，是那里面人的生活，走在修复的宅里，“感觉和原宅里的那些人一起重新活了一遍”。有些墙上的“文革”标语，他也刻意保留下来，“都是不同时代的历史痕迹”。

　　工艺和技术是他另外的热爱，由此也生出了对手艺人的热爱。从海宁收回的一座泡在桐油里的木桥，好不容易找到一群修木桥的工人，他们说，老板，只要保证我们吃住就可以了，我们已经20年没修建过木桥了，现在全是水泥桥。黄修志听得差点哭出来。

　　长廊上的柱子一概采用当年的髹漆方式，工人是从苏州乡下找回来的，“都先用麻布包上几层，再进行髹漆”。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柱子一般粗细。而这样的活计已经没几个人会干了，“我要把整个工艺做成说明写下来”。他觉得再过些年，随着这批老工匠的消失，不会有人会这门手艺了。

　　他自己的儿子在上海的新天地里开设了一家上海最昂贵的牛排馆，对父亲做的事情不感兴趣。黄修志说:“他和我女儿都说，爸爸，你死后把这些捐献掉，我们不喜欢你的这些东西。”

　　黄修志的享乐选择

　　其实最早回上海准备养老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明确的打算。“那时候和别人一样，买了套市中心的大宅子，布置了一个大花园，从天津请来一个园丁，天天坐在花园里晒太阳。”满屋子的欧洲灯具，小巧、豪华。后来发现了复建老宅子的乐趣，比这种安乐窝要有趣多了。

　　另一个义无反顾的原因是，他年轻时把各种花样都玩够了，“只有这种带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没做过”。年轻时候，黄修志说他自己开飞机、玩游艇、灌唱片，开飞机穿过英吉利海峡时，轮架出了问题，“冒险冲在草坪上，跑过来的消防队员把飞机头部切开，才把我抢救出来”。现在还有当年他自己灌制的唱片留存，封面上的人大鬓角，酷似“猫王”，“我唱Jazz，现在在酒吧里，我还经常上去抢菲律宾歌手的话筒”。

　　现在他并没有改掉年轻时的种种放纵习惯，见面那天，他的日程表安排得极满，早晨7点去同里，14点去朋友家的花园洋房喝下午茶，晚上参加新加坡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配老电影《小玩意》的乐队演出，“我是嘉宾，和孙中山的孙女作为第一对场”。说起来满面得意之色，而这之后，还要去新天地的酒吧狂欢，“每天只睡4小时，我喜欢灯红酒绿的场合，人在欲海，身不由己”。尽管已经是别人眼中的颐养天年的年纪，可他还是不肯满足，“正是灯红酒绿，才能普度我这种迷途人”。也许就是因为年纪大，才尽力地抓住每一点时间享乐——每天晚上，也是非常寂寞的时刻，“都会想还有什么没玩的，想来想去没有了”。

　　而新添的收藏修复老宅子，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他在众多爱好中新发明的一个特殊爱好。“花时间，花钱，和别的爱好没什么两样，但是多了些想象历史的空间。”尽管别人眼中觉得奢侈，可是在黄修志看来，这种奢侈非常值得，“等我老的时候，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打吊针，那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什么都带不走，唯一带得走的就是骄傲。而修复老宅子，肯定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