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视点)百姓无法承受“高收费”社会之重

　　这些极端的个例一次次都在鲜明地提醒：以百姓现有的收入和保障水平，还无法承受“高收费”社会之重，防止公共产品过度市场化，才能避免引发更多不该发生的悲剧。

　　某知名经济学家最近在参加一个高端经济论坛时认为，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高校收费太低，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万元，一年的学费4000元，剩下的1.6万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其实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

　　听到经济学家高唱“高校高收费”的论调，不由想到了本周发生的刺痛无数人心灵的“孕妇之死”的悲剧。来自湖南衡阳的农民工肖志军，其妻因难产生命垂危，医院同意欠费施予手术治疗，但他一再拒绝在剖腹产手术单上签字。最后，孩子胎死腹中，其妻不治而亡。“孕妇之死”的背后，固然原因特殊，但我们不能忽视长期以来医疗费过高造成贫弱人群恐惧看病就医的事实。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教育收费过高，以至每年高校招生时节，总有“一张大学通知书逼得父母羞愧寻死”的报道。这些极端的个例一次次都在鲜明地提醒：以百姓现有的收入和保障水平，还无法承受“高收费”社会之重，防止公共产品过度市场化，才能避免引发更多不该发生的悲剧。

　　因此，任何试图提高大学收费的论调，不管打着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汹涌澎湃的民意面前都不堪一击。目前国内大学收费已经处于高收费水平，国民收入水平无法承受更沉重的教育负担。无视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仍然极力提倡高校提高学费，从而“劫富济贫”，如此“药方”明显下错了地方。毕竟，今天上大学的人群中，绝大多数来自普通工薪家庭，靠工资性收入或者小本生意维持生活和教育支出。所以提倡这个“劫富济贫”的办法，恐怕劫不了富人，倒把中低收入家庭“劫”了。推行这个办法，也要考虑实情，需要更多的社会群体进一步富裕起来。毕竟，他们现在还很脆弱，真正的富人只是极少数，而且富裕家庭的子女还多数在国外上大学。现在就来高唱这个办法，伤及最深的无疑就是脆弱的中低收入阶层，会有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因教育收费太高迅速滑入贫困窘境。

　　近期，国外一些大学也在酝酿提高收费，借此改善财政状况。我们也跟着人家凑热闹，这算什么风气？很多迹象表明，现在有一些迫不及待地想“借鉴”他人模式，“高收费”意识“超前”，偏偏忽略了现阶段国民收入还很低。国家经济发展快，但国民收入所占比重还很低，还没有同步涨上来，保障也还没有同步跟上，怎能动不动就高唱社会进入一个“高收费时代”？经济学当是一门民生学问，怎能只看到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堪称世界领先，就以为大多数人都是富人了，就可以不顾人均现实、不顾差距大的现实？

　　脱离国情现实、民生现实的“药方”或宏论，只会降低中低收入阶层以及贫弱者对社会的信任度，提高他们的抱怨度，也会进一步制造这样那样的悲剧。“孕妇之死”，可以说是一场不信任造成的悲剧。因为长久的贫穷和被歧视，肖志军不相信医生“必须手术”的诊断，“她只是感冒了，吃点药就好了”；不相信别人的援助，病友声称为他捐钱，在他眼里却是“开玩笑的，是在逗我的”；医生对他妻子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在他眼里却是“他们按我老婆的肚子，把她按死了”。这并非单纯的愚昧，而是对医院的良心和道德，对社会、他人已缺乏起码的信任度而造成的愚昧。为什么会缺乏信任度？医疗服务过度市场化、看病费用沉重就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答案。

　　这几年，国家经济总量发展快，国民收入却很慢，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产品费用上涨过快，个人负担过大、过重，增加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降低了他们对社会的信任度，也影响到中等收入阶层发育迟缓。有一些举措初衷虽是为了“劫富济贫”，可惜最后伤及最深的往往是中低收入阶层。比如，年初以来，就有不少专家呼吁，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还是太低，无异“劫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最近在一次论坛上就明确指出，目前的起征点起码应该在5000元以上。

　　提升中低收入人群对社会的信任度，现阶段必须走出“高收费”的误区，让一些“高收费”的社会畸态回归健康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