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
“职业打假人”，一种有意购买假货进行技术检测并由此引出诉讼，向制假者、售假者进行索赔的职业行为。
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认为：打假并对制假者进行处罚是法律授予有关行政部门的公权，他人作为职业涉足打假属于越权。
一些公众认为：法律并没有禁止公民打假索赔，也未禁止将打假作为一种职业并从中获取相应的利益，这一行为不应受到限制。
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集中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我国法律授权负责公共安全的公权力向民间“私力”的位移是否具有合法性？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模式是否应具有多样性？我国是否要通过立法对“私力救济”进行立法规范和保护？
本报将下面的故事提供给读者，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些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件。
时下，随着社会管理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出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和个人行使公共权力的现象。“反扒英雄”、“打假英雄”以及浙江瑞安的“民间110”等“民间私力”救助组织和个人应运而生，他们成为“公权行使民间化”的典型代表。
民间“私力救助”这一新模式从诞生之日起便充满了争议。
赞成者认为，“私力救助”的保障比政府更直接、便利，成本低、效率高，在公权力保护不到的“灰色地带”发挥了积极作用。
反对者表示，反扒、打假以及“110”均是政府部门的职能和义务，民间人士或组织涉足属于越权。
在数年的质疑声中，一些“私力救助”组织或个人开始变异，“公权私用”失控所暴露出的法律缺失和体制漏洞发人深省。
对这些民间组织和个人如何实行有效的引导，将其行为纳入法律的框架？本刊将分两期就这一现象进行报道并由法学专家对此现象进行点评。
———编辑手记
不久前，媒体将聚焦对准了职业打假人林某，并从中揭示了一段林某在西安打假时的经历。异地打假
林某是天津人，个人经营着一家化工企业。1997年其因购药受骗，从此走上了打假之路，以购假索赔和受企业委托打假为主要手段。10年间，他因打假引出的诉讼胜率90%，打假的平均收入达到了自己公司收入的30%，并积累了很多识别假货的技巧和打假经验。
据邀请林某到西安打假的孙某说，2006年11月11日到16日，林某来到西安打假。2006年11月12日，林某在某大药房一家分店买了一盒冒充药品的保健食品。翌日上午，林某和孙某来到西安某药品批发基地，在该大药房总部发现了两种假冒药品。
发现问题后，林某当即打电话向西安市药监局举报。
接到举报后，当地工商和药监部门的调查人员赶往现场。他们对药品批发基地四家公司和药店非法经营的药品进行了查处，并封存了仓库里的药品。
执法人员表示，林某从某大药店购买的保健食品，应属卫生部门查处，药监和工商部门没有处罚权。
于是，林某带着这盒保健食品来到那家大药房要求退货。
据林某回忆：“事情处理完后，药店负责人说您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在办公室该负责人问我，今天的事怎么解决？我表示不会向药店索赔，把药给我退了就算完事。另外我跟她谈了很多整改意见和合理化建议。此时这位负责人说，您既然不要索赔并提了许多意见、建议，药店奖励您4000元……我怕出差错，便主动提出打个收条，他们说没有必要。”
但林某还是坚持打了收条：“因林某为某药业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并给予日常监督，某药业自愿奖励林某肆仟元整。出款人××，收款人林某。”收条一式两份，另外还有一个质量保证书：“关于林某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店方愿自查自检，以后一定会合法经营，加强管理，保证消费者的用药安全。保证人××，2006年11月13日。”
2006年11月16日，当时工商部门负责人宣布：“从调查的情况看，一些职业打假人怀着不同的目的打假，工商部门对这种打假行为不予支持……”涉嫌敲诈
2006年11月17日，该药业向警方报案：11月13日上午，林某来单位打假，并通知执法部门和媒体记者。下午3时，林某带着5人再次来到办公室向企业负责人表示：“你不用想其他办法，只要将我一人摆平，其他执法单位和媒体都可以摆平。药监、工商、媒体都是我叫来的，我说不曝光就不曝了。”出于对企业形象的保护，我们答应了林某的要求，经讨价还价最终以4000元成交，林某也保证绝对不会有新闻媒体曝光，之后便失去了联系。当晚8时许，我们和林某电话联系时，林某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直到当晚11时才和林某联系上。林某说：“我刚和记者们在一起吃饭，不会曝光，放心吧！”
2006年11月18日凌晨，西安莲湖区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对林某实施刑事拘留，并没收了4000元钱。与此同时，被林某打过假的多家企业向警方举报，称林某曾以打假名义向他们索要钱财。
2006年11月24日，林某被取保候审，三天后回到居住地天津。各方说法
林某向笔者表示：“我经常给企业提合理化建议，一些企业为此给我一定的奖金。我的观点是，你给我就接受，赠予的东西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接受。这件事教会我以后会更加注重保护自己。不过对于真心接受我打假的企业，他们的奖金我还会收，因为收这种钱并不违法，打假也需要成本，比如：为了取证要先购买商品、垫付检测费用、去外地打假的吃、住、行等花销是没有人给报销的。”
孙某则表示：在一个法治社会，为什么会有消费者站出来“打假”？消费者“打假”何时不再尴尬？有的人靠打假收入不少，打假就要有支出有收入，但企业认为你打假就是敲竹杠。
目前，民间打假的是与非和其能否收取企业的奖励已经成为人们争论的热点。
陕西省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张正佑表示：打假人人有责，不管是消费者还是职业打假人的打假行为，消协都是支持的。打假人收企业的奖励是企业和打假人之间的一种约定，打假人服务了企业，为企业质量把关，企业有可能给予一定奖励，这就像请律师一样，如果其对企业起了很好的参谋作用或挽回了损失，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也是好事，但目前国家对此尚无明确规定。
律师潘今宜表示，法律讲究证据，林某一案的定案关键就在于林某是否真的说过那些话，商家有无事实证据和证人证言。如果的确有证据证明林某说过那些话，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若敲诈罪名成立，单就目前双方已认可的4000元的情节，林某将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此林某给笔者发送了这样的文字：“从我一进入这个行业就是踩着法律的边缘，职业打假人是国家没有认可的一个职业。有些执法部门认为职业打假人不是正规军，无权去打假，你行使了他们的一些权力，他们心里感到不舒服，也有时候触动了他们的利益，更有甚者一些执法部门竟然充当了造假售假的保护伞。今后我依然要坚决打假，西安之行让我感觉到这个行业不但要做下去，还要带动全民共同打假。目前的消费市场需要广大消费者共同参与打假，配合行政执法部门让假货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那样我们的消费环境才会越来越好。”
以案说法
代行公权莫失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
近年来，随着民间打假、民间环保、民间反扒、民间110等组织的兴起，公权民间化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在耀眼的光环里也有一些“民间英雄”开始沉沦，公权民间化的负向结果显现发人深省。
在法治健全的社会中，公权私用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或是法律认可的行为，或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在那些国家里，面对个人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很少出现像我国执法、司法界所采取的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暧昧态度。
在我国，公民自愿的私力救助行为，首先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可讳言，我国当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是百废待兴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的结构与功能都需要重新加以设计与整合，在相当多的社会生活层面上，有待行使公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但国家的行政机关却力所不能及。这种势态下公权民间化是时代的要求，是私人对公共事务提供的经济而有效的辅助。另一方面是社会转型带来了严重的失范现象，社会的价值准则丧失了衡定的标准，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博弈所呈现的是一种新的无秩。而此时出现的自愿而又无偿的“私力救助”，无疑会在功利主义的冰水中注入了理想主义的暖流，会对公众价值理念上的追寻给予鲜明的导向和启示作用。
公共权力民间化在执法模式中是有限制地加以允许的。有的学者指出，私人执法的目的旨在制裁违法者，对于行政机关的协助也是无偿的，起到了临时替代行政机关履行责任的作用，其好处便是简便、经济、快捷。在这里所要加以关注的是法律对这种“私力救助”的有限性应当加以明确界定，使得这种介入成为合理的法律执行。由此看来，“私力救助”的度在于遵守明确的法律界限。
但是，如果法律规定粗疏，在相当大的空间内造成公权力在功能上的丧失，就会导致私人执法者的介入，同时法律又没有对私人执法给予必要的实时监控，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出现上述公权私用的失控现象。一旦失控，社会就只能把效果的好坏寄托在公民的善良动机上，或是假设那些在公权私用过程中至今仍然没有出轨的公民是出于公心来做这项事业。如果他们始终抱着善良的动机，那我们就只需要关注法律在规范公权力上的缺失与漏洞了。
但如今令人们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是“私力救助”在放任的状态下暴露出的恶果。“私力救助”者虽然得到一些媒体的关注和赞许，但并没有得到来自法律体制内合法性的认可，也没有对他们在其中所投入的财力、精力和风险给予必要的补偿，于是，有的志愿者就开始发生蜕变。
因此，我们不应当只是从道义上把这些“私力救助”者捧为英雄，我们要做的是从法律上对他们的正当行为给予援助，对他们在履行执法职责时的消耗给予必要的补偿，让他们不至于在从事正义行动时穷困潦倒、捉襟见肘，因经济上的窘迫而放弃行动，或是为谋取私利而枉法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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