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无法问责 道歉受之不起

　　公权无法问责 道歉受之不起

　　12月6日凌晨，山西洪洞县新窑煤矿发生矿难，105位矿工遇难。这是自去年以来，全国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事故。昨日上午，洪洞12・5事故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山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深刻检讨，向报道这一事故的新闻媒体表示感谢。

　　尽管矿难频仍的现实，已经炼出足够坚韧的社会神经。但悲惨消逝的生命，仍在顽强传递现实的寒意与生者的痛意，当然还有省长市长们的深深歉意。我们当然不能腹诽官员道歉的诚意，但在持续不断的矿难面前，在阴阳两隔的鲜活生命背后，那些为官员道歉而准备的叫好和感动，都变得廉价而稀薄。谁都知道，与人之生死相比，一句道歉毕竟轻薄，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人命关天的官员道歉，公众的良心接受得起么？

　　毋庸置疑，矿难之后的每一次官员道歉，背后都是淋漓的血泪，破碎的家庭，残酷的生存。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异常惨痛，但这一次一次的道歉，是否累加而成了社会改进、制度完善的推动价值？2006年11月，山西焦家寨矿难夺去数十人生命，当时的某省领导在紧急会议上向矿工道歉，向全省检讨；2007年1月，就煤矿特大安全事故没能得到有效遏制，他再次向500多名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检讨，表示自己应负领导不力的责任，并为此深感内疚。如今，新任官员固然接续了勇于道歉的作风，但那些死于非命的矿工，他们血的代价，难道只配换来这道歉的新传统？

　　2006年7月，曾有一篇题为《山西人不愿再见李毅中》的报道，一语道出当地民众被矿难折磨而不得逃脱的心声，而这句缩略的表白，又何尝不是全国各地民众的心声呢？矿难不得止息，安监局长依然在四处救火，而官员频频道歉，依然于事无补，这番状况真是逼得公众忍不住要再喊出一句，中国人从此不愿再见官员道歉了。

　　就此而言，曾引为一时新风的官员道歉，无疑应该从官员罪己、大有担当的道德幻觉中醒来，不止步于威权改善的形式美，而求之于政治进步的实质价值。因为真正评判官员道歉的价值，仍在于制度运行失常的及时修补和矫正。正如政治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具有真实意义的道歉，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道歉，是法理政治制度中的道歉，而不是伦理政治中的道歉。当前的现实恰恰在于，权力丧失制约，公众无力问责。这种实际上无责可问的现实，在日复一日重蹈覆辙的矿难事件中，最终稀释并完全流失了官员道歉的公众价值。如果一百次的道歉，只是重复温习一百次的疼痛，这样的道歉，于公众何益，于社会又有何益。

　　因此，我们仍要追问，那些最根本的命题―――官员为什么要道歉，向谁道歉，这实际上是一个公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负责的问题。每一次官员道歉，它都不能只是一种姿态，暗算某种道德的回馈，冲抵责任的分担，而必须有法理上的切实承担，而这种承担，无疑必须交由公意或制度强制作为后盾。因为每一次官员道歉，实际上都成本巨大，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不应该无声沉淀为时代的空耗，应该也必须转换成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我们要说，矿工不能白死，道歉不是游戏，我们需要比勇于道歉更为真实的历史进步，血泪的惨剧才能再少些，官员歉意才不至误会成为公众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