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70周年回顾：南京的那个血色冬天

　　生于1937

　　本报明日刊出南京大屠杀70周年回顾与反思第三篇文章：1934年，中国民族资本家投资在南京建起江南水泥厂，1937年11月试产成功。日军入侵，资本家请德国人和丹麦人看厂，升起了德国国旗和丹麦国旗。

　　楼梯下临世

　　沈庆武取出了他的身份证。“我是农历丁丑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的，公历是1938年1月17日。”他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初临人世时的场景：在南京金陵中学一幢教学楼的楼梯下面的狭窄低矮的空隙里，40岁的母亲生下了他。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对中国军人和南京百姓进行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

　　沈庆武的父母拖着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肚子里将要临产的孩子，在日军即将攻破南京城时，避入金陵中学。“我父亲答应帮一个叫任竹楼的人看房子，就在金陵中学隔壁。”

　　任竹楼是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的高级职员，在南京保卫战尚未打响时，就带了家眷细软跑到了香港。南京的富商、权贵、稍微有钱能够付足去往长江上游城市船费的人家，早早地加入到了逃亡的队伍。12月7日，南京市长马赵俊也离开了南京，城市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个由德国人拉贝任主席、15个（后有变动）外国人组成的国际安全区委员会。

　　沈家躲入的金陵中学就在安全区内。“我家去晚了，所有的房间都挤满了人，父母和哥哥姐姐只好挤在楼梯下面。”那处狭小的空隙，成了一家人躲避战火的所在，也成了沈庆武母亲的产房。

　　“我小名叫腹祈，母亲怀着我时和父亲商量，如果是个女孩就送人，是男孩就留下来。”谁让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呢？母亲对肚子里的孩子说：“孩子，你自己祈祷吧，别怪我们狠心。”

　　母亲同时担心的是，这个孩子是否能够平安降临。安全区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孤岛，每天同样有无数的人遭遇日军的暴行。

　　金陵女子学院的管理者，后被南京人称为“万人生佛”的魏特琳女士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个女孩仅12岁。日本人还抢食物、床上用品和钱……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她们高喊‘救命！救命！’……”

　　楼梯下降生的是一个男孩。11岁的姐姐拿着剪刀剪断了脐带，当起了接生婆。父亲冒险跑出校门，将小腹祈的胎盘埋到了任家院子里的一棵冬青树下。

　　母亲们的灾难

　　在沈庆武出生前的几个月，在日本，有三个男孩出生，后来他们成为日本的首相，这三个婴孩是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

　　这也是强人临世的一年，在伊拉克北部的一个村庄里，萨达姆·侯赛因呱呱坠地了。

　　在中国的南京，这一年，孩子们来到人世时面临的是刺刀和血腥。据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28案，包括被集体枪杀与活埋的计19万余人；零散屠杀858案，仅被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

　　来自第三国的魏特琳，不能成为一个平静的旁观者。她接着写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

　　“这儿已成为人间地狱。这里叙述的是一个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到何时结束。我从未听说过或见过如此暴虐……只要是反抗或稍有不顺从，立刻被刺刀捅戳或枪击。”另一位外籍人士麦卡伦这样叙述道。

　　这就是“沈庆武们”临世时的南京。那是一个血色的冬天。

　　在南京陷落的前两天，一个后来取名黄桂兰的女孩出生了。“我是1937年12月11日，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出生的”，目前居住在深圳的黄说，“日本人快要进城时，父母就带着两岁的姐姐进了难民营。”

　　魏特琳见证了12月11日的南京：“在我们学校所处的小山谷里，炮声听起来不那么响，也不那么恐怖，但整个城市的情况却很可悲。马吉（美国牧师，曾在大屠杀期间冒死拍摄了珍贵的记录影像）说，在福昌饭店、首都机场门前以及新街口，横卧着许多尸体。……我们的飞机一架也没有了，而日本飞机却径直飞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杀，“你们曾经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像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了人，而在区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12月21日，魏特琳写道。

　　安全区是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前，由中国人杭立武提议设立的，以中山路、汉中路、西康路为界，设立了一个3.86平方公里的中立区。20多万手无寸铁的平民拥向那里，寻亲庇护。陷城后，脱下军装、扔掉枪支、无路可退的中国守军也挤到那里。

　　就在金陵女子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开始允诺收留3000人的魏特琳，被一群群无处躲藏的妇女震撼了，她指挥学校工人开放了一栋栋校舍。“仅仅阁楼里就住满了1000人，在水泥路上，夜里一共有1000人。”

　　拥到金陵女子学院的10000名女子希望得到一个安全的孤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战后的调查认定，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的6个星期内，发生在南京市内的强奸案件是2万起左右。可是，台湾的史学家李恩涵却估计，大约有8万妇女被强奸和被肢解。

　　初世的痛

　　在血雨腥风里，新的生命还是降临了。并不安全的国际安全区（后改为难民营）里，几乎每天都有死，都有生。就在黄桂兰出生那天，中国籍神职人员程瑞芳记录下那一天的事情：

　　“今早死去了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下午又生了一个小孩，现在是生死都有，还有五六个妇人快要落月呢。”

　　12月13日，陷城之日，屠城之夜。“今日又生了两个来世吃苦的小孩，这些月母子也苦，睡在地上。”

　　程瑞芳忙前跑后，她希望能够找到给这些新生命合适的礼物，但却很难。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也想送给小生命们礼物。他在12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

　　“在我的收容所（安全区内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拉贝的居所）的草棚里，在污泥垃圾中，过去的两个夜晚共出生了两个婴儿：一个男婴和一个女婴。不能为产妇提供别的栖息之地，我真感到惭愧。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护士来帮助这些妇女；没有包扎用品，没有襁褓，只有几块肮脏的破布，这就是父母为新生儿留下的全部东西。我送这两对夫妇每对10元，为此女婴取名‘多拉’，男婴取名‘约翰尼’，非常有趣！”

　　多拉是拉贝妻子的名字，约翰尼则是拉贝自己的昵称。

　　血流成河没有让陷落之城停止繁衍，残暴的杀戮见证了这里的生生不息。“到1938年1月14日止，生于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所的婴儿37个，死亡27个。在恶劣的条件下，有两个孩子得了白喉，还有的腹泻、疟疾，有的孩子、老人就悲惨地死去了。”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日记本里记录着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和离去。

　　身为中国人的程瑞芳目睹着同胞的苦难，几乎崩溃了，她既要为死去的难民找棺木，还要为孩子接生，为生病的孩子找药。她无助地哀叹道：“死在炮弹之下比活着受罪强。”

　　“母亲生我时，没有奶水”，沈庆武将此归罪于日军，“没有有营养的食物，母亲怎么可能有奶水呢？”

　　“要是我们这里有校医和护士就好了！程夫人目前无法做更多的事，她和她的3个帮手，要给34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魏特琳继续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黄桂兰的母亲也未能给初生的女婴足够的奶水。“妈妈后来对我说，没有什么可以给我吃的。”

　　日旗下的童年

　　沈庆武长到有记忆的时候，父亲告诉他，母亲生他后的胎盘埋在了冬青树下。于是，懵懂的他经常走到冬青树旁，站一会儿，一声不吭。“我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老喜欢往那里跑。”他最后一次去看冬青树，是在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前夕。

　　沈庆武出生一个多月后，沈家搬回了原来的住处，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艰难。“我父亲本来是江苏一个小城里的人，祖父是一个首饰匠人。父亲从小城到南京本来是为祖父开一个做首饰生意的小店，可是，生意还没有眉目，日本人就打来了。”

　　沈家栖居的“安乐里”并非“安乐之地”。日军的大肆杀戮停歇后，危险仍然时常光临。“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来到我家，让父亲对着墙壁站着，我父亲手里提了一根棍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弯腰去捡时，日本兵的枪就响了，子弹擦着父亲的头皮飞过。”父亲大难不死。

　　出生于日本东京的日本厚生相桥本龙伍之子桥本龙太郎，肯定没有这样的童年，因为他出身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在内阁里，与大臣们一起正忙于讨论攻击邻国的各项计划。

　　一些随父母来到中国的日本孩子，与沈庆武在中山北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前相遇了。“我穿着棉衣棉裤，棉袄的袖子很长，我袖着手。”

　　那是1944年的冬天，沈庆武去五台山小学上课。几个带着饭团的日本孩子看到他并与他打招呼，“他们穿得很少，裤腿很短，手也露在外面，冻得一蹦一蹦的。”“他们好奇地摸摸我，想知道我的手在哪里。”

　　来自同龄的友好没有打消沈庆武对入侵者的厌恶。“住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几乎每天都要从一面日本旗帜下走过，每次都要弯腰鞠躬。”

　　鞠躬之后，沈庆武就盼着头顶上飞过国军的飞机。“那是我们军队的飞机，这时，日本宪兵司令部的警报器就响起来了。”他并不躲藏，站在马路上，“每到这时，我就看到日本人拉上了窗帘。”他依稀记得，厚厚的窗帘后面，国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传来了日本女人的啜泣。

　　1943年，趁着战事稍歇，任竹楼带着家眷从香港返回南京。“我家从此就离开了安乐里。”他最后一次去安乐里就是为看一眼那棵冬青树。

　　“不知道那棵树还在不在？几十年没有去过那里了。”当沈庆武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和首饰匠人的祖父一样老时，他突然想知道，在那一年，究竟有多少和他同龄的婴孩在堆满尸体的土地上出生，又有几人，活到了现在。

　　生活还将继续

　　那三位同样出生在1937年的日本前首相，已经有两位先后离世。中东政治强人萨达姆·侯赛因也已被美国人处以绞刑。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研究中，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负责了“大屠杀期间的金陵难民所”课题。她在相关的资料中发现，在当时的国际安全区有20万之多的难民，仅在魏特琳管理的金陵女子大学，就收容了1万多女性难民。

　　“魏特琳的日记里记载，有37名婴儿降生，他们挨过了灾难吗？”金一虹尝试着寻找这些打上了特殊烙印的生命，“他们的母亲呢？他们的家人呢？”

　　新生命在难民营的降生，为侥幸存活的人们带来生命延续的希望。生活，还将继续下去。

　　魏特琳此时也希望以宗教抚平悲惨女人们心灵和肉体的创伤。在沈庆武出生后的6周内，魏特琳安排每天两次聚会，一次为成年人，一次为新生的孩子，由美国圣公会留守的5位牧师来布道。

　　女人们很快学会了一些歌曲，魏特琳看到，这些女人特别喜欢唱的是《上帝，请拯救我的国家》、《我们热爱养育我们的土地》。

　　遗憾的是，金一虹的寻找并没有带来太多的收获。“至今，我们能找到的，确切出生在南京沦陷后难民营里人，还非常少”，她接到过一位老人打来的电话，“那人叫李昌华，说弟弟是在出生30天后被抱进难民营的。”“她那年14岁，后来与弟弟失去了联系，不知弟弟是死是活。”

　　70年后，那些在屠城之时降生的人们，沈庆武和黄桂兰成为不多的、被寻找到的两位。黄桂兰说，她小的时候，大人总爱指点着她：“看，她是在难民营里出生的。”

　　沈庆武已在他出生的城市走过了70年的岁月。他在这里读书、服兵役，后来成为银行的职员，直到退休。“现在每月拿着1809元的退休金，够用了。”他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已经去世，曾一同在楼梯下避难的一家6口，尚余他和二姐两人健在。

　　桥本龙太郎在1962年传承了去世的父亲的衣钵，他曾成为日本最年轻的阁僚，先后任运输大臣、大藏大臣、通产大臣、自民党干事长、政调会长等党政要职，在自民党内被称为“政策通”。

　　1996年1月11日，桥本龙太郎出任日本第82任首相。半个月后，他承认日本“有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历史”。1997年，桥本龙太郎参观中国东北“9·18”纪念馆，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的日本首相，在那里，他写下“以和为贵”。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喻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