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另外14人一起建立安全区
贝茨博士之子昨应邀来宁参加纪念活动
马嘉
尽管罗伯特·贝茨先生还在倒时差,但听闻记者来意之后,贝茨夫人马上叫醒了丈夫,一同愉快地接受了采访。这次来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活动,贝茨先生特意为今天下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准备了简短的发言,主要内容正是他的父亲米纳·贝茨博士。
“1937年的时候我只有9岁,父亲跟我说过有关大屠杀的事情,但他没有说很多,那时我太小了。不过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父亲跟我提到过,日军进城以后失去了控制,其实他在日军进城之前,就意识到,日军攻占上海后大肆屠杀无辜平民,因此同样的悲剧也可能降临到南京难民头上,”贝茨先生一边回忆,一边慢慢地向记者介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起因。“于是,包括父亲在内的15个人首先建立了‘安全区’,并与日军进行了交涉,要求保证‘安全区’不会遭到空袭。接着,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这个委员会尽一切可能保证‘安全区’的安全。完全安全是不可能的,只是尽量让它安全一点。父亲向高等学府和医院方面寻求帮助,他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的前身)的魏特琳一起,救助了大量的难民。”
除了救助之外,亲眼目睹这一惨剧的贝茨博士还用笔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贝茨先生告诉记者:“委员会将每天发生的事情写成报告,交到日军的司令部。可是当他们意识到日本军方不会有什么回应,就把报告送到了日本大使馆。后来通过美国驻东京使馆方面的消息,父亲得知,日本大使馆将父亲他们写的报告送交到东京。”为证明这份报告的确送交到了东京,贝茨博士还曾在战后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审判。据了解,报告的副本现收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
沉重的采访氛围直到贝茨先生说起他来南京的另一个目的才稍有缓解。原来,今年1月是贝茨先生和夫人结婚50周年纪念,为了庆祝金婚,他们决定在今年12月下旬安排一次中国之行,特别是让他的后代看看南京。“我的两个女儿都会带着她们各自的家庭一同过来。后来我接到这个研讨会的邀请,就和太太提前过来。再过几天,我们就和孩子们在北京碰头,然后去西安,大概元旦左右再来南京,接着再去苏州等地。”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庆祝金婚呢?贝茨先生坦言:“我的女儿想来看看她们父亲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我会带我的女儿和她们的孩子们一起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我最小的外孙只有2岁,还有一个是4岁,他们越小,我就越容易告诉他们真相。” 本报记者 马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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