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30年前中国的社会处于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当时您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当时在您眼中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王文澜：当时也不能说是风华正茂，而是单纯幼稚。那会儿主要是觉得和谐社会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感觉反差挺大的。
主持人：是不是跟前一段时间《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面一群大院孩子那样的生活？
王文澜：《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他们那些孩子都比我们小五六年七八年，那会儿我们比他们还大。后来我们可能上山下乡走了，他们又开始起来了。但是你光玩不行，还得要搞点儿什么，那会儿院里面几个孩子，他们的父母从国外带回来一些苏联产的索尔机，就是杂牌，盖尔派，一开始照相是借，自己做像箱、放大机，然后拿吃饭的磁碗、筷子做旋转电影盘，拍照片的胶卷是那会儿的丹丹红，现在叫乐凯，一盘买来比较便宜，1.5米长。相纸就是印着毛主席像，裁剪完之后再用的，用边角废料，论斤约，一块多钱半斤。
当时对于照相就是一个娱乐，主要照的是留影，到此一游。基本模式就是后面的风景加上你的脸，然后再穿个军装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会儿可能手里还拿一个小本本语录。这种模式到现在还是一个摄影的主流，一个摄影的目的，所有拿相机、摄像机、手机照相的人都在不厌其烦重复这个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到哪儿去不管你是干什么的，首先要做的就是留张影，所以这种东西还是非常得有用，可以勾起人们对生活一种轨迹的回忆。
主持人：所以我看到他们征稿里面也有一些家庭照片、民间照片，可能搜集起来大多数是这样的。
王文澜：当然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国家在各个时代的印记应该是有价值的，但是作为摄影一种专业仅仅是这样还不够，尤其是对历史还是不够，它是一种底线。所以在十年文革结束之际，我仍然停留在底线之下，并没有大的进步。
主持人：您是什么时候自觉地觉得用相机记录生活，而不只是单纯的理念？
王文澜：80年代以后。这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渡，过渡也是过渡好几年。到了1976年文革结束那年，通过周恩来去世，周总理逝世，引发了四五运动，包括唐山大地震，包括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都是一年，一个大事接着一个大事悲喜交加。
主持人：当时中国的新闻摄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王文澜：我当时没有接触过，但是我看到和我在部队后来搞了几年都是叫宣传摄影，以宣传为第一目的，也充满着弄虚作假。当时是不自觉的因为从个人角度出发，对四人帮有怨恨，跑到广场上去，不管是通过什么去发泄这种感情，然后就拿照相机去照。从个人的留影到给社会的留影，整个无意识。包括唐山大地震也是一样，也是部队给的任务，抗震救灾去，尽管拍了很多宣传照片，但是也拍了很多灾情甚至有些记录当时人在地震中的处境的场面。这些都是不自觉的行为，尤其71年以后，因为文革十年一结束才觉得这应该要从头到尾拍，这不就很好了嘛。但是它没了，为什么没了？因为当时是当局者迷，你在里面。结果我们现在看其它国家看得比较清楚，旁观者清，当时你在里面的时候觉得好像永远都是这样，就是那些场面、矛盾好像永远不会变。结束看来是变化的，变化了的东西你没拍就属于你是僵化的，自己是僵化的，没有按照一个发展的东西去看。
当时还是停留在一种僵持状态，认为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那会儿的日子大起大落的社会动荡，后来一直到了80年代初，有一个美联社记者叫刘江德，他出了一本《毛以后的中国》这本书。实际上我们平常都是在一块儿接触、采访，那时候我到《中国日报》，我是80年到《中国日报》并没觉得这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那段时间给中国带来的由表及里的深刻的变革，它在表面上的这种表现是比较平静的，实际上我们发现它像地底下的岩浆一样已经很厉害了，但是流在地表上显示它的波折。这个画册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变化，他住在中国，毛主席以后的中国，那个历史时期我也拿着照相机，但是没有他那种很客观很准确的把那会儿社会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动荡的而是相对平静的一种变化，就是捕捉起来更难。可是他从人民大会堂里面一直拍到全中国，然后从中央领导人一直拍到老百姓，政治、经济、文化都拍。
主持人：他这本书一定对您有所触动？
王文澜：对。
主持人：当时意识到我应该下去自觉去记录一些事情。
王文澜：当时觉得这些都可以拍，当时觉得这些都没啥意思，这些都可以拍，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慢慢自觉地有意识地把这个镜头对准社会进程，而且有意识地跳出来看。慢慢不管你是老百姓这一类的平凡的你拍摄，当时想既然从一个76年四五运动开始拍，到2000年四分之一世纪，到了2025年跨世纪的半个世纪的中国人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您那会儿意识到我一直要拍下去，要拍跨世纪的？
王文澜：对，从那时候开始的，从现在看来已经到了30年了，当然甚至20年能够活到那时候有难度。
主持人：除了您自己那种自觉的意识到，听说当时任《中国日报》总编辑冯锡良，也是您在摄影道路上的点拨人，他对您的摄影理念进行过什么样的支持和点拨呢？
王文澜：当时他在新闻摄影方面使我从原来的僵化变的灵活，我以为报纸应该是非大人物不能，非大事件不用，但是他那会儿在《中国日报》上在创刊前后大量使用老百姓的普通生活照片，比如天气热为报道类似天气预报的东西，因为那会儿没有在报纸上说天气变化也作为新闻来报，只是作为刊头上面有今天多少度风力多少，没有说我那儿因为一种天气的变化作为新闻来报，非常新鲜。可是现在国外这种东西可能是要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来报道当天、近几年、一周半个月的天气预报，因为生活当中这个很重要，那会儿觉得没那么重要，什么天都行。那会儿经风雨见世面，无所谓的事，哪儿有现在还有什么“穿衣指数”之类。
主持人：处处体现一种人文情怀。
王文澜：确实以人为本。虽然那时候天气酷热，因为那时候北京市好像太热的话减少工作时间，还有一张照片，怎么体现热，头儿说要去拍在头版用。我想这样的画面怎么能用，拍完肯定不能用。我在托儿所里面拍小孩吃西瓜，我吃完了第二天真发表了。
主持人：怎么想到去托儿所拍小孩吃西瓜？
王文澜：那时候首钢太远了，什么炼钢工人喝水这些，后来我一想弄一个最生活化的吧，这个真是说明这种没有什么方法，用这种国际潮流的方式来办《中国日报》，主要对象是外国人。
主持人：这样的报道方式其实也能让外国更了解中国国情的变化、社会的变化。
王文澜：外国人对于当时中国照片的这种面孔觉得很可憎，很死板，就是活生生的人往死里面整，那都是经过摆布的模式的，就跟演戏似的剧照，这样不真实。外国人希望看到真实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有的人那会儿的“博客”就把自己怎么吃饭，吃什么饭，外国人特别喜欢，因为就是自然真实的，觉得这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式生活，他看到了。一般平常看不见，都是那种经过设计的。
主持人：那您给我们的感觉接触好多次都是特别平和从容，您也说过您的个性不适合做一个新闻记者，而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新闻摄影师，您这么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
王文澜：他们说我更像是一个画报记者，不像报纸记者。那时候我跟郭建设在一起的时候，同样拍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快就拍出来，我半天发不出来稿子也不愿意发，就愿意留着沉着。
主持人：那您在等待什么？
王文澜：等待成一个组或者成一个更好的东西，追求那种完美的感觉。但是完全纪实又没有那个时间，比如我们发现蒲长城这个题材，实际我们只去了一次，当然那样的题材没事我拍一个月肯定是非常好的，报纸不允许你，报纸每天都要发稿，所以你还得受报纸的限制。还得拍专题，非常头疼，但是你又自己定出来一个几十年的东西，所以现在只能是通过忙里抽闲这种四处突击，通过出差，通过上班下班，平常你慢慢形成的专题，比如说京味，北京城的变化，因为你是住在北京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什么都能拍，不管拿什么傻瓜相机也是81年开始用的，那时候是半傻。那会儿追求专业相机大镜头，反正都是那些东西证明你很专业。那时候我开始用傻瓜相机，因为它贴身隐蔽，我觉得不管镜头好坏只要把它拍下来是第一位的。大的东西你不可能随时带着，你可以随时揣在口袋里拍。
主持人：而且不容易惊扰被拍摄对象。
王文澜：别人认为你也是旅游者。所以从北京的题材，从自行车的题材，还有肖像，音乐的、体育的。像这些慢慢就有分类了，不管走到哪儿有这根弦，碰上这个就弄这里面，老是有拍不完的东西。这样慢慢逐年累月的积累，所以说它是专题？又不是。你说它是新闻也不是，你说纪实，也不是。
主持人：那你把它定义成什么？
王文澜：我也不知道，叫“系列摄影”。
主持人：您这些系列摄影拿出来还是很震撼人的？很有实力的？
王文澜：震撼这个词，肯定不合适，它肯定不够震撼，就是一种慢慢预热的东西，而且里面也没有多少是突发性事件，都是那种日常生活中的呼吸，平常的积累就是吸入，偶然的快门就是释放，就跟日常的……
主持人：拿这个小相机帮助你拍下来画面的时候是不是内心波澜不惊还是心里涌动什么东西？
王文澜：有时候是因为我喜欢拍摄，拍摄可以给你带来很多意外的惊喜。有时候你一个上午可能都没什么收获，刹那当中就出现了。但是当你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就要把很多的这种激动给它化成一种不要在你手指上来体现，传染到手指上，不要哆嗦。
主持人：说一说专题系列的自行车王国，在普通人眼里非常司空见惯的，中国人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您为什么能把它选择作为拍摄对象，而且坚持这么多年，成为一组艺术作品，反映中国特色的画卷。
王文澜：在80年代，那个时候上班下班都是骑着车，骑着车，你拿傻瓜相机，这也是一个功能，就是能骑车拍照片。当然有时候比较麻烦，拿着相继突然要撞人，这个还是选择这种方式，能拍摄自行车的很多东西。后来越来越觉得自行车上面是承载着整个中国人的生活，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是在自行车上长大，我们从出生开始，包括父母怀着你的时候，可能坐着车上医院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校园里主要是自行车，我看哪儿没有自行车，校园里也有，用得非常多，而且非常实用。你开始恋爱，用自行车搭载着男朋友、女朋友，结婚登记，然后又生育，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主持人：周而复始了。
王文澜：包括生产，在城里拉个洗衣机、电视机，反正这些东西，都拉着。农村更是这样了，很多道路上面都是类似杂技式的表演。
主持人：自行车王国拍了多少年？
王文澜：到现在30年了。
主持人：就像刚才跟我们说的。
王文澜：中国16个省份。
主持人：在拍自行车系列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感到特别难忘的事情？
王文澜：没有。这已经问了第81个人了。
主持人：我记得有一个整个自行车车流在大街上，您当时站在什么地方拍呢？
王文澜：当时是在上海，拍上海一日的活动，我是听说了上海路口，中间是铁路，两边栏杆，火车一过自行车很多。好像是那次是弄了一个公交车站在车顶上。
主持人：当时是公交车停下了？
王文澜：我记得是。因为是一个活动，是站在桥上，应该也没桥，这点还真忘了。后来人家一问我，我说我是站在桥上拍的还是站在公共汽车顶上拍，忘记了。
主持人：桥就好理解了，如果是公共汽车了，怎么说服？
王文澜：因为是租的，那是一个活动。
主持人：为什么您每次选择拍的角度挺有意思，好像是别人想不到的，在别人认为无所谓，拍不出来的东西，但是您每次拍得有味道。
王文澜：我拍的也没味道，偶尔有一张有味道，这个时候我就想，篮球场在中国东南西北中，在学校里，在城市里，在农村，在山区，在高原，都各有各的环境和处境。包括香港、台湾这些地方。香港可能是一个群楼当中的弹丸之地，篮球场还用铁网围着，这么一个弹丸之地里，只能是反映当地人民生活运动的处境。你到草原上，它可能是那边一个架子，是辽阔无边。
主持人：篮板在各种环境，各种情况。
王文澜：在农村，一下雨，篮球场变成一个洼地，鸭子在下面游。觉得这些场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生活。
主持人：说到自行车那张照片，您核实了一下。
王文澜：是在过街天桥上，是过铁路，路可以从天桥过，当然现在已经消失，变成高架桥了。前两天加拿大有一个专拍世界上的自行车情况的摄制组到中国来拍，他也采访我，就说想画面里这个场面怎么没了，我说你在北京、上海都很难找到，在大城市里这样的场面已经消失了。当然这不影响中国还是一个自行车王国，它在各个角落遍布着上亿的自行车在活动。
主持人：现在不仅是自行车，而且自行车变成了电动了。您拍这些自行车很多画面都是偶尔碰到的，但是有些画面应该是需要等待才会出现的，像这个，好几辆自行车从不同的方向行驶过来？
王文澜：像这种东西，你在那里等，可能有这个，可能有别的，因为我不一定非得要等这个，他总是有意思。因为在生活里，还是千变万化，超乎想象。
主持人：这个就像练杂技似的，请王老师讲一讲这张照片拍摄于什么地方，当时的情况。
王文澜：这张照片当时是在河北吴桥杂技之乡。这块坛子碗什么都能变成杂技里的一个项目，当然自行车也不例外。他们的人愿意在自行车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甚至自行车可以十来个人骑一辆车。而且每个人都能骑，大人、小孩都能在自行车上获得平衡。这是夏天，孩子们开始玩，这是他们的娱乐方式。
主持人：您拍完了以后，还是要了解一些情况吧，你到了这个地方拍摄，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杂技之乡。
王文澜：我到这个地方是拍杂技学校，经过这个地方看到他们在搂草。
主持人：这个更像南方的一个小镇。
王文澜：这是广西的玉林地区，我是看了电视上有一个自行车王国，就去，这在街上。88年正好广西有一个采访活动，就跟着去了。去了以后，正好遇见了，一看每个道路都是这样的场面，名副其实的。
主持人：通过您30多年拍摄各个专题的体会，有的摄影记者发愁没有题材可拍，有了题材又坚持不下去，通过您的拍摄经历，想对我们摄影记者提哪些建议或忠告。
王文澜：一定要持之以恒，摄影本身就是拍照活动，把它说大也可以很大，一张照片，一段历史。当然它又很小，很细微，有某种感动或者某种兴趣。所以不要老想着一鸣惊人，老想着出彩。要沉住气，要静下来。而且不要拿一堆相机，器材可能帮你一些忙，但是不能帮你全部的忙。你抱着一个普通的镜头，一个微型照相机，长在你身上的就是你的眼睛，你的头脑，这样你在捕捉题材，提炼你的观察。通过日积月累，哪怕熟视无睹，这样的专题都可以来。比如说你的爱人，你的孩子或者一个锻炼的场所。
主持人：有时候小题材可以出好作品
。
王文澜：因为你的生活里全是。给人激动的，现在有很多其他艺术门类所表现的，可以表现很多。
主持人：最重要的是眼睛去观察，头脑去思考。
王文澜：不要把照相机神化它，它是高不可攀的，是有技术和艺术，这种东西越接近本质越好。
主持人：王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肖像系列，肖像系列拍的是哪些人物？
王文澜：和平常采访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中外领导人，然后慢慢涉及到各个领域，比如说文化界，体育界。后来光拍名人，就拍普通人，这个肖像就慢慢地积累。整个对环境的肖像，他原来拍的时候人的正面比较多，现在发展成了拿袖珍相机拍图片背景大的，因为人物有关的信息量更多了。
主持人：更多是生活、工作的环境。
王文澜：差不多，也不一定。
主持人：您给我的感觉是慢中出细活。
王文澜：原来很严谨，不松，现在松散了，放开了。
主持人：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
王文澜：因为那会觉得搞个艺术要求十全十美，现在是反映生活，慢慢变得有一些全天候，什么晴天、阴天，这个天怎么样，以前照相都是好天，晴天白云，现在没有这个了。
主持人：这还原到摄影的本质。
王文澜：不管什么光线，或者反向光，无所谓。
主持人：您的作品最主要是提倡什么样的精神或者味道？
王文澜：应该有自己个人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又不刻意，完全没有不好，或者放松。
主持人：是自然的那种状态。就说这个比赛，在我国因为摄影进入中国比较晚，还没有完整的记录时代变迁的影像资料的，我们想了解以前的历史只能靠零星的图片以及散落于民间的图片，搜狐和好几个单位一起主办尤其是界定改革开放30年记录变迁的摄影大赛，你认为对中国的影像资料有什么意义吗？
王文澜：改革开放30年，前十年的影像资料相对少，近20年越来越多了，甚至泛滥，但是本身这30年是在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重要的30年，因为每个人切身感受都是从濒临灾难的边缘，通过涅盘式的复兴崛起，发展到现在，步入小康社会的结果这种状态，对于十几亿中国大国来讲非常不容易，难度非常大。这个过程当然是用摄影，用照片来表现是很恰当的，也是很真实的。搜狐来做这件事应该是很及时的。这样做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尤其是互联网对图片的影响，很到位，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回忆，这样的记忆。我不能说其他的东西意义不大，但是应该说这件事还是有意义。
主持人：这次除了专业组以外，还有民间组，有些民间照片以及把家庭相册作为征集的目标，这个在以前的摄影比赛也不多见。
王文澜：如果一个家庭被照相机所拍摄，这可能是每个家庭的状态，也可能是少数的。但是我觉得应该说起码是真实的，这才是很现实地表现了一个家庭在照片上一年一年的，有本书叫做照片，实际上就是弄点照片，写点文章，人们还是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更多的中国社会的人文方面很多的背景，通过照片的形式。
主持人：因为它最直观，最形象。
王文澜：对。
主持人：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也产生很大影响的状态，现在中国摄影人，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
王文澜：我觉得可以玩一些光影，但是不要被他们所束缚。除了光影以外，有很多追求，我本人也是从光影当中过来的，也追求很长时间。拍过风景。
主持人：您觉得作为当今的摄影人，最重要的操守是什么，现在面临许多假照片，做假各种现象。
王文澜：不是拿不拿照相机的问题，做人的起码底线。第一是老老实实，第二以人为善，不要有太大出格行为。
主持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了30年，中国新闻摄影也历经坎坷，现在的中国摄影处于什么状况？
王文澜：中国新闻摄影在80年代是出名记者的时代，因为那会新闻照片很需要邮寄，几天一礼拜才到，所以每个报社需要培养自己的摄影记者，要自己的独家新闻。那会涌现出很多的优秀的新闻摄影记者。到了90年代，到了新世纪，慢慢地这种新闻摄影从原来传统的模式大部分落在了都市形式上，因为拍摄的题材有很多城市有关，和老百姓生活很近的。这样的原因他们和读者的距离近。这些记者视野更多更大，他们的文化底蕴也很优秀，他们也形成了新的拍法。在风格上，跟我们那会完全不一样，“搜狐”成立了新锐视觉联盟，这个很好，他们要追求一些更适合于他们自己发展的组织形式，我参加过几次活动，觉得这些年轻人都是很有前途，而且现在奖项80%都是他们拿走了。他们是主流的。
主持人：随着数码摄影的普及，随着手机摄影的出现，专业摄影记者的路子越来越窄，甚至会走向衰老，不知道这个准不准确？
王文澜：对，因为有一个前提说的是中央的综合性大报，随着互联网，现在的照片，报社的主编和编辑面临着电脑很丰富的图片类型，用不着再花很多的财力去培养摄影记者。现在这个条件变化了，所以像这类的报纸的摄影记者优越感就没有了。
主持人：像都市报记者也会有这种危机感吗？
王文澜：当他们觉得养几十个摄影记者……那也难说。因为社会的自由摄影师，个体的摄影师或者人们摄影水平的提高，也就是通过自动化器材可能比较轻易地能获得比较清晰的新闻素材照片，手机是普及率非常高的，如果说到相机的话，说明把相机扩展到几十倍，上千倍，成千上万倍。
主持人：这也不是说来就来的事情。
王文澜：面对这种危机，另外报刊本身也面临着网络冲击，所以我很看重“搜狐”作为网络来进行这次图片活动背景，有它的意义，很有远见。而且作为网络的图片应用又有它很深的规律，它和报纸运用、报纸媒体应用又不一样，更容易消化，更易传播，需要什么样的照片能在网上挂着，这值得研究的问题。
主持人：摄影记者面对这种危机，现阶段应该怎么做？
王文澜：他们应该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照顾，面临一个系统，他们应该有一个很多的专题，在过渡期的时候，以后能过渡到网上。比如“搜狐”搞的活动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它是30年代，是个跨度的系列活动，不是一个漫无目标，漫无主题的艺术活动，这说明网上需要的是系列的，专题的东西。哪怕是一个观念的，也是一个系列的。
主持人：这是对当今摄影师一个很好的启示。
王文澜：这种图片，以前用在纸媒上，后来又被电视所用，电视大量应用静止的画面，报道新闻，报道比赛，这是很大的影响。网上就是通过博客，我想“博客”是每个人提供摄影的记忆最有效的途径。他可以去照，还可以在“博客”上发，还可以有回音，很刺激，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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