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算悠长，30年在人生的旅程中也是弹指一挥间，然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激荡，30年的社会变迁却让世界注目国人骄傲，1978年—2008年，30年间你可曾为你身边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而感动，也可曾用手中的相机在有意无意间为快速前行的30年定格了什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搜狐网、人民摄影报共同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激荡30年摄影大赛”就是为了以图片这一形象直观的载体永久地凝固那匆匆而过的历史脚步，从而为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历程留存永久的影像资料。
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解海龙先生，和他一起感受他30年的摄影历程和他一起分享图片背后那鲜为人知的故事。
主持人： 解老师30年前当时您在做什么工作？
解海龙：30年前我还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应该说是一个最最基层的最最普通的一个工人。1968年我当兵，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期间，在部队也就是三年的时间，但是我认为在部队待的三年，对我是一个最大的保护，因为部队全是正面教育，在我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在部队大学校里面渡过的很健康地发展起来。1971年回到地方，当时退伍，毛主席说工人阶级能领导一切，所以说我们这些复员的、转业的这些人愿意回到地方到工厂去，当时卫生界、教育界都属于臭老九。1971年我们复员，那时候整个思想都是混乱的。我们到了地方以后拼命抢着到工厂，虽然我抢到了一个工厂的编制，但是咱也不知道工厂有多大，当发给我工作证的时候我才清晰地看到我那个证上面的编号是0109，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厂的第109人，这个工厂是多么得小。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工厂都是什么人，如果都是科研人，这109个人也是很不错的，结果进去之后才发现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家庭妇女，属于街道工厂，10%的人都是社会青年，还有个别犯了错误的什么劳改回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厂子。
主持人：当时您的心情是不是非常失望？
解海龙：非常失望，好不容易赶到一个工厂怎么这样啊？结果党组织找我谈话，为什么把你分配到这儿来，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厂子起到骨干作用，能够用你去影响他们，你是培养的对象。一听这个话我就晕了，看来领导还挺重视，于是就安心在那儿工作。工作也是想我干什么？领导又讲了，你要从底层开始干，从最最基层的工人岗位干起，这是领导有意的安排，我进门第一件事就拜了一个过去犯过错误的劳教过的一个工人为师。领导跟我说，他身上有很多技术，你要尽快把他身上的技术学到手，为无产阶级服务。那时候我的无产阶级思想比较重，白天晚上跟他学技术，偷着学，钳工、锉啊、磨啊、学那些事。学了两年之后领导又找我谈话你要走出去，跑外交，供销这个很需要人，当时供销关系的矛盾很大很突出，供严重的不足，甚至买个齿轮都要求人，要想办法跑这些事。我又听领导的，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锻炼，又开始全国各地跑。等了两年之后，民兵进入街道管理教育这类的事，74年把我派到那儿去了。到了76年把我弄到政工处，专门写大标语写口号，结果到了76年就天安门四五运动。再往后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又调到食堂管理员，领导说厂子一百多人要是吃不好喝不好全是麻烦，要把好这一关，好好做管理员。最后干了八九年也没看出怎么提拔我，最后把我安排到行政科当工会的负责人，专门组织演出、排练节目，组织运动会，给职工们买电影票。谁要是家里有结婚喜事我去给人主持，谁要是家里有丧事我帮助人家穿衣服处理后事。
但是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接触了摄影，拿照相机拍录下来大量最最基层的生活。
主持人：是在工会任职期间吗？
解海龙：对。当技术工人期间，当食堂管理员期间，做饭期间，后来当了跑供销跑买卖期间，以至于最后到了工会做了政工，再后来买电影票、搞联欢这些事，我感觉这些年就是无头苍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好听点儿的词就是万金油，说不好听就是一个虎皮膏药，哪儿疼就往哪儿贴。到了快30岁了，还没找到一个方向，说起来只会车钳铣刨，蒸炸洗烙，迎来送往，带头鼓掌，吹拉弹唱，赶上照相，就这么一个角色，我感觉一定要学习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时候我在工厂做工人的时候或者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每天抱着一毛八分钱或者一毛六分钱买的小册子摄影的书去看，甚至把书翻烂了背下来了，那时候没有摄影的书籍，也没有照相机，单位有一台简易的工会相机，我经常拿这个相机经常给大家拍片子，拍完放到工会的橱窗里。工人们吃饭的时候抱着饭盒，一边吃饭一边看橱窗里面的照片，大家看了很高兴，也很喜欢。从工人师傅们的这种眼神里我看出来他们非常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感觉挺知足，有时候忙忙叨叨十天八天就换上一期，又拍一批，晚上就在自己的简易屋子里面，就是一个14平米的房子，孩子老婆睡着了，这边就开始洗照片，天天干这种事。越干越有劲，越干越有意思，最后迎来送往，带头鼓掌，吹拉弹唱，赶上照相。到照相就再也离不开了，就定在这儿了，等于我从68年当兵之后到了78年这十年。
主持人：1978年的社会状况是什么样的？
解海龙：78年是中国的动乱十年之后，刚刚粉碎四人帮万物复苏，要迎来祖国的春天，一切要正规这么一个时候。我当时觉得要学习一个本领，那时候唱歌都是“我们年轻人要努力学习，再过20年我们会成为祖国的建设者”，在那个大的氛围当中，所以很多人都是白天上班，晚上骑着自行车夹着饭盒去上夜校，去补习知识。我每个月交3.5块，那时候我的工资是39.8块，当时我拿出3.5块钱去上夜校，去学习摄影知识。那时候我拍的片子也是比如说“这里星光灿烂”，就是夜校里面灯光亮亮的，很多青年人都在学习补课，外面自行车上放的是饭盒、菜，买完菜来不及回家做饭就上这儿来听夜课。很多年轻人都上图书馆看书，要夺回自己的损失，这是78年。
主持人：当时您的照片已经记录了一些社会的情况，您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把它记录下来的？
解海龙： 1976年一批年轻人拿着照相机在天安门记录了那些照片，悼念周恩来，四人帮残害，当时这些片子拿不出来，到了78年的时候四人帮垮台了，这些片子全拿出来了，然后就和公众见面了。看了那些照片之后大家都感觉照片的力量特别强，有震撼力，有一种力量。所以这时候很多人就特别想学摄影。但是78年的时候工资才30多块钱，买一架相机得七八十块钱。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盼着什么时候能来钱，可恰巧在79年职工涨工资，每个月涨到六七块钱，那一年的补助有七八十块钱，每个家庭当他拿到七八十块钱的时候，他们会想我们到底拿这七八十块钱干什么？这是当时年轻人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我就断然决定把这七八十块钱拿去买一台相机，我的第一台照相机海鸥203，我拿着这个相机拍的第一张照片而且也获奖了，是一帮社会年轻人没有工作，他们蹬平板三轮给人家运货，找不着活儿的时候，在人家的房子顶上打打闹闹。附近有的居委会觉得这些人吵吵闹闹影响居民休息，那时候给他们放了一摞书，你们别闹了，没事看会儿书，每个人躺在自己的三轮车上开始看书。看的书的名字我拍了一张片子，捧了一本《半月谈》，这是一本政治书籍，关心国家大事，起的名字叫“光阴”，就是这么一张照片。
主持人：画面是您无意当中碰到的？
解海龙：我知道他们太闹，那一天他们突然静了，不吵不闹了，看书了。奇怪了，我看他们都规矩了，学习了，整个大社会都是这样的，他们抱书学习的时候，我就拍下来了，起的名字叫“光阴”。《北京晚报》第一个摄影比赛，中国的比赛从那时候开始的，这个名字叫“谁的心灵美摄影大赛”，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美什么叫丑，整个社会人们的头脑都是乱的，那时候我参加了这个比赛获了奖。从那天开始觉得摄影很有意思，获奖了也很欣慰很高兴，从那儿开始给自己定规矩，定下指标，每个月都希望有一张照片获奖，每年下来就会有12张。你这个月到了28号还没有，你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定的规矩，到这个月就必须得有一张，提前完成任务更好，就在这第一年我完成了18张照片，相当于一个月完成一张半。第二年我给自己定规矩的时候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月三张照片获奖，第二年下来是36张，第二年又超过了。就这样拿着一个破相机，不断的跑农村跑街道跑胡同跑矿山跑学校，孩子们发新书了，抱着书高兴的样子，我拍一张叫“新学期”。农村里面的孩子把石头摞得高高的，我起一个名字叫“工程师”，表达比较向往的片子。到农村里面去拍农村的变化，就这么不断地拍片不断地拍片。
到了81年，我那时候感觉相机很困难也很破旧，放大机也没有，那时候自己制作，急切想买一台放大机。看到商店里面有那么一台是75块钱，非常好，天天去看，蹲在柜台那儿看，但是就是没钱买。后来还是一咬牙决定要买的时候，背着自己家里面跑到同仁医院替别人献了200CC血，他们单位给了50块，医院给了22.5块，我又补了三块钱，从那个时候就一发不可收拾就要走一条创作之路，这个时候就是78年，刚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
主持人：除了您对摄影的喜欢，是不是社会的变迁也给了您创作的激情？
解海龙：那时候我们干什么都是新鲜的，比如说有人穿喇叭口裤子，戴蛤蟆镜，这都是时尚。但是也有更多的人认为这不是美，看不惯，有人拎着四个喇叭的录音机在大街上又耍又唱，这些都是新生事物。我们感觉这些都要记录，但是再看旁边，有人跟那儿跳啊唱啊，这边就有人捧着书学习。那时候我们拍摄影小说，找几个人比如说有一个年轻的女的穿的很漂亮，在那儿背诗，背半天也背不下来，这时候有一个扫地的年轻男的走到这儿，就说下一句应该是什么，这个女的很惊讶，你也懂诗。你不就是一个臭扫地的，后来这个女的认识到这个男的很有才，他做了很多诗，就这样有很多例子，很多故事情节的摄影。我们在那个时候不断有一团火的感觉，而且我组织了一共六个人，这六个人白天上班，晚上凑在一起探讨学习看书，互相介绍经验，然后到了星期六出去拍照片，那时候都是这样的。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开始拿起相机。
主持人：那时您多大？
解海龙：应该是在27岁、28岁，所以不断获奖不断兴奋，自己就定了一个目标，争取在两年内成名成家，争取在三年内加入北京市的摄影家协会，争取五年内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总有一个目标，给自己定。定完之后，按这个步步走，结果到了84年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北京市摄影家协会，到了86年就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作品一年能有一百多幅获奖入选，被人家称为获奖专业户。高兴的是在家里面做大衣柜百宝柜，把奖杯奖牌放在里面，把人家叫到家里面看这是什么奖，那个是什么奖，都是荣誉。这个时候老师到家里面来看，看完以后感觉路子不对。他说，你拍的这些片子为什么老能得奖，因为你掌握了一个技巧，掌握技巧之后你又迎合了这些比赛，这些比赛要什么你就给它什么，它想要鲜花你就给它鲜花，它想要欢乐你给它欢乐，哪些东西是你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和把握？摄影要有一种风格，不要去当人家的奴隶，你拍的无非是甜甜美美的东西，虽然容易获奖，但是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就这么几句话对于我当时启发挺大的。
主持人：您还在兴头上吧，获了那么多奖？
解海龙：结果我一听就傻眼了，我想让人家表扬我，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明年就20年了，是我的老师，这时候给我这么几句话，我一下子好像冷冻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办。我又一想老师说的肯定是对的，第一个动作我也找了几个大纸箱子，拿报纸把这些奖杯全都包裹起来搁在纸箱里面一封，再也不去欣赏这些奖杯奖牌了，就琢磨着我要走的路，将来要拍什么。恰恰就在这时候我也就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那个时候是86、87年，86、87年的时候恰恰就是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这十年当中我们所拍摄的所看到的后来就心里捋出一个题目，就是十年巨变，十年的变迁。
主持人：当时有一个影展叫“十年一瞬间”是吗？
解海龙：对，那个展览的名字叫“十年一瞬间”，我专门围绕那样的比赛拍片子，十年一瞬间里面的片子有我一张，“与民同乐”，当我们在城市里面拍了不少片子，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持的，在整个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时候，而邓小平毅然决定要开放要改革，到南方走访完回来之后就要从农村开始。农村大包干，万里在安徽试点，北京制定了一系列对农民比较好的政策，比如说粮食涨价、花生这种东西不去计划经济了要市场来调节，定了这些规矩之后，于是农民的积极性就有了。这时候我们就把镜头对准农村，不断往农村跑，拍农村的一些气象。
主持人：您已经是有意识去拍那样的片子了吗？
解海龙：对，有意识去。我们拍的片子比较典型的，我拍了很多，比如“今日红海洋”，十年以前的红海洋是毛主席语录或者毛主席红旗这些东西，后来红海洋是农村小市场的红红火火，就是一个新的时代了，然后还拍了一些学校，拍了我说的演戏的一些社火什么的。在拍社火的时候很热闹，当中思考了一下，觉得要有意思要有创意，来表现中国政府关心农民的生活，实行改革开放，于是我们就把表演“铡美案”的一个演员，他在休息的时候穿着包公服，我把他叫到跟前来。你是哪个单位？咸阳纺织厂的。每年都下来？啊，我们给你们演戏。你等一下，看到那个农民了没有？系着白羊肚毛巾，穿着大棉袄，抽着大烟袋，多朴实，就是一个农民形象，你就是一个政权的象征，你就一个包公，你就一个官，他就是一个民。你们在一起聊聊天，我抓拍几张照片。那什么时候拍？尽可能你们说着都笑起来，你能把他逗笑了，你也笑了，这张片子就有了。后来老农就跟他说话，也是问这儿问那儿的，家里几口人，生活怎么样。他问了一句，老汉，你们家有没有彩电啊？老汉哈哈大笑，没有彩电，刚过上温饱生活。哈哈一笑这张片子就脱颖而出了，叫“与民同乐”。这张照片马上入到“十年一瞬间”的大型展览，而这张照片很快到了邓小平家里面，小平同志也特别高兴，这张照片的寓意就是要表达老百姓的心情，在百姓眼里，邓小平就是邓青天。农民对于现在政府实行的政策表示非常满意，这就是改革开放了。
主持人：您从一个很小的点上就把这个事表现了出来。
解海龙：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摄影不是那种简单的抓拍点儿热热闹闹甜甜美美，而是有一种思想性、哲理性有内涵，通过一张影像来表述一个个人主观的意识，就开始这样创作了，而这样不断又抓到一个点，于是就不断又获奖。从87年开始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就上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属于更忙碌的参加各种摄影比赛了，而比较注重于读一些书，找一些时代变迁当中那些个比较典型的东西。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开始关注残疾人、农村、教育，就开始拍这样的片子。
主持人：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贫困失学的孩子们？
解海龙：87年的时候我开始又去农村拍片子，在农村拍片子的时候经常看到的就是孩子，孩子很活泼的，你拿着相机他们追着你，我拍了很多，我也得了全国铜牌奖，那都是艺术创作，光影、构图等等，思想内涵都有一种质量在里面。但是总感觉还是有点刻意。
于是就在87年又一次来到农村，来到广西去拍片子的时候才真正找到了一种感觉，就是一种冲动，比如说当我在招待所里面休息的时候，突然间听到广播电视里面说自治区教育不容乐观，孩子的入学率很低，望各界在这方面都给予关注。听到这条新闻以后我就产生了一种意识，我一定要看看真正的体会当地的教育是如何的，体会那些山里的老师他们多么艰辛，这样的话我就徒步从龙肯县一直往山里走，走到边远的村子里面去。时而搭车时而走路，用了大半天走了70多里地，这样的话到了一个山村之后找到一个比较破的学校，听到里面学生们朗朗的书声，跟唱歌一样。但是当我趴窗户往里一看的时候，发现一个老师竟然背着一个不满半岁的孩子在教课，这种形象的东西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我在北方很少看到背着孩子教书的场景。当然南方可能背着孩子很常见了，尤其四川凉山那边经常会看到背着孩子干这儿干那儿的劳作什么的，但是当我看到这幕的时候我想到太苦了，既教孩子，还要背孩子，多么不容易。于是我闯进去，有这种冲动，不由分说要把这些片子拍下来，拍下片子之后跟他们发生一点儿不愉快，没让你拍为什么要拍？请你不要把这个片子放出去，请你出去。我执意问，你叫什么？人家不说，但是我走出来又找别的地方打听，那个学校的老师今年才28岁，她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干了近十年了，这十年当中，她从不缺勤很优秀，她的孩子大的才两岁，小的才五个月。她爱人也是老师，在中学教书。这样的话没人带孩子，她不得不把大的两岁的孩子拿绳子拴在腰里面绑在床边，孩子走不远，小的就绑在身上背着教书。我听完之后，意识到这个就是我要找的，我的镜头找到了这种感觉，回来以后我就把这个故事，照片底下写上故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水县的一个村，这位28岁的老师由于家庭没有老人只好自己背着孩子去教书，就把这段故事全写下来了。最后不太懂，因为新闻不需要有那种感触，只是叙述就完了。我最后还写了一句，这些个老师们在为山区付出最大的心血，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些孩子长大以后都成为建设山区的栋梁，老师心里该多高兴啊。
我把这张照片拿回来给了报社，给了《教育报》，给了《妇女报》，都在一版上给我发表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挡不住一种诱惑，全国有一个摄影大奖赛，我一下子送过去，得了一个银牌。奖励我一台电视机，我要从北京赶到江西南昌，赣江牌电视机，抱回来兴奋得要命。大家都喜欢这张照片，说明它有思想性，这张照片我起的名字叫“艰辛的领域”，镜头是不平衡的镜头，广角的，有一点变形。后来老师们评价的时候说这就是你用了艺术的手法，把中国教育的不平衡记录下来了。“艰辛的领域”不是妈妈背着孩子的艰辛而是中国教育的艰辛，整个人家分析就比较透，我想多好啊。如果我拿着相机从现在开始不去拍别的了，就去对准老师，对准孩子，甚至也可以把山里面那些教育的现状记录下来。当然了这些东西可能社会上不大喜欢去发表，会有人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或者也有可能被国外的敌对势力利用这张照片攻击社会主义。犹疑的时候我翻书看，终于找到一个根据，首先就是赌气，想干点儿事怎么那么难，我刚想干点儿事怎么还有别人说这个呢？这样的话，那让暴风雨来吧，鲁迅的话“我要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有拥抱刺槐的勇气吗”我有，跟鲁迅对上话了。这个时候终于又找到了一首诗，郑板桥的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只要谁来找我麻烦把我抓起来让我说反革命的时候，我说你才是反革命。如果不去拍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又是一代文盲，这代文盲起来将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压力，火车在开，火车头再大，后面车厢跟不上，北京好，全国各地都是贫困，再说了老是说教育，实际上不去支持，那现在不盖学校，将来就得盖监狱。后来我想跟谁较劲呢？踏踏实实拍就得了，用镜头用照片记录下来，将来用不了没关系，用不了再过20年到了2000年的时候，这些照片可能就是一种佐证一种证据，肯定那时候中国很好了。很好了，可是80年代的时候什么样？那好我有照片，在那个时期的照片。五十年代的片子四十年代的片子，旧中国的破片子现在拿出来就是宝贝，这是一种好的说服力。这不就是歌颂主旋律吗？我找到这么一种感觉之后，就把这个本里面写了好多克服小功利，追逐大名利，小功利就是得奖出名，大名利就是孩子上学要集资，掘井不见水不罢休，鼓励自己。
主持人：当时想过用照片记录了他们之后会改变他们的命运吗？当时想到这么深远的一点了吗？
解海龙：没有，当时就觉得我把这些片子如果拍下来，我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之后将来他们慢慢会变化，我能拿出来正名。但是我拍的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实验，当我拍了姐妹俩的时候，她们俩为了争着上学，姐姐不得不哭着把自己的书包让给妹妹了。这么一张照片我采访她们家，姐姐也哭，妹妹也哭，我挺心酸的，我当时掏出五块钱来给她们。小妹妹别哭，你们好好上学，将来我拍了照片回去之后肯定有人帮你们的。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帮助，如果有人给你们寄钱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给别人写信，给她们一只笔一个本。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帮她们。我回到家跟我爱人说，这张照片怎么着，她妈妈疯了，她爸爸在地里干活儿，她们俩没法上学。我爱人说，帮她们吧。怎么帮？家里的衣服洗干净了，包好了给她们寄去，这就是帮，这就是公益。
到了90年、91年华东发大水的时候大家都在帮他们，怎么帮？捐衣服，捐被子，真正捐钱是后来的事，希望工程一开始捐钱，一帮人往地上扔钱。那样的场景让我看到了力量，在民族宫全都震惊了，上万人往地上扔钱，《人民摄影报》两个大版把照片登上，一位军人捐完钱说的话。“解老师你好，我久久不能平静，我看完照片想，我小时候上了四年学后来就失学了，就差五块钱交不起学费，今天我看了以后觉得她们太值得同情了。我今天没带多钱，我是一个军人，我在八大处军区，刚才坐车来看展览，我把这五块钱捐出来给最需要跟我一样就差五块钱上不起学的孩子。”完了他给我敬了一个军礼之后，走着回到了北京军区。这样的事都属于那种点点滴滴，还有那些老干部哭着说，这么多年了，我们的党的不要忘了老区，有一种激情，于是都纷纷要干事，于是大家纷纷往地上扔钱。
主持人：大眼睛拍于哪一年？
解海龙：91年。我不断拍的过程当中就找到了一种感觉，你一定要有冲击力，要打动人，我的片子为什么我爱人一看完这个片子有想法，她想掏钱，我给单位的人看，我们暗房里面的张左说，我也想掏钱。我给文化馆的馆长看，他也要捐钱。给文化局的局长看，他也要捐钱。我一定要把这个照片打出来贴到王府井，贴到地铁里面去，于是就把这张大眼睛的照片贴到了王府井的大墙上，小光头的照片贴到西单的大墙上30米×20米水泥的大墙上，巨幅的大照片，按照照片画出来的。地铁门上都是我的照片复印件，每个柱子上全是。这个时候一下子轰轰烈烈就开启了希望工程，《人民日报》也登，电视台也演，于是人们突然间一早醒来好像感觉怎么影像的力量这么大啊，人们怎么看完以后就全都有的哭，有的在写诗，有的在讲。倪萍也讲，人就是不公平，当我对着她的时候觉得这双眼睛在盯着我，“倪萍阿姨，公平吗？公平吗？你们家孩子怎么一生下来就坐飞机。”好像在质问她。还有一个记者是《中国摄影报》的何东，他似乎听到孩子在问他：“叔叔你很忙，你每天忙什么呢？你兜里的是什么？红包吧？”这张照片拷问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你干的事对吗？或者说你帮了山里的孩子吗？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我怕看孩子的眼睛。过去我每拍一张照片感觉真好真激动，但是拍着感觉找到了，我每拍完之后就会说，小弟弟小妹妹别着急，我一定会帮你的。因为我从拍的一瞬间就形成了一种关系，欠你的，不能白拍，如果白拍等于糊弄人家。我拍完照片给你一张，走了之后没给，这不等于欺骗人家吗？别动啊，拍完之后有人帮你们，结果没人帮。
我有一次感悟很深，我在河北一个山上一所小学里，都采访完了之后我走到山底下，突然听到山上有一个孩子在喊“叔叔丢东西了”，我赶紧翻，翻半天也不知道丢什么，于是我就等着孩子从山上往下跑。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拿着东西，有一个孩子跟着他，一直跑到我跟前，呼哧带喘的，给到我手里，我一下子惊呆了，是我随手扔的一个富士胶卷外面的白色的胶卷盒，没用扔了，他们不知道，以为我丢东西了，一直给我送下来。我一看这种情况，我说太谢谢你了，太感谢你了。我把这个胶卷盒就一直搁到我家里的柜子里面。当我看到胶卷盒就想到这些孩子，没有理由不去帮他们。这个胶卷盒我一直没有丢掉，你也不可能那么做。过去有一个老师给我讲了一个事，他听说了一个故事，班里面的老师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每星期都给孩子发小红花，用手剪的，每次发十个，班里四十多个孩子，这个星期谁好谁站起来发一个，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个小红花。老师发着突然之间掉在地上一个，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男孩踩着这个小红花，等到小红花都发完了，一看没有这个孩子的，他悄无声息的把这个小红花捡起来想拿回家告诉家长我得了一个。但是在大家放学的时候，他一直心里面斗争，不敢走，最后告诉老师，刚才掉了一个小红花在这儿呢，我给您捡起来了。老师一看，没事，这个没用了。就说了这么一句，孩子当时的那种打击和失落可想而知。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认为，就是这么点儿小事，你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对一个孩子是很大的伤害，如果你处理好了，这个孩子可能再过多少年都会想到我小时候办过很有意义的事，要不是这样的话，人家那个东西可能很重要，我得好好感谢他。
我在山里拍照片的时候注意搜集故事，一个一个故事，在我解海龙.NET网站上13万字孩子们的故事我全写下来了，把这些故事带到城里带进学校、部队、机关，给摄影人讲，甚至带到国外，不断把他们的爱心带回来送给青基会或者亲自送给他们。当我干到98年、99年的时候过去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的名人了。为什么这么说？1998年是改革开放20年，中央电视台做一台节目叫“改革开放20年20人”一个专题栏目，请20个人来，通过他们的经历讲述他们这20年的变化，选出各界，比如经济界吴敬琏，青岛海尔的张瑞敏，股票的杨百万，还有体育界李宁等等，艺术界原来是两个名额，给文化一个，艺术一个，后来张艺谋和我都入围，后来文化艺术怎么也去不掉，必须删掉一个，把文化和艺术、教育搁到一个上面，这个统一选出一个人，后来把张艺谋去掉了，把我留下了，就变成了20人。那个时候天天电视里面演的全是我，我说的一句话：这些年变化可太大了，老是那么一句话。结果那些片子不断演，后来崔永元把我叫到《实话实说》，你一夜间出了名，你出名之后第一件事想干什么？我说当然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买了好几打纸，开始练签名呢。大家哈哈大笑。这你都实话实说啊？你不是也有这个经历吗？他也笑了。因为名人，咱们说实在话。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肯定有这个动作，但是很快我清醒了，知道该怎么做，于是我就不断开始在公益这条道上去跑。我拍的片子都是记录故事，所以在97年、98年那年，98年是抗洪救灾，我就在抗洪那儿拍了很多感人的故事，都是故事性的东西，到了98年的1月份是张家口大地震，我1月10号赶到，4月份赶到阿尔山大火，5月份拍北京老百姓一个妇女怎么把的妇女联合起来织帽子，送到俄罗斯去卖，把她们的就业问题解决。那年叫“秋天的故事”，我就不断去总结这样，一下子那一年拍了大量的故事，全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所以那年把我评为十佳摄影记者，评为改革开放20年20人，《东方之子》也上了。一下子一个普通工人普通的摄影爱好者走上这条道，突然间变成了社会学者。
主持人：您对这样的变化适应吗？
解海龙：不适应啊，不适应到什么程度？人们跟你的聊天说话甚至一进入传达室人家都喊，东方之子回来了？带着一种玩笑又带着一种，总是感觉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于是我们极力找到自己，我不间断地在任何不是一个特重要的场合下随便讲，胡乱说故事，怎么开心怎么闹，我用这种方法让人家认为我解海龙还是我解海龙。所以在摄影界谁都知道我是一个最没谱的。我干的是一件大事，但是我总是在把正经的场合弄得不正经，说着就说乱七八糟的，别人讲话他怎么这样啊？我就是我，我身上毛病很多，我不要装，我不想让这些光环，后来到2002年的时候让我当党组成员，突然间变成摄影家协会领导干部，我们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注意，我这五年太难受了。我就想这怎么办啊？于是我学会了有些场合一定要那样，在不适合的场合下我一定要回归我自己，让大家都轻松。谁跟我交朋友谁就轻松，谁跟我交朋友谁就会受益，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就是一见面，我就跟他聊天，就会发现他身上的一些闪光的地方，于是我跟他一段时间，拍完片子之后就能跟江泽民坐到一块儿合影，这是最普通的。比如，有一次到山东采访，向当地的一位妇女要杯水，她不给我，反而哭了。我认为很怪。大嫂，一个过路人跟您家要一杯开水，都说山东人很热情，怎么在您身上怎么体现不出来？我要杯凉水吧。实际就是想走进她们家了解她们家的情况，结果说着说着，我了解到，她是一个送信的，她一个人17年守着她的爱心邮路。许多实际不应该她管的事她都要帮忙，村里有父母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她帮人送终办丧事，就是这么一个好人。我在这30年的过程中体会我们是目睹了这30年中国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必须走的这条道，美国学不了，苏联学不了，苏联解体了，中国有中国特色。现在中央一系列的政策都是建设和谐社会等等，我们就在用我们的镜头来诠释和谐社会这个词，实际这些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当胡锦涛任总书记时，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西柏坡看看老区及其人民，而就是我在1992年的时候专门拿照相机到老区拍过去的老战士，那些老红军，他们孤寡老人。我在河南的鲁山县拍摄时，发现一个隐居在风景区的老人，这个人姓范。早在1942年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就与家人搬到山里面居住，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主持人：你怎么发现的他？
解海龙：我上山里面拍片子的时候发现，他在帮助旅游局确定当地的旅游资源，这个地方叫什么猴子望月，什么望夫桥，我问他干什么的，他就是一个养蜂的，我说那你就一个人在这里过？啊。什么时候过来的？他告诉我，42年的时候，他20，20岁的时候他在山里面，就是因为跟外面的人不和，有一天两三个八路军被日本鬼子追啊跑到山里去，这个小伙子发现之后赶紧把他们引到山洞里面藏好，日本鬼子问这几个人哪儿去了，他把这几个鬼子领跑了，领完之后回来他们已经迷路了。这个时候几个八路军拍着肩膀告诉他，刚才我们三个人开会都讨论了，你现在就是共产党员了，批准你了。交给你的任务就是看山，你要把山看好了，等到中国解放了我们回来验收。你听明白了没有？小伙子说，放心我就在这儿好好看着，结果三个八路就走了。他是开山的，从42年开始看到49年解放，看到53年、54年家里人都回去了。山里特苦，就种点儿白菜萝卜养养蜜蜂，结果到了58年、60年就不走了，人家都结婚了，他一个人在这儿干，一直到了70岁，20岁的时候42年，70岁的时候就1992年了，那年我正好去了，去了之后把这个故事全给采访了。他我现在就给当地旅游部门指路，告诉他们哪个地方叫什么旅游区，将来里面开发了外面人来旅游。他现在很着急，等着李连长回来，李连长你在哪儿？你快来，你看看你说你的任务完成了小范，我就出山了。我就把这条故事写下来拍了照片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这个故事我想说我们的党掌握政权了，但千万不要忘了老百姓。李连长可能战斗牺牲了，李连长也可能到了解放之后解甲归田了，也可能当了国家领导人。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回去看看他们，我看了很多老八路老红军，拍了很多照片。我在《中国扶贫》创刊号上发表了很多照片，很多人就流着眼泪说你们的照片真深刻真感人，但是那个刊物没发行几次就没有了。我现在正在帮助一家环球慈善，一个慈善故事一个慈善故事讲故事，都属于公益的东西。这30年中国什么变化？好像大家都认为是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房子改变了，住处改变了，买东西物质极大丰富了，等等这些都是核心。我认为最深刻就是人们的观念在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变了。过去人们为了奋斗终生，我们现在是为了好生活是活着，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现在总书记他们不断让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过去就是艰苦奋斗吃苦就是吃苦，吃一辈子苦就是英雄最光荣。还有一个变化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改变，既然这个时候我们不断把这个往前推进，只有往前这么发展，回头路是走不了的。所以摄影这些年来最大的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用镜头记录这段历史，它会拿出很多照片来。我刚才讲的故事全有照片，再过几十年之后我们一说起这个东西的时候，说中国的民主进程改革进程都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它走到一定的时候必然要出现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又迈上一个新台阶，如果说不动了，这个社会就会萎缩最后变成连俄罗斯都不如。
这些年我在报社工作，从92年之后我的片子大量发表，然后每天听到的全是不断给我拿来的东西都是你看什么金币上有你照片了，邮票上是你照片了，国家领导人在看你的照片了，《甲方乙方》里面的照片挂着你的名字，什么《周渔的火车》那里面也有你的照片，把我的故事拍成18集电视剧，最近又有两个电影写我的本子，不断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实际他们总有一个点，通过一个最普通的一开始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发烧友，然后通过摄影，有人说是你的镜头改变了大眼睛的一生，我有时候想谁改变谁？摄影把我们改变了，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改革开放，可能凑一点钱买一个四个喇叭录音机拎着在大街上转，没有这种责任心、事业心，愈发感觉到责任心很重。尤其现在又上一个台阶，由于中国国力强了，政府已经把教育问题，拿出大部分钱来放到教育上。我昨天到学校讲课的时候我很欣慰，一看到学校里面的教学用具电脑甚至于他们的相机都是数十万的，老师给孩子讲课的相机都是好几十万的相机，我说太幸福了你们。包括他们说苏明娟，大眼睛苏明娟已经在工商银行上班，上完大学在银行工作，她还有房子了。我现在的房子还是半地下的房子，好像是在改变他们，但是实际上人家一问我的时候，我清醒的认识到这个时代在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确实都有一种责任，然后不断往前发展，孩子们都能上学了，但是教育问题解决了吗？打工的那些农民他们的孩子没有权利在正式的学校里面上学，他们父母也在纳税，这里面有不合理的地方没有？我们怎么帮助这些孩子？有些地方比如西藏还缺少，还得资助，去年，这张照片卖了30.8万，钱全捐助西藏了。照片定价的时候是24万，他们说你就得往高了定，，不就是一张照片，不就是一个物权吗？也不是版权。那怎么办？你别管了，我给你送过去，报纸估价24万，等我去的时候，带西服领带去了，去了之后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藏着，拍卖24万的时候有人要，我把领带带上了，我看到25万、26万、27万、28万，一会儿肯定有人采访我，这是肯定的。因为到了这个数没有想过，高价，后来我想这是什么？这是整个社会把这张照片推到这个位置上了，是整个无论是摄像机、电视机，大家一致把公众的东西推到这个位置上，它的认知是整个大家的认可。我很快就冷静了，也就是三四分钟之后中央电视台的人把我找到了，您出来一趟，干吗？采访您。再过一会儿我们就得送到新闻联播去了，到时候这个节目赶着上，只给一分钟，你看怎么讲。我说那好吧，你调好吧，准备开始讲吧。
今天我的这张照片大眼睛拍卖了一个高价30.8万，使我非常兴奋非常激动。首先我要在这里向凡是看了我的照片而捐过款的人们表示感谢。
第二，过去我一直对你们捐款的人崇敬，想学习你们，你们盖学校，你们给孩子们资助，可是我一直没有这么多钱，我只是点点滴滴没有能力去干学校，今天我有钱了，我也能够像你们一样，也堂堂正正盖一所学校。有人问我，这个学校的名字打算叫什么？我想了，就叫大眼睛希望小学。因为这是大家的一份力量，这里面也包括苏明娟这个孩子本人。我说完这段话以后，问，咱们能不能给苏明娟打个电话，把这个喜讯告诉她，好啊。那边接通电话：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张照片刚才拍卖卖到了30.8万，我决定把它在西藏捐助一所希望小学这里面有你的功劳，你同意吗？听完以后她停了一秒钟：干爸，这样，第一我向您这张照片获得拍卖成功表示祝贺。第二，您的这种决定非常好，我也向你表示祝贺，非常高兴，盖一所大眼睛希望小学。谢谢你，然后就挂了。剪了一分钟。我在单位还没有回家，很多人的电话就来了，大家说感动得我们掉眼泪了，我们摄影人也能为社会干一点这样的事了。
这个图片现在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在那个时期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对社会没有一个很好的帮助，除了破旧老少边穷，那个时候希望工程因为用了这么一个名字，堂堂正正把这些苦难的全讲出来了，全都刊登了，等于对今后很多人拿着照片拍摄一些苦难的灾难的和问题类的纪实摄影保驾护航。包括最近的林强拍的片子，过去哪儿有可能拿出来，这就是给中国政府抹黑的，而恰恰这个政府不这么认为，在那个时候起这个作用。纪实摄影也应该有它的价值，也能够卖出高价来，这就是市场，是好东西是有价值的东西就应该体现在这上头。这些年来应该说经历了这30年，可能我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初学热爱吃苦，走的一些路都是在磕磕碰碰，最后十年磨了一剑，到了87年开始也就是说十年之后了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路，从87年到97年这段时间是红火的十年，热热闹闹电视里面也报，报纸也登，去年被评为中国扶贫奖，过去叫“十大扶贫状元”。什么叫中国扶贫奖？谁捐款最多谁就得这个奖，有人捐了一个亿，有人捐50万，我捐了30.8万，但是我起的作用比较大，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所以希望工程集资到35亿，才盖了学校使295万孩子回到学校，还盖了一万四千多所希望小学，在全国各地建希望小学，还使很多老师得到救助和培训，一万七千多万人将近两万人得到培训等等。更重要的实际不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唤起了整个社会民众以及用镜头来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民族必须重视教育，必须把教育摆在首位。这次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面讲到，抓教育是最要的保障，发展的首要保障，优先发展抓教育，如果不抓教育根在这儿，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民族正视了这一点，也使很多城里人认识到过去一看到这个孩子苦就站得高高的，挺着胸脯说我来帮帮他。现在是在资助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帮助了，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被农村的孩子刻苦读书的精神感动了，农村的孩子感动城里的孩子，城里孩子不好好读书要向别人学习，这都是相互的。
主持人：其实从您大眼睛引发希望工程还有后面一系列的公益题材，这些报道最后产生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影响其实远远超过了照片最基本的记录功能，通过您的摄影经历，您认为图片会产生什么样的力量？
解海龙：我们过去从学摄影开始的时候，连谁是我们的前辈我们都不认识，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摄影是一个奢侈品，好玩，它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到后来不断通过影像来影响自己，被一幅幅在我们心目当中抹不去的记忆来规范我们，不管是战争时代的、和平年代的甚至一些幽默摄影都有一些哲理性的东西，有一些启发性的，让我们热爱生活，让我们努力奋斗，让我们珍惜我们生命等等。所以说我觉得影像之所以被称为是21世纪影像时代的到来，我认为应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最基本的标准，只有认识了影像在当今时代的作用，我觉得才能够使我们利用影像来推动社会发展。
主持人：也就是说它具有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作用？
解海龙：对。原来我们认为纪实摄影是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现在我们还要认识到其实不管是什么摄影，艺术摄影、商业摄影等等都是来推动社会发展的，所以不好说谁对谁不对
。
主持人：这次摄影从全国各地征集改革开放30以来的影像资料，您认为在30年的变化中我们举办这样一个大赛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
解海龙：我不知道谁提的这个建议，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因为这是一个用影像来梳理我们整个改革开放30年的最好的一个手段。人们都会从形象的东西来回顾我们从1978年开始那些日日夜夜，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喜是怒是悲是欢，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过程，说起来从吃不上饭到后来的大包干过上好日子记录了，从残疾人从致残那一天起到奋发努力要奔向美好生活的照片比比皆是。从我们9.24不眠之夜到7.13不眠之夜，从非典，一直到战胜非典，乃至到社会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东西出现了很多很多，比如克隆，对与不对一系列的东西，甚至我们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人生当中大龄再婚的一些结婚登记处好多这些东西，如果通过影像，我想这是一本中国这个时代最集中的体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曾经也都试图这么给它做了，比如说广东的中国人本，比如说陕西群体的艰巨的历程，甚至我们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那些摄影组织，当然也包括我们北京市崇文区的摄影协会，就是以这种思路用广泛的角度反映人们现实生活，从广泛的角度歌颂人们和祖国。以人为本，广角就是广泛角度，这样我们搜集很多照片，我们动员这些人，比如从事下海的人一个的拿着大哥大，还有差别，这些影像加上有些东西是摆拍的，但是有些东西比如下海，什么叫下海？有一张照片就是下海很有意思，旅游到海滩上拍照，做买卖越来越竞争，跑到海里面弄着救生圈在海里面游着为大家拍照片，但是你要做买卖就得想办法，你跑到海里面站在水里面给人家照相。我看了感到心酸，又有一种民族的坚韧的精神，甚至于外面买菜的推销，有一些女大学生卖报，有人拿着牌子在街上招揽生意，这是改革开放一系列的画面。如果能有这么一个机构一个组织把这些片子尽最大可能都集中上来，我想难度很大，因为怎么能动员起来这些人都能够有一种责任，把这个片子拿出来，这就得两个方面。一个我们把意义给大家讲清楚，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再发动一些人，有这方面热心的人，大家一起在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况下给它能够征集上来。如果要是到了明年的下半年，不管是在哪个地方，这个展览能够展出话，全世界的人们都会瞩目。
中国这30年的变化，大家会去效仿，别的什么都不成，就是影像，我们听完30年了，影像里面一闭着眼睛就开始过目，你想起什么来就想。现在也在搞这种比赛，什么比赛？闭眼你投票吧，给你印象最深的影像是什么？中国摄影40年的时候1999年，结果大眼睛票数最多。
主持人：深深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面。
解海龙：大家想得起来，那时候说大眼睛，我感觉人们怎么那么对大眼睛印象那么深，具有穿透力。
主持人：一个是它本身这个事件引起人们关注，再一个还是这个影像的贡献，您为什么当时就想拍到她的那个面部表情她的眼睛？
解海龙：最开始的时候拍了她两张，第一张是横着的，那张照片是非常好的纪实摄影，后来我想要拍一张直观的，直接站在镜头里面，等她一抬头的时候。我赶紧调整光用这种方式拍了一张竖幅的照片，完全是两种表现方法，但是这两个方法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很好的纪实摄影，另外是一张标志性照片。人们说如果把希望工程形容比喻成一顶军帽的话，这张照片就是帽徽。如果把它比喻成一本书的话，这张照片就是希望工程的封面。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人的话，大眼睛就是希望工程的一张脸。
这是几年过去之后三个孩子苏明娟、小光头、大鼻涕三个孩子的变化，这张照片拍摄于2005年的5月份，他们三个人都被中央电视台应邀来到北京，他们三个第一次见面。三个孩子14年之后在一起成为好朋友了，他们平常经常会打手机互相鼓励通信，这两个孩子都上班了，一个工人，我问他你现在学完了电子机床之后，你选择的工厂是什么？他说，叔叔你想不到吧，阀门厂。我就在阀门厂工作了十几年，他又上阀门厂工作了，我开机床，他也开机床，他开的是数控机床。我太想去他的工厂了，只要有三天时间就能够把他们全拍了，他在济南我没时间去拍。
主持人：您的拍摄计划里面是不是还想跟踪他们？
解海龙：我的拍摄计划当中我想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七八月份，利用六七个月走访我镜头当中的30个孩子，这30个孩子来代表我数千张、上万张的片子，这30年当中这30个人物他们的变化来共同给中国的教育变化做见证。30年我们共同见证中国教育的变化。这个思路已经从今年上半年已经想好了，能做的已经做了，现在有一些片子拍了，如果拉出单子来这么拍的话，还得拍个三四个月。
主持人：把这几个孩子原来的状况和30年后的状况做一个对比。
解海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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