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一定距离外来观察美国人或西方人，就会发现他们身上也存在“中国人的特性”，正如中国人身上也存在“西方人的特性”。
围绕中国人所编织的国际神话之一，是“中国人好面子”。数日前，在央视某频道的一个节目中，几位学者谈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并将“面子”列入国民性。
但所谓国民性，是为一民族所固有而为他民族所无的辨别性特征，如同DNA一样万难改变。如何“改造”？
鲁迅先生并不是国民性的发现者，而是其转述者和铺陈者，因为要发现自己，就必须与自己拉开一个空间距离，因此，最初发现中国的国民性的人肯定是一个外国人。
他就是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这位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中国人的特性》，首章正好是“保全面子”。可见中国人的面子观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书全球销量至今已逾千万(含多种译本)，辜鸿铭、鲁迅、林语堂都是其读者。此书在引发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时，也激发了辜鸿铭和林语堂分别以英文写出了自己的《中国人的特性》。
如此之多的有关“中国人的特性”的著述，塑造了一个有关中国人的神话，仿佛中国文化是一种与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毫无共同处的文化，正是它决定了中国人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
史密斯写道，“就像过去欧洲的政治家考虑权力平衡一样”，中国人在调解纠纷时“目的不在于执行公正的原则，而是按照适当的比例，对所有有关的"面子"进行分配”。换言之，中国人不在乎正义问题，而在乎使纠纷各方都或多或少分到一些面子。
这一类叙事乐于将西方人描写成丁是丁、卯是卯的人种，而中国人则可能丁是卯，卯亦可能是丁，反正，词与实、言与行之间总存在距离──说难听点，就是虚伪。
问题是，“面子”怎么就成了“中国人的特性”？难道它不是人类的共性？谁不要“面子”？十九世纪的英国贵族宁可借高利贷也要摆排场，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固执地把“de”(贵族标志)塞进自己的平民姓氏，而那个时代西方曾掀起一股家谱热和贵族纹章热，谁都想攀附或虚构一门贵族亲戚。
美国人每当自己的军队在别国的军事行动中失利，就考虑如何“体面地撤出”；而法国巴黎的一些手头拮据的市民发现如果在盛夏旅游季开始时一家老小在邻居注目下开车去南方旅行，会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但他们并没真的去南方，而是在深更半夜时悄悄回到家里，十几天闭门不出，等旅游季一结束，就突然又出现在邻居面前，而且皮肤居然像是被南方的太阳烤晒过。
史密斯之所以把他对中国人的观察命名为“中国人的特性”，是因为他无法与自己民族拉开一个距离，使之成为一个被观察的对象，而如果他站在一定距离外来观察美国人或西方人，就会发现他们身上也存在“中国人的特性”，正如中国人身上也存在“西方人的特性”。
已故的史密斯在东西方依然拥有众多的弟子，他们对他的发现深信不疑，而正是他的伟大发现妨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也左右了逆境中的中国人的自我认识。(中国社科院学者程巍) (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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