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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聿铭:用建筑来报答孕育自己的文化

  (片花)在纽约贝聿铭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

他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与企业大老板、艺术家和国家元首交情不浅,但他的内心世界不是西方所能了解的。在他经历了太多的建筑与权力,移民和同化,美国式的奔放和中国化的收敛、顽固之后,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建筑。贝聿铭今年83岁,但活泼、冒险犯难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在上海市长大的中国人,要了解、渗透进各个城市的内部,并在他的私人地图上填满东西。他从不循规蹈矩,总是试图在标新立异中做到精益求精,而他的建筑因其现代感独具光彩。他长期积累的精湛技术和艺术修养透过他那副黑边眼镜的眼睛穿透出来,冲破藩篱和整个时代。他均衡内心世界,阴和阳、上海和苏州,东方和西方,新与旧。也许能从苏州老家古老庭园的石头和流水之间找到答案。

  贝聿铭:我是生在中国的,我长大是在中国长大的,到了17岁到美国,所以我还是中国人,虽然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我还是中国人,我的看法还是中国的看法。可是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所以这两方面是有没有矛盾,是不是冲突,我觉得没有。我的生活还是根本没有影响。

  贝聿铭1917年出生在一个出吴侬软语,也出美女的地方——苏州,他的母亲是一位笛子高手,也是虔诚的佛教徒,给他起名聿明,有光明的意思。贝聿铭属蛇,蛇年出生的人被说成是迷人、直观、果断,穿着虚荣、固执己见。贝家的庭院以石头闻名,石头有很多洞。贝聿铭回忆说,通常父亲把石头放入水中,由下一辈人再去捞出来。这是一个只有在苏州那个地方才有的事。在中国,石头在扭曲的外型之下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表象,也就是宇宙的幻想。

  贝聿铭:狮子林以前是我们贝家的,贝家有了这个花园是100年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夏天我回苏州总是到狮子林里面玩。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很少人进去,是私家的公园,现在当然不同了,现在是几百人在里面也有。所以狮子林这个花园,现在这个面貌跟以前完全改了。

  贝聿铭的祖父是一位书法家,父亲贝祖诒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投身北京中国银行会计部。1927年被送到上海,他进了中学,上海在二、三十年代代表时髦、浮华。有人说:没有比这儿更紧张刺激的生活。在这个所有人都能卷入的大旋涡中,富人可以更有钱,穷人可以企求与祈祷。这个时候的贝聿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学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同学说那个时候,他就有说服别人的才能,况且他很能推销自己,最适当的是去当律师,没想到他当了一个建筑师。

  贝聿铭: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做,我最会打弹子,打弹子是我唯一的娱乐。打弹子对面就是大光明戏场,是电影的,所以这两个地方对我有很大影响。同时那时候有一个新的高楼,那个是叫国际饭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天天去看,越来越高,结果差不多20多层,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研究一下。所以对我也有一点影响。

  坐落在上海南京街的大光明电影院和60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这里曾经是贝聿铭中学时代消磨时间的主要去处。贝聿铭的叔叔贝祖源回忆说:贝聿铭在那个时候学会用英文唱歌。那个时候在这个电影院里能看到最好的好来坞电影,美国的文化对上海青少年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上海,象贝聿铭这样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无法加入网球俱乐部。贝聿铭感受到周围环境里有股认同权势的持续压力,并且造成他一生永无休止的雄心。

  贝聿铭:小时候看建筑物除了在上海看了一点高楼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对于我为什么走到建筑这条路,一半当然是因为我对这方面有兴趣,一定是有的,不能说是没有。但是到了美国才明白建筑是什么东西,因为在中国不大明了,在中国谈建筑,建筑是可以分三种。一个在艺术方面的建筑,一个是在工程方面,就是结构方面的,也是建筑。做这种结构生意的人也是建筑,包商也是建筑,所以这三个都是不同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并不太明了,这个里面怎么分别,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三个大不相同,所以在艺术方面的路是我自己走的。

  在上海,贝聿铭必须选择前途的时候,他的父亲建议他从事金融业或者去学医,但贝聿铭太清楚父亲从事的职业有多么艰难,他说我早已了解银行家的生活并不理想。我父亲的经验使我明白,银行家一直在承受压力,他并不快乐。贝聿铭心中的神奇的事情就是国际饭店,当时它是远东最高的建筑。听说国际饭店会盖26层,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每周六都要去看看它往上冒。

  贝聿铭:我们现在已经改进好多了,现在觉得这种建筑物根本不稀奇。那是很自然的,再过50年,看我现在做的建筑,普通人看了也是如此,这个很简单的。我们现在比他还做得好,做得高,做得美,很可能,免不了的。

  1935年,贝聿铭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建筑,但他很快受到学校古板的教学观念的打击,还没有开学就离开了那里。在自己对绘画基础并不自信的情况下,他来到波士顿报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工程学专业,系主任基于他画画的基础,建议他重新考虑。但贝聿铭坚持自己的选择,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头。当时,欧洲正兴起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他们开始拒绝以往的繁冗复杂的概念。而倾向于清新简明的线条,当时许多建筑师都流于形式,轻视功能价值。贝聿铭面对国际化的潮流,很难全部接受下来。因为他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后来他认识了建筑大师Busier,学到了“自由”的概念,这一点对贝聿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如果你只想到建筑,你就无法成为大时代思想发展的一部分,你就失去很多东西。在贝聿铭的学习过程中,哈佛大学的Mareel•Breuer教授对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Mareel•Breuer提出光线对建筑是最重要的。他是太阳的崇拜者,他认为太阳的光芒使得建筑有了生命。Mareel•Breuer天生会喝酒,一杯接一杯,不用吃任何东西,贝聿铭说:我没有学他喝酒,我学他的建筑。

  在贝聿铭结束了学业的时候,他和夫人卢艾琳来到欧洲,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欧洲之旅,他们10年前在波士顿相遇,1942年结婚。

  (同期声)我们在最差的地方住,在最好的地方吃。

  在欧洲,贝聿铭看了很多现代派的建筑,剩下的时间,大都在教堂里,所以他对法国教堂印象很深。他说:它们很高,用石头来建造这么高大的建筑,那些近乎于达到极致的东西总是让我心动不已。

  贝聿铭现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香港的中银大厦。而设计高楼大厦并不是贝聿铭的兴趣所在。中银大厦已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她更是中国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在父亲的赐福和荣耀的促动下,65岁的贝聿铭完成了这个设计。再次证明自己有能力为国人留下一栋傲人的摩天大厦。他说:我必须说我感到骄傲,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下集

  贝聿铭的一生的七十多件作品无一例外地与金钱、权利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将外交手腕和设计的独特混合运用在中国银行、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等七十多件建筑上。尽管有巴黎民众对卢浮宫改建的反对声浪以及波士顿保险公司建筑大楼窗户纷纷跌落街头的灾难事件,这些并没有影响贝聿铭跻身全球最重要建筑师的行列,他是现代主义风格迈向人性化的工具。他的知名度证明,不必借助过度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一样可以创造出绝妙的公共空间。他把自己设计的建筑比作自己的女儿。

  贝聿铭:就是这样,好像有人生了十几个女儿,哪个最好,我没办法回答,每一个都有她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她的挑战。所以很难很难说。

  贝聿铭极力追求光线、透明、形状,而最主要的并不是贝聿铭的建筑和他本身捉摸不定的个性,而是这位现代主义者两难处境的游移不定,赋予他的历险一种英雄特质,贝聿铭试图设法修复他这一代因为未曾经历苦难,过度优雅,而对人世造成的一种似乎永远难以弥补的时间差距。巴黎卢浮宫拿破仑广场升起了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壮丽的景观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金字塔取代了艾弗尔铁塔,成为巴黎的新地标。

  贝聿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1926年,他的父亲曾经是这里的经理。中银大厦曾经是全亚洲最高的建筑,他接受这项使命的理由也许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因素。贝聿铭试图使中银大厦的设计近乎纯真,一如他童年时的纯真,一种结构意识上的纯真。因为建筑赋予人类尊严,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词,它必须要代表“中国人的雄心”。

  香港/同期声/贝聿铭:我还是个孩子时在香港呆过,和今天太不一样了。事实上,我最怀念的是当时咖啡豆的香气。六、七十年前,我特别喜欢从山上走下来去学校,闻那股咖啡香。遗憾的是,贝聿铭的父亲已经去世,连儿子设计的模型照片也没有见到。

  贝聿铭:有一次,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了念建筑,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在香港预备要造一个新的大厦,那是老的中国银行,我说你什么意见?我也很想研究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中银大厦在汇丰银行旁边,现在还存在,老的中国银行现在还存在。他说造银行,最重要的是要给人民要看得出觉得是这个银行是很坚固的,很有力量的,所以用玻璃,他说少用玻璃,那是60年前的看法,后来汇丰银行造都是玻璃,我们现在也是很多玻璃,以前看法说银行要坚固,好像一个能够不是轻易可以进去的,这个是很重要,他就是发表这个意见,以后就没有了,没有说过了。

  贝聿铭设计中银大厦面对的建筑抵御住地震和大风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也给这个建筑带来特色,他成功的做出了工程设计的大胆尝试,建筑的最高脊柱将整个建筑的重量分到四个角上,脊柱每到一个交汇处就将重量分散到四周的分柱上,通过把重力引向外部,整个结构可以不使用任何内部支撑物,从而达到节省钢材开支的目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强调实用功能的例子,它强调了结构胜于形状,从而成为贝聿铭充满激情的几何学概念。 当时65岁的贝聿铭说在西方各大城市戴着高帽的后现代主义大楼林立之时,中银大厦就成了东方有所回应的建筑,也成为象征香港回归后的前景。它必须是光明的,一定要矮化香港其它殖民地色彩的象征。所以中银大厦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她更是中国银行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

  可是当时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拿出了一亿三千万美圆,也就是十亿八千万人民币用来修建中银大厦。而旁边的汇丰银行当年的时候已经花了十亿美圆,也就是八十三亿人民币,贝聿铭说,我们不能跟别人比谁的钱多钱少,只能想办法,活人是不会被尿憋死的。

  贝聿铭:省了很多钱,我们因为用三角形的关系,在钢条方面的重量差不多省了一半,所以有道理的,在工程方面很有道理。所以你要说,风水不好。我不想这条路的,我想对建筑方面,能不能找一个最好的办法。造很高的高楼,同时用最少的钢,钢的重量,这是我唯一的想法。对于风水方面好不好,这个是其次的问题。

  大楼竣工后,在香港很多人说中银是一把刀,关于风水的话题就此展开。贝聿铭承认吸收了风水先生的一些说法,用水,在高楼两旁都有水下来,贝聿铭说这个水是源,是财源,所以水到下面变成一个池子,池子养鱼,中国人认为就把财给蓄住了。

  贝聿铭:风水是很有道理的,有很多人从风水上要做生意的话,很多地方我就反对。风水是有道理的,不能太那个,要完全说,什么东西都要。我这个台子应该这么弯一弯,这个门应该改一改,这种的风水我不信。不过风水你不能不信,中国以前就说你造房子依山傍海,这个话是对的,朝南也是对的,所以很多地方,跟风水是有关系的。

  当时风水之说在香港相当流行,这种试图抚慰未开化世界的神秘论调和迷信行为非常不搭调的跟监控全球市场的高科技金融中心并存。贝聿铭说风水是涵盖了文化的意义和智慧,但另一方面它不合理的是让西方人认定中国是一块落后迷信的土地。在香港能找到最迷信的人,贝聿铭说风水在那儿是门大生意,风水师就像律师一样,他们无所不在,你的一举一动都得请教他们,我知道我有麻烦了,但我并不清楚究竟会是什么样的麻烦。”

  贝聿铭:我这都不信,机关枪是早,它是比我们早嘛,汇丰银行比我们早5、6年,他早就有了,这个机关枪并不是对我们,旁边的人说这句话我不信,他是因为洗窗的关系,有东西吊,所以缘故是这样,我根本不理它。很多舆论认为他对我们打,我们打回他。没有这个事。因为风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光的照明的关系,风水的关系,他说这个房子那么很尖的,好像一把大刀,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反光镜,还有比如香港总督威尔逊先生,他们另外一个办法,他就住在我们旁边,所以他用什么办法,他种了一棵柳树,以柔克刚,最后柳树也死了,所以这个都是迷信。我觉得这个地方风水不能说得太,也是有道理的,真的要进去,我这个中文现在差,我来了美国65年了,所以一时想不起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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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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