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用建筑来报答孕育自己的文化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贝聿明的父亲曾经告诉儿子学成回国建设和分享中国的未来，而日本入侵，中国人正奋起抗日，贝聿明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

使得他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后来贝聿明决定加入美国籍，他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也是一个痛苦的抉决，毕竟要放弃自己的国籍，要我放弃中国，这太难了。他只能尽他的本分干好自己的事情。

　　贝聿铭：此后的几年十分艰难，我不能回去，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势力已经超过蒋介石，整个国家处于国内革命时期。我父亲走了，我们与祖国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些事情使得我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所以1954年我决定加入美籍，这个选择很难做出，因为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国籍，去得到另一个，这当然很真实，但要我放弃中国的确太难了，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有一个美国家庭。事实上我的孩子们都是美国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还是中国人。 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应该这样走。

　　我下笔，不想我是中国人，中国应该这么做这个建筑，没有这种，这样做是错的。可是我无意中不能说没有影响，一定有影响，可是不是很明显的，不是我说应该有中国的风格，我的建筑，因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的，应该是中国风格，没有这个事，不能这样走。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是应该这样走。

　　战后的美国纽约百废待兴，使贝聿铭无法安宁的处在哈佛的讲台上，他投身到快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但贝聿铭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位房地产商工作。这个开发商极端的自负，以至于想满足他的自负你就得做出很特别的事情。

　　贝聿铭和这个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当时城内最具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贝聿铭说他知道人们是首先怎么生活的，1951年，我被生活在华盛顿的贫民窟建筑惊呆了，有的人住在破旧的屋子里，石头在华盛顿城里乱飞，水管也是露天铺设的。这种情况立刻使我的神经兴奋起来。贝聿铭开始对居民的住宅产生兴趣。在建民宅这段时期里，贝聿铭积累了工程的经验。但设计只能局限于具体的城市规划的要求，这个时候贝聿铭的手下有75人。他们为我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希望他们走。为了让他们留下来我必须在外面拼命地找活。你总不能对下属说你们自己谋生路去吧，当时幸运的贝聿铭接到一个单子，坐落在克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山谷中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是贝聿铭在事业上新的起点。这成为贝聿铭一生中第一次与客户建立长久的友好的私人关系。从城市一下子放到自然的环境中作建筑，对贝聿铭来说又是一个挑战。贝聿铭去看了当地印第安人的建筑，他说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自己所知的有多么贫乏，但一旦领悟，我挖掘到不断设计的兴趣。

　　贝聿铭：你想一想，你不能造高楼，同时你这个面积也很大，所以这个是个条件。非常难做。所以我从古代找，有什么相同的，根本没有。所以一定往新的地方，新的一条路走。

　　在修建完美国大气研究中心30年后，贝聿铭受邀到日本东京的大山里，在自然的环境里建造一个钟塔。这座钟塔的形状是受到日本一种传统乐器的启发，这也是贝聿铭作品中最像雕塑的一个。建筑和雕塑是相关的，但雕塑始终不是建筑，贝聿铭一直强调建筑必须有生命，要由人来使用它来检验建筑是否有生命，而他的太太卢爱玲则一直是他最不客气的批评家。钟塔设计完成之后，日本人鉴于贝聿铭的精湛设计，再一次邀请他为博物馆作设计。博物馆选在山上。贝聿铭给日本人讲了一个中国桃花源记的故事。1500年前，一群人躲进一个山谷生活，没有外人知道。有一天，一个渔夫，无意中进了那个山谷，发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保持着300年前的风格习惯和生活。

　　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贝聿铭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得的经验和智慧，加上他的天分包括让大家不计代价地追求比原来所希望更美好、更具企图的东西，他能够神奇微妙而不留痕迹地将客户引领到更高的价值观，并且让客户做出超出他们原来所要求的水准。贝聿铭是有意与自然界无形力量调和在一起得到深沉的宁静的人。他说看到中国的许多寺庙，庭院，你会发现他们与山和树、自然背景结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几百年前的中国的建筑师就知道这一点，现在并不是说来重复那些传统的形式。但如何使建筑保持现代的风格是个问题。让一个现代建筑带一个绿帽子的事情，让一个现在建筑戴一个绿帽子的事我绝对不会做，这是我的原则。

　　这是贝聿铭第一次在日本设计作品，贝聿铭说日本人是很难接受一个外族文化和一个外国人的设计的，我没想到他们会接受我的设计。而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某件事情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在世界各地做建筑，每个地方的历史风俗都不一样，不可能在日本修一个和达拉斯一样的建筑，正因为这样，才存在原创的可能。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贝聿铭真正成为公众人物是在美国历史出现转折的时期，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全美国都笼罩在异常的气氛中，修建肯尼迪图书馆成为总统家族的头等大事。肯尼迪家族邀请了世界知名的建筑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聚会，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个机会。贝聿铭当时名气不大，只做过一些民居建筑，不知道为什么也被请到总统府。

　　贝聿铭：我记得当时和家人在意大利度假，我们住的房子没有电话，我收到办公室发来的一个电报，让我在某时某地接听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咖啡馆，电话响了，是总统顾问，他说我入选了。总统夫人觉得和我有着默契，并希望能一起合作完成这项工程。

　　图书馆的馆址选在哈佛，但与轰动一时的开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修建一直悬而未决，花了10年的时间选址，工程才得以完成。肯尼迪的夫人杰喹啉说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可比。有人说这是贝聿铭最值得骄傲的作品，但它不是。就在贝聿铭春风得意，人们开始关注他的作品的候，在波士顿保险公司大楼窗户被风吹落下来，玻璃散落了整个街道，三分之一的窗户都掉了。批评和责难蜂拥而至，批评家毫不留情，贝聿铭非常艰难。贝聿铭几乎被推到悬崖边上，尽管他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7年以后，门窗公司对这件事情做了了结，但这件事对贝聿铭及其家人的伤害已经造成。贝聿铭说：这次事故以后，那些公司都愧见我们。就在贝聿铭招来骂名的时候，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迎来了它的落成之日。最值得一提的是：建筑的顶部直冲天空，几何图形的玻璃充分吸收阳光，像一个现代的教堂。贝聿铭说：这个建筑应该具有一种纪念碑似的的气度，他采取了宝石切割一样的手法。这种干练的线条是这个建筑的精髓，任何圆钝的形状都会减弱这种气势。工人拒绝干活，因为他从未干过，说切割石头会破裂，然后你会后悔，贝聿铭回答说：我明白，就是想试一试。然后工人们就说：那好吧，一切由你负责。

　　我自己相当满意，因为我现在差不多走到末了一条路了，再过去我很难做太多建筑，再过几年以后应该退休，说实在5年以后，我现在预计身体还是可以。但是到了相当程度，相当时间应该说够了。以后不会再进步了，应该停了，这个很难决定，我现在很注意，到了什么时候不能再有贡献了，应该停我就停。

　　（同期声）塔后面的灯光没有变，我想让灯光简单一点，柔和一点，不那么刺眼。柔和一点。

　　摇滚对贝聿铭来说，也许是新事物，说成反叛艺术，那绝对不是。

　　（同期声）音乐更轻一点，所有的场景都以很柔和的方式出现。时不时地有一些变幻。

　　（同期声）你喜欢摇滚吗？不像喜欢孩子那样喜欢。

　　（同期声）那是猫王，是的我猜是。

　　（电视台演播室/同期）J•Wenner（滚石杂志）：在我们研究了贝聿铭 的背景以后，有意思的是，两个月前一天我终于明白过来，我明白了，我也可以做这个建筑，我意识了，建筑和音乐的契合点，我说好吧。这是一种什么风格呢？是充满活力。我曾竭力反对，原因是他的要价太高，他的名字毕竟是“我是收钱的”不是“我是免费的”。

　　贝聿铭：我两周前来过这，每来一次，就更喜欢。这个建筑需要人，假如空空的，像我两周前见到的那样，我心里就不很舒服。但现在看见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才觉得这个建筑有了生命。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公众进来的那天。

　　贝聿铭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他说和青年人在一起，自己也变的年轻了许多，每次在这种场合，他总是穿着那套在中国缝制的西服。有评论家形容他的服装很正式，但还不至于正式到让别人误会他是一位银行家。他身上流露出的艺术气息让人一目了然，他俏皮的眼睛是他文质彬彬的外表充满活泼的气息。

　　我一直在期盼这个时刻的到来。挑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出现都不一样，特别是对我来说。我很幸运，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我的工作，每个地方的历史风俗都不尽相同。我怎么能在日本建造一个和达拉斯一样的建筑呢？怎么可能那样呢？那是错误的。而正因为如此，才存在原创的可能性。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面，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相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贝聿铭一生钟爱音乐，他把自己的建筑比做巴赫的音乐。美国的达拉斯拥有一流的交响乐，却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他真想造一个音乐厅，两者一拍即合，贝聿铭用环形结构创造空间，一旦你开始走动，整个空间也开始移动，让人们忘记白天的琐事，进入另一个时空。贝聿铭用这种设计来放松人们的精神。这里头他运用了中国园林中借景的方法。

　　贝聿铭：中国园林是变得很厉害，弯弯曲曲的，借景也是中国园林出来的，建筑借景很重要。比如说像法国的大花园，就是皇帝的花园，站在那儿一目了然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中国的园林弯弯曲曲很多景，你要这么一弯另外一个景，走几步再看一看又是一个景，这个巧妙地很，这个对我的建筑有点影响。

　　第一次回到祖国，设计的作品就是香山饭店，他想通过建筑来报答孕育自己的文化，协助中国建筑界搜索一条新路。他想振兴一般人都能了解的特色——不是迂腐的宫殿，而是寻常人家的白墙灰砖。他相信这绝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告知现在的力量。

　　贝聿铭：1980年起手施工，那个时候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大不相同。那个时候中国能够施工新的建筑很少，技术方面是差一点，那是对的。那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管理。管理差得很，老实说管理不够好。现在还是有问题，有很多朋友回去，他说你的建筑我住到那个地方去，回来以后，我说你不要再去，你去了会不开心。我根本没有回去过，我到北京去好多次，香山饭店没有回去过。我的夫人看到这个窗很脏，玻璃窗。她说这个不行啊，外面的风景看不到，她去擦，这个有其事，但是这也是中国过渡的时候。中国在1982年跟中国现在20年以后大不相同，所以我现在回去很愉快，我觉得中国是改进了。20年前的中国跟现在大不相同。

　　在美国移民一般都会迷失在不同的文化中，最后找不到真正的归宿，只有中国人例外。身为一个文化缝隙中的优雅摆渡者，贝聿铭可以说是鱼和熊掌兼得的人，当往事成为贝聿铭在美国的绊脚石时，他吸收西方最高级的事物，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他与海外华人维持联系，经常光顾中国城，喜欢吃毛蟹、凤爪和鸭舌头。有人说他的建筑像竹子，比如中国银行，他自己也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也有人说贝聿铭的耐心、他的体态、他的精力、他的习性与魅力以及他眼睛里闪耀着的光芒都还在。他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贝聿铭说,我把每个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他只做他认为美丽的事，那就是有震惊效果的你无法选择的美感。

　　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建筑大师贝聿铭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五十七街，赶着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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