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打死人背后的“垃圾之争”

1月8日，一名记者在现场附近采访。新华社记者余国庆摄

　　湖北天门男子魏文华拍摄城管执法被打死事件有了后续。天门市日前回应此事件时表示要严惩凶手，并透露警方目前已控制嫌涉人员24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以及城管权力一惯的张狂与膨胀，是反思这起事件一个无法绕开的命题。但具体到天门事件的发生，又远不能止于“城管打死人”上，城市垃圾填埋与农村居民的环境权利，更是此事件不能回避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据1月9日《长江商报》报道，这场冲突的起因，是当地村民坚决不许将垃圾倒在那里。2006年1月，处于皂毛公路和湾坝村之间的一个大坑被用于填埋垃圾。这导致附近村子“晴天臭气熏天，雨天污水横流”，而且垃圾深埋在地下后，渗透至井水里，味道都变了。基于这些原因，湾坝村村民反对城管部门继续在该处填埋垃圾。先后交涉过多次，但均无结果。终于，到1月5日时，村民们决定进行自发阻止，7日下午，他们等来了50多名城管，并发生冲突。

　　在村民与城管的对峙中，至少已有5名村民被打伤住院。我不知道，如果没有魏文华之死，村民与城管乃至城管所代表的当地相关部门的这场“垃圾之争”，会不会被更多的人关注？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相较于城管“一不小心打死人”这种特例，这场垃圾事件可能更是一种隐蔽的常态。它至少向我们提示这样三点：一，垃圾处理问题；二，向农村转嫁的城市垃圾污染问题；三，公民的环境权利问题。

　　就前两者而言，有资料显示，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有2/3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垃圾围城”效应。而在垃圾的处理上，很多地方一直沿用着简单、原始的方式，或就地焚烧，或挖坑填埋。更重要的是，城市垃圾处理是以向农村地区倾倒、转移为主要手段的。2006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一则报道援引全国政协委员陈万志的话指出：“中国城市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牺牲农村的环境为代价的。城镇以下，大多没有垃圾填埋场，垃圾围镇、垃圾围村。”这种垃圾处理方法也进一步对大气、水和土壤产生污染，成为“公害”。

　　在这种情势下，农村居民的环境权益就显得至关重要。任何时候，民众自己才是关心环境的主体，因为他们身在其中，他们也最知道环境就是他们每日呼吸的空气，活命之水，续生之食。但是天门垃圾事件显示出的，仍旧是那些被动承受污染转嫁之苦的当地村民，无法成为自己所处环境保护的主体，没有话语权，也缺乏相关正常博弈的渠道。据当地政府称，2005年11月14日，天门市环卫局与竟陵办事处湾坝村签订了倾倒垃圾的协议书，在此倾倒垃圾，每年付租场费1.5万元。2007年11月底，经协商，该村同意环卫局继续在此倒垃圾。显然，签订协议的双方，无论是环卫局还是村级组织，都绕开了村民的意愿，也都根本无视村民的环境要求。否则，就不会出现村民自发“挖路堵车”的一幕。

　　当地政府部门对村民环境权益要求有多大程度上的漠视，其公权行使也就有多大程度上的随意与张狂。50名城管的“蜂拥而至”，正是这样一种权力特征的表达。这固然是天门魏文华之死和“垃圾之争”的深层原因。但在农村地区不得不承受城市垃圾的转移之痛方面，如何从法律层面予以完善，如何从公民权利保障层面予以保障，我们则有着更加急迫的期盼。

　　文/杨耕身 (来源：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