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鸿林
不知从何时起，也说不清为什么，我变得挺浮躁挺浮浅挺无聊，突出现象就是快餐式阅读取代了精读，特别是取代了精读经典。前者蛮轻松，没压力，没负担，可谓闲极才读书。后者蛮沉重，有自虐的味道，正如列宁所言，要想头疼就去读黑格尔的《小逻辑》。两者的效应也十分鲜明。前者往往给人短暂的愉悦，之后是长久的麻木。后者则使人的学养逐步积淀，思想更深刻。
天津外国语学院张滨江教授拟主持翻译出版“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读”丛书之时，我主动认领了雨果《悲惨世界》导读的翻译，旨在以译促读。
翻译促进了精读英文原文。因为是双语对照翻译，出版时，一边是英文，一边是中文，一一对照，一目了然。这样翻译时不可有一丝半点的偷工减料，编译不成，漏译错译更不允许，只能逐词逐句逐段地细抠，根据语境和原作者的意图等诸多因素确定恰当的语义。《悲惨世界》原是法文，英语导读中直引了不少法语，于是，我中英、中法词典并用，专攻了英语，又捎带上法语，对英法语言的异同及其历史渊源有了深一些的体悟。
翻译促进了精读中文译本。我看过影片《悲惨世界》，从没有细读过小说的中文译本。雨果在小说中常常把故事情节放到一边，花上上万甚至更多的文字描述历史，影响了我阅读的连贯性，减少了阅读的兴致。这回不行了，必须对中文译本通读细读。
翻译促进了精读雨果的其他代表性书文和有关雨果及他所在时代的文章。为了把握更加全面，我有针对性地细读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海上劳工》和他的散文集等。我认真参阅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百科全书有关条目，对雨果传记、雨果评述，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史法国史巴黎史也多加了解，以求对雨果小说和他本人及他生活的时代有较全面清晰的认识，使译文更准确，译得更自觉。通过阅读，我觉得雨果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剧作家、诗人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谴责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庇护巴黎公社的勇士及其家人，他大施善款抚养孤儿。他80岁生日那天，有60万人自发地走过他的寓所为他祝寿。他83岁去世，有200万人为他送葬。这已成为法兰西历史之最。正如罗曼·罗兰所言：“对我们来说，老雨果的文字总是和共和国联系在一起。在所有作家和艺术家中，他是唯一获得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这种荣誉的人。”不通过翻译，我很难对雨果有这样的认识。
翻译促进了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书文。我的本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深知不懂德英法俄语，就无法直接阅读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从而不可能成为一流的研究者和宣传家。如我之辈，能把马列著作中文译本读懂就很不容易了。因为翻译本书，我在通读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时，对马克思关于雨果的评述更加留意。从《1848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致拉法格》等文章通信中，我分明感到马克思对雨果贬大于褒，而对与雨果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乔治·桑等人欣赏有加。我以为，深层的原因在于两人所持的立场不同，用以观察事物的世界观方法论不同。通过精读，我也觉得马克思和雨果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曾被迫离开祖国，长期地过着流亡的生活，他们都曾经历了后代夭折、爱人先逝的不幸，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和途径表达了对人民大众的挚爱，他们身前身后都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深切缅怀和永久的爱戴，他们的著述和人格都成为人类精神宝库中的珍品，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当翻阅着出自我手译出的《悲惨世界》中英对照小册子，心中不免惴惴不安。深知此道深不可测，道法无边，自知身为业外人士，才智不逮，勇气有余，拙误之处肯定不少。依我所见，硬拼硬地译点东西，以此为动力，精读些文章，形成一条经时的牢固的关于某人某事的知识链，以译促读，可以使人尊重常识和知识，引人心静神宁，崇尚真知和善性，求得一种正常健康的生活状态。
（《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读：悲惨世界》，法雨果著，杜鸿林翻译，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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