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白释怀、愧疚又感谢
“今天看完报道，我才知道真相。”兰明说，其实这19年来，他一直在错怪战友程斌。
就在和记者谈话时，兰明突然接到了乔根法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放下电话，兰明说，汇款后他一直没有收到乔云霞或指导员的回信。后来他又给乔云霞写过一封信，委婉地提到汇款的事。现在推算，那时乔云霞已毕业，这封信一定没收到。
1990年，兰明再次去北京时又见到了乔根法。“我很纳闷，指导员为什么只字不提？”兰明也不好意思主动询问。于是，他只能在心里猜测：是不是程斌没有帮他寄出这笔钱？后来，他跟程斌又失去了联系，这1500元更成了一个谜团。“说实在话，这些年我一直有些误会程斌。”
如今心中的种种疑惑顿然释怀，兰明说他十分感谢两家媒体帮他解开了埋藏在心中十多年的谜团，帮他和乔指导员等老战友又取得了联系。他希望能早日见到乔指导员、见到乔云霞，共话当年的情谊。
和乔云霞姐妹一样，兰明说，“校正”之母原也是为生活所迫，对她的做法表示原谅和理解。“她能在临死前把这件事公之于众，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况且这么多年来，她倍受煎熬，乔家不责怪她，我也不会。”他表示，他目前生活殷实，如果乔云霞现在不需要这笔钱，而“校正”家里困难的话，他同意将这笔汇款捐给“校正”，或者捐给需要的人。
本报另一位读者受报道感召
“我也想还上一笔20多年的良心债”
□首席记者路红文首席记者张鸿飞 记者杜小伟图
生活永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精彩。连记者也无法预料，几天来本报“替母归还良心债”的报道让另一位读者寝食难安。昨天，这位读者郭先生在拨通本报热线倾吐心声后，又亲自来到了报社，他希望通过媒体寻找一位湖北的“债主”，还上自己20多年前欠下的一笔“良心债”。
【25年前，“缓兵之计”赖下一笔账】
“看完你们的报道，我也想还一笔良心债。”昨天中午12点，郑州读者郭荣中先生拨通了本报新闻热线：“这件事，我自责了20多年，请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吧。”
昨天下午，郭荣中赶到了本报。这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士关掉了手机，满怀真诚地忏悔了20多年前的一段亲身经历——
1981年，郭荣中退伍回到了家乡开封县罗王乡，在乡镇企业开封县罗王皮鞋总厂工作。当时这家小厂生产中低档皮鞋，不是很景气。能吃苦、善动脑的郭荣中很快就从采购员成为一名副厂长。
郭荣中记得，那是1983年的冬天，天冷，厂里的销售更冷。一位湖北的年轻供货商到厂里催要货款，时任副厂长的郭荣中接待了他。“他给厂里供了一批人造革，厂里还欠他大概2000元。”由于厂里实在没钱，郭荣中就想赶快打发他走。
“我向他要凭证，他就把合同给了我”。郭荣中说，自己当采购员时没少受骗，当时脑子一热，就把合同揣了起来，“至少也是一个缓兵之计”。要债的湖北小伙子没了合同，要不到钱，住了几天就离开了。
【25年后，想起这件事常自责】
郭荣中说，后来他当上了厂长，将这家乡办企业搞得红红火火，还因此上过各大报纸、受过多次表彰。“可那个小伙子再也没有来过，我也很少想起这件事。”
1985年，郭荣中离开了该厂，到郑州发展。这些年，郭荣中早已事业有成。可他常常想起这件事，特别是年纪大了，经历多了，更是常常回顾过去，反省自己。“我不止一次对家人、对战友、对朋友说起过这件事”。郭荣中说：“我也捐过款，也做过善事，可是这件事却一直让我自责。”
郭荣中也曾想过要还这笔债，“虽然是公家的事，可这是我犯的错。也许小伙子是企业人员，也许是个体户，这件事不知会给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时间久远，郭荣中没有保存那份合同，也记不得那位供货商的详细情况。每次想起，也只能作罢。
昨天，记者与郭荣中原来的同事、现在开封县企业养老保险局工作的胡大社取得了联系。胡大社说，当年那个小伙子手中没了合同，以后就没有再来要过钱；现在该鞋厂也早已关闭。
“虽说是厂里欠的钱，但是老郭经手的。现在他愿意出面还债，我支持他。”胡大社说。
【受感召，寻找债主“湖北小伙”】
“你们的报道，深深触动了我。”郭荣中说，这次《大河报》、《楚天都市报》的报道，再次唤醒了他内心的忏悔，并决定像“校正”那样，借助媒体的力量付诸行动，“你们能找到乔云霞，就一定能帮我找到那个湖北的小伙子，了却我的心愿，让我改正错误，洗刷自己。”
郭荣中表示，他愿意拿出10倍甚至更多的钱来“还债”，即使找不到对方，他也会想法捐出这笔钱。“这不仅仅是还钱的问题，我已经50多岁了，我不怕在大家面前丢这个人。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能改正了错误，这心就安了。”
据郭荣中回忆，1983年时，那位湖北“再生革厂”的小伙子20多岁，来自武汉或者附近县市；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不爱讲话。“只要能见到他，我一定能认出他。”
本报将与《楚天都市报》再次联手，寻找这位“湖北小伙儿”。如果您了解情况，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0371－657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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