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奥运-新中国体育回溯

　　青铜时代：奥运-新中国体育回溯

　　奥运·新中国体育回溯系列(一)

　　许多中国人在期待8月的狂喜，今年夏天注定将是一场热烈而喧嚣的盛宴。

　　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仍然有时间可以静静地回首，看看中国的体育从1949年以来，是如何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这个“强国梦”的历程。

　　我们将分组报道回顾这段值得记忆的历程。这组系列报道，试图为读者梳理出是谁、怎样的，走在这段曲折迂回的路上，这些个人命运与国家梦想相遇，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光荣和梦想的背后，又有多少唏嘘与感叹，了解了他们的故事，我们也许可以带着激情却又清醒地走进2008年的夏天。

　　这组报道的第一篇，记录的是从1949年到文革前这段时间，一些奠定了中国目前体育格局的重要人物，事件，他们的思想和做法，就是从那时产生，并影响至今的。

　　生在一个全民体育的红火年代，两个本与体育无缘的人就这样被体育改变了一生

　　全民体育时代的火红青春

　　★ 本刊记者/孙冉(发自上海)

　　《女篮5号》是谢晋的成名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电影。这部于1957年在上海拍摄的电影，浓缩了那个火红年代的激情。

　　主人公田振华是女篮5号的教练，解放前他在一家企业篮球队打球，那时中国的企业队与洋人的业余队时有比赛，但胜负却掌握在一群商人的算盘中。

　　年轻气盛的田振华因不满暗箱操作，而被商人们打断了腿。之后，带着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把对体育的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全民体育建设中。

　　徐仲巳，新中国第一代篮球国手，他与电影里的田振华有着相同的人生轨迹。

　　电影中的女篮5号林小洁，有体育天赋却一心想考大学。她不能理解田振华通过体育为国争光的激情——她的想法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对于体育的看法。

　　但体育的冲击力迅速感染了每一个热血青年，林小洁义无返顾地冲进了呐喊的球场。

　　孙晋荣，是林小洁的现实版，工人出身的她，加入了上海工人篮球队。

　　到社会主义国家去参赛

　　1946年的上海，各种企业赞助的中国业余体育队相当活跃。16岁的徐仲巳经常与大量拥趸挤在上海青年会的看台上，观看上海篮球联赛冠军上海华联队与洋人业余队的比赛。

　　正是受了来自体育的蛊惑，徐仲巳少年时就习武强身，10岁开始接触篮球，虽然身高仅1.73米，但练得过人的弹跳力。中学参加大公队这样知名的业余篮球队，进入大同大学经济系后，又被上海大学生队相中。那时各种比赛多到几乎天天打的程度，有时周日还连打两场。虽然是学生，但时间几乎全被篮球占据。

　　1951年，前苏联国家男子篮球队带着“帮助发展中国篮球”的政治任务来中国打巡回比赛——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支到访的世界劲旅。

　　中国队大比分落败，前苏联队如破竹般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接连开花。上海战之前，团中央总书记冯文彬发话了“上海争取赢一场！”比赛前，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亲临赛场举行开球仪式。此前在北京开赛时开球的是廖承志。

　　上海的第一场比赛，“沪联队”输了57分。第二场由“学联队”迎战，这支平均年龄在21岁却身经百战的年轻球队，与对手一度打到平分秋色，最后以22分的差距负于对方，是与前苏联队在中国33场比赛中输得最少的一场。赛后获得多方赞誉，场上得分功臣乐嘉洲、黄柏龄、队长徐仲巳等人都被选入国家大学生代表队。

　　当国内老百姓还在为恢复生产而勒紧裤腰带时，这些幸运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频频往来于捷克、罗马尼亚、东德、波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比赛。

　　回想这些经历，已逾古稀的徐仲巳记忆犹新的不是比赛的精彩，而是开往莫斯科的俄罗斯专列上无限量供应的黄油面包和大牛排。

　　在国内，伙食供应也不逊色。有政府配备的大厨专门为这些国家队运动员开伙，基本不用菜单——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无限量供应吃饱为止。

　　进入国家队后，徐仲巳的身价飞涨，在学校里成了风头最劲的明星。一有比赛，校长停课去声援。毕业考试，更是在教授家里随便答份卷子就通过。

　　毕业后，大同大学给了他一个体育教授助理的职位。每月薪水100元，相当于当时上海科级干部的薪资。可进了国家队，工资却变为了每月800斤小米，合人民币不到30元。徐仲巳和乐嘉洲表示抗议，被批回来，“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岂能讨价还价？”

　　不过，随即而来的全国巡回赛，拉开了精彩生活的序幕。从南方一路打到重庆，到了元帅贺龙的地盘。贺龙与运动员开座谈会，说：“我给你们讲个事情，刚才毛主席来电，要成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要我当主任，我提了两个条件，要人要钱，都答应了！你们坐在这里的人，将来都会是我们体委的重要干部。”当时在座的，有日后的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

　　1952年，中央确定体育发展的方向后，政府在体育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同年就在北京成立了中央体训班篮球队。乐嘉洲、黄柏龄、徐仲巳都在其中。当时没有合适的训练场，国家体委就特意买下天津重庆道100号的大宅院作为集训基地。

　　国手们白天训练，晚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自讲解。让队员把对这些主义和思想深入运用到篮球比赛战场上去。

　　军事化与集体奖

　　1956年，徐仲巳从国家队退役，正式调回上海，出任上海男篮队教练。

　　这一年，却是上海邮电系统工人孙晋荣篮球生涯的开始。

　　40年代的山东，读书识字闯天下对于女人来说是不本分的想法。生于山东枣庄的孙晋荣硬是抛开了三寸金莲的束缚，艰难地读完小学，进入当地的师范学院。

　　她毕业时，国家还不需要那么多师范人才，孙晋荣这批人在领导的指示下纷纷转行，陆续被分配到祖国各地的公安或工厂系统。

　　领导安排孙晋荣去上海的邮电系统做工人，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上海是个大染缸，毁人的地方。但对孙晋荣来说，服从组织的安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也许因为孙晋荣山东人的憨直和1.72米的大个子，领导安排她参与最辛苦的押运车工作——押送文件，往返在江浙和上海之间，人要跟车，一走就是两三天，极其辛苦。孙晋荣一做就是几年。

　　1956年，领导响应上级号召，大力发展基层体育。邮电所很早就有自己的篮球队，但女队一直很弱。历史就这么找上了孙晋荣。

　　领导找孙谈话，希望她能挑起重担，努力练出佳绩，因为她是队里最高的。孙晋荣感到身上担子很重，她觉得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她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

　　之前，孙晋荣已进了厂里培养科技骨干的授课班，犹豫之后，她还是选择了听领导的：“出佳绩”。

　　进入篮球队后，孙晋荣和其他姐妹一起，脱产专门打球。球队实行军事化管理，连家都不回，住在邮电招待所。因为感觉自己被领导委以重任，孙晋荣练得比别人都更卖力。别人不练了她还接着练，别人起不来她起来练。而在进篮球队前，她根本连球都没摸过。

　　一年后，因为表现出色，孙晋荣被选拔到了上海工人队，代表全上海的工人比赛。训练变得更加严格。其实那时姑娘们对于篮球到底怎么打还是懵懂，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走步和上篮，只知道跑得快跳得高，抢到球就能拿分。训练也主要针对跑、跳，加大力量训练。

　　每天，孙晋荣和姐妹们都要扛几百次哑铃，四层楼的楼梯，一次跑四个来回。有的姑娘累得实在爬不动了，眼泪止不住流，但还是坚持跑完。负重练习时，每人背10公斤麻袋在大街上跑10公里。骑车路过的人看到都喊：“姑娘们你们别跑了，我用车替你们扛麻袋吧。”

　　这样的训练，姑娘们腿上经常撞得青紫，孙晋荣们没往心里去。一周就周日休息，但周日往往是比赛日，各大工人俱乐部都轮流请她们去打比赛。

　　那时去工人俱乐部打比赛是她们最开心的一件事，因为每场比赛对外卖2毛钱门票，赛后俱乐部会给每个运动员4块小蛋糕——这在那个年代是稀有美味。

　　和工人一样，孙晋荣每月拿66块钱的工资。但她很自豪，在厂里，大家不一定知道她的名字，但说起篮球队的“大个”，人人都拍手称赞。

　　孙晋荣在工人队最好的成绩是取得了华东区联赛的冠军。

　　最美好的青春，孙晋荣都在球场上度过，却没有留下一张完整的单人照，都是集体照。她说，那时也想拍，可拍一张照片要6毛钱。奖状也是集体的，所以她也没有。大大小小的奖牌倒是一堆，几十年过去了，都生锈了。

　　孙晋荣的丈夫是同系统男篮的，两人感情好似革命情侣，见面不谈情只谈球。平时忙于打球，见面也不多，直到1964年，孙晋荣因伤退役，才决定结婚。那一年，她30岁。

　　进入60年代的新中国，50年代时全民体育的盛景越来越离人们远去。而徐仲巳和孙晋荣青春之后的人生，也似过山车般，从顶峰急速滑落。 ★

　　退役后的徐仲巳与孙晋荣

　　徐仲巳(1930年～)

　　● 1958年，被领导派去支援大西北，调任西安篮球队教练

　　● 1961年，被调到山东担任篮球教练。一呆18年

　　● 文革期间，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与省领导一起，关在牛棚

　　● 1979年，随亲属举家移民美国

　　● 1980年起，徐仲巳做起中美间国际贸易，第一笔生意就涉嫌诈骗，分文未赚却被全国通报。英名被毁，心灰意冷，入了美国籍，从此靠救济金过日

　　● 80年代后期，中国的球迷熬夜看NBA时，他在美国熬夜看国内的篮球联赛。对中国篮球的后起之秀，隔着太平洋兴致勃勃指点江山

　　● 1988年，当年国家队的队友们，留在国内的，都多少谋得一官半职。而在美国的他，每月靠领600美金勉强过活。为办理退休金，曾专程回国到山东篮协，但跑了一圈没有结果

　　● 1990年，徐仲巳加入由篮球元老组成的上海古花篮球队，参加在美加和东南亚华人地区的篮球邀请赛

　　● 2000年，徐仲巳在香港自费出版16万字的个人传记《一个篮球国手的60年经历》

　　孙晋荣(1934年～)

　　● 1964年，孙晋荣退役，结婚生子

　　● 文革后，孙晋荣希望儿子能学一技之长，陆续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体校。一个踢足球，一个打排球

　　● 1980年后，两个儿子都因身体原因未能从事体育。上了大学，学的是当时热门的纺织专业

　　● 1989年，孙晋荣退休，职称是技术员

　　● 1990年后，两个儿子陆续下岗，丈夫患癌症，一家生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 1996年，丈夫离世，孙晋荣腿疾恶化，行动不便，终日足不出户。后来因爱好国画，想上社区的老年大学，却因腿疾去不了，由邻居学完了再教她一遍，20年来，从未间断

　　● 2005年至今，四处借钱动手术，终于凑够了钱治好了左腿，但治右腿的钱却没有下落

　　上海样本

　　从体委到体协，从学校到工厂，从军队到农村，中国人集体飞奔在体育的大路上

　　★ 本刊记者/孙冉

　　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始于晚清的西风东渐。随着教会和侨民纷纷进入，一些中国人前所未闻的体育项目也登陆了。

　　上海是一个样本。

　　19世纪末上海就有了男人的大辫子和足篮排球一起满场飞舞的壮观场面。解放后，上海也因工业发达，经济腾飞，而领先于全国的体育发展。

　　解放初期，政府一方面继续发展竞技体育，另一方面加大了群众体育的发展。政府的强力介入，创造了一个至今还让很多人怀念的全民发展体育的鼎盛时代。

　　那时人很单纯，生活也单调。刚解放，人们翻身做主人感觉很好，没有贫富差距，都有工作，又不是很累。单位一号召，休闲时就都去搞体育。那时有体育特长的人，特别吃香，大家都崇拜他。

　　那时体育组织与妇联、工会、宣传三个部门并驾齐驱，很多工厂学校都建立了体协，便于领导。这些体协主要负责竞技体育的发展，带动职工体育开展。

　　学校体育开展得很有层次，学生学习压力不像现在，大家对体育的积极性很高。1955年，上海市体委发出成立学校运动队的指示，以等级运动员为标准，保证每周2〜3次锻炼时间，并由体育教研组组织和指导运动队的训练。到同年12月，成千上百的各种运动队被组织了起来。

　　后来，在众多学校运动队的基础上，产生了全市的中学生代表队。对有培养前途的体育苗子，在中学招生时，分项集中在一所学校，编在同一个班，称为体育班。并进一步把分散在各校的代表队成员，集中在一所学校学习。

　　在工厂里，工会都有专门体育干部，有自己的运动队，每周比赛，工人们都去看。大企业也养运动队，行业里也有运动队，进行全国比赛。那时养一个篮球队一年少说也要几万。

　　1955年，上海22个区工联所属的7333个基层，有足球队1916个，篮球队5023个，排球队895个，乒乓球队408个，工人运动队总共达11918个，锻炼小组1008个。当年全市共进行竞赛2612次，有7.6万人参加了比赛。

　　至1956年5月，全市共建立7个产业体协、3395个基层体协。基层体协大大促进了职工体育的发展。1958年，职工普遍开展了广播操、生产操、太极拳锻炼。据当年统计，有61万人经常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达到全市工人总数的一半。

　　社会上各种业余体校也办得很红火。

　　自1959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成立，至1965年6月底，上海已形成一个由市、区、基层组成的业余训练网。第一级为市青少年体校，运动员 432人，教练员42人。第二级是10所区、2所县业余体校和市、区场馆附设体校或训练班，有4760名运动员，205名教练员。所开设的14个业余训练项目基本上与专业队对口。第三级是基层代表队，有500多个单位，3000多个运动队，近8万人。初步形成了日后国有体制层层衔接的宝塔形三级训练网络的雏形。

　　1958年2月25日，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体育大跃进万人誓师大会”上，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号召全市人民，为“担当伟大而又繁重的建设任务练就强健的体质”。万人大会后，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率先行动，组成了约3000名学生参加的体育宣传小分队，下工厂、里弄帮助基层开展体育活动。3月，由上海市体委发起组织了第一个全民体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中共市委提出“每人每天参加十分钟体育活动，争取为社会主义多工作十年”的口号。1959年，国家体委鉴于群众体育发展得这么有声势，开展了建国后的第一届全运会。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基本都是从业余选手中层层选拔而来。

　　全民体育，在50年代发展到顶峰，60年代后，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政治运动的影响，逐渐走向尾声。 ★

　　(感谢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人文学院院长肖焕禹对文章提供帮助)

　　竞技体育下的第一位“民族英雄”陈镜开

　　解放初期的中国涌动着两种证明自己的渴望：一是纵比，要比过去做得更好，向旧制度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二是横比，要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以证明相对于西方制度的优越性。

　　陈镜开无意间承担了这种历史重任

　　★ 本刊记者/韩永

　　“他凝神、下蹲、吸气、提铃，起立、开腿、迈步，杠铃起来了，裁判的三盏白灯同时亮起。133公斤！成功啦！”

　　这是陈镜开打破举重世界纪录的一段描写。这一场景已经定格在历史中，特定的含义是:中国人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洗刷了沉积多年的‘东亚病夫’的耻辱。”

　　当时，举国欢腾。

　　精选细选举重成了突破点

　　此前的中国体育，一直陷于寻求“零”的突破的苦闷中。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国虽历经坎坷获得邀请，却只赶上了奥运会的尾巴，成绩不如意在预料之中，中国更多把它当成一个外交场所，以求在政治上有所收获。

　　寻求突破的心情之迫切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迫切来源于两个证明自己的渴望：一是比过去做得更好，向旧制度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二是比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做得更好，以证明相对于西方制度的优越性。

　　而在实际的操作上，这种渴望首先表现为一个精挑细选的过程。

　　当时的中国，经济基础薄弱，想在体育项目上百花齐放不太现实。加之有些项目比如大球类，与国外的差距较大，追赶非一日之功，于是，突破的重点就放在那些与国际差距较小的项目上，举重就是其中之一。

　　“举重可分为很多级别，在大级别上，我们因为先天的劣势，与国际上差距很大，但在小级别上，这方面的差距并没有大到望尘莫及的地步。”中国第一批举重队员赵庆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国际组织里，代表中国的是中国台湾，新中国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经常被剥夺，“人家根本不跟我们比，”赵庆奎说。比赛不多又要出成绩，怎么办？不需要比赛就能出成绩的举重，于是进入体育官员的视野。

　　“我只要举起来这个重量，就说明我有这个能力，这种方式直观而有效。”赵庆奎说。

　　1955年3月，中国第一次举重测试赛在北京开锣。8位选手最终胜出，成为中国第一支举重集训队的队员。“每位入选的都是所在级别的一、二名，”当时以最轻量级别第一名成绩入选的薛德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陈镜开。

　　陈镜开的入选一开始就得到众多伯乐们的保驾护航。这个1935年生于东莞石龙镇的小个子，自幼喜欢玩一种“拱石担”的游戏。

　　这种游戏在当时的香港颇为流行，由两块红石凿成的圆石饼，中间穿入一支柴棍，很像举重杠铃。与香港毗邻的东莞也有很多人玩，陈镜开玩这个很有天分。后来他被大哥陈枝送到广州华南联合大学附中就读，并在附近的谭氏健身院打杂，祖籍香港的谭文彪是该健身院的老板。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场运动会——八一运动会隆重举行，该运动会由军队主办，很多在运动会上崭露头角的运动员被留在军队，各个军区还在所辖区域内搜罗新的苗子，为下一届运动会储备人才。中南军区体工队的举重教练李启龙找到相熟的谭文彪，希望能在健身院里有所发现，谭文彪向他推荐了陈镜开，不仅因为这个1.49米的小个子两腿奇粗，全身肌肉发达，还因为他想为陈镜开找到一口饭吃——当时，全国的形势是老百姓的购买欲望全面释放，商品的增长根本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全国已于1953年和1954年对很多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饭量奇大的陈镜开根本吃不饱饭。

　　李启龙认为陈镜开是个可造之材，虽有足踝内翻的美中不足，还是将他招入麾下。

　　在1955年3月举行的全国举重测试赛中，只经过了短期训练的陈镜开没能给大家带来惊喜，他的挺举成绩只有95公斤，在所在的最轻量级所有选手中仅排名第七——这成绩无论如何也进不了总共只有八个名额的举重集训队。

　　但此时已经调入国家集训队任教练的李启龙认定了这块可塑之材，竭力举荐陈镜开并最终如愿——陈镜开后来跟队友一再谈起李启龙对自己的帮助。现在看来，中国第一个体育上的突破正是源于这种难得的前瞻性。

　　国内训练条件差得难以想象。据赵庆奎透露，当时偌大的北京，仅有两处可以训练的地方，一是解放军队的训练馆，不过是一间教室大小的房间改就的；还有是北京体育学院东门右首的篮球场，击剑、拳击、摔跤都在那练，“杠铃一砸下来，地上一个大坑”。

　　“最要命的是，没有教练指导”。这不仅导致损伤常有发生，成绩也几乎停滞不前。

　　而定于当年6月份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已经迫在眉睫，第二年的墨尔本奥运会也已经时日不远，去苏联学习在当时的背景下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苏联在当时代表了世界举重的最高水平。中国举重集训队被安排在著名的“迪纳摩”体育场看台底下进行训练，与举重队同赴苏联学习的，还有中国体操队。

　　去苏联之前，国家体委一位负责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敲打”这些队员，他说“你们一个人的花费，相当于在国内培养30个大学生。”赵庆奎理解这话的含义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成功的具体标准体现在后面这句话上：“你们回来，先要把国民党留下的纪录给我破了。”

　　为了这样的目标，队员们豁出去了。

　　“不怕流汗，不怕流血”成为所有队员的一句口头禅，“轻伤不下火线”成为滋润每一个队员的精神食粮。“伤了根本没有人去看，带伤训练是司空见惯的事。”赵庆奎说。

　　这种精神在这些人身上留下的痕迹是，基本上每个人都伤痕累累。赵庆奎现在腿部膝盖以下伸不直，薛德明现在腰不好，陈镜开则是一、四节腰椎各有一处骨裂，二、三节腰椎各有两处骨裂。

　　“现在想起来，当时太单纯了。”赵庆奎说。这种单纯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领导的耳濡目染，二是在国外所受的刺激。

　　“我们的领导、领队，很多是打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都是新中国的功臣。” 赵庆奎坦承当时的想法，“按说他们应该享受更好的条件，但事实上他们跟我们一样，住的也是国家队的小平房，跟工人一样，也没有几个钱。”

　　这种不搞特殊化的领导作风对队员的士气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革命功臣都是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跟国家要这个要那个？”赵庆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就是这些朴素的情感支撑着他们。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遭受的冷遇也一次次敲打着他们敏感的神经。“出去比赛，外国人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看你，问从哪儿来的，说‘CHINA’，‘CHINA？噢，就是那个留长辫子的地方’，当时的屈辱感非常强烈。”

　　高涨的情绪并没有对训练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甚至相反。“刚开始长进并不大，”赵庆奎说，“这儿撞一下，那儿撞一下，弄得浑身是伤，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得出的结论是，“人不是铁，饭也不是钢。”

　　“如果说有收获的话，就是一条路走到了尽头，发现走不通，才知道这条路里面有那么多问题，这对于后来人既是教训，也是经验。”

　　到了留学的后半程，在苏联教练的帮助下，训练终于走上正确的轨道，成绩也开始水涨船高。到4个多月的留苏生活结束时，陈镜开的挺举成绩，已经从原来的95公斤，提高到115～120公斤，“当时，世界上能举起110公斤的不到5个人，一下子就看到了希望。”

　　6亿人民的力量

　　1956年6月7日，这是一个希望变成现实的日子。

　　3000多名名观众涌入上海卢湾区体育馆，一场中苏举重友谊赛在此举行。各个级别的世界纪录赫然标在举重台上，在最轻量级别挺举项目上，美国人温奇已经将纪录占据了两年之久，成绩为132.5公斤。

　　在第一次成功举起125公斤后，陈镜开第二次就要了133公斤。但第一次冲击未果，标志着世界纪录的杠铃掉在地上，“现场一片寂静”，人们等待着第二次冲击。

　　陈镜开第三次出现在场上，凝神、下蹲、吸气、提铃，起立、开腿、迈步，在一连串的利索动作后，将133公斤的杠铃挺了起来，裁判的三盏白灯同时亮起，成功了！

　　“现场顿时欢声雷动，许多人激动得跳了起来，喜悦的泪水在每个人的眼眶里打转。”“人民高兴啊，”陈镜开事后说。

　　随后，陈镜开受到毛主席接见，举重队的营养状况也得到改善。此后的几年，陈镜开连续9次打破最轻量级和次轻量级世界纪录，共受到毛主席接见6次。

　　在最后一次接见时，毛主席问陈镜开：“腰伤怎样，还可以锻炼吗？”陈镜开回答:“请主席放心，我可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战胜伤痛，献身祖国》，发表在《中国体育报》上。

　　民间则通过邀请其进行汇报表演的形式近距离感受这位英雄。打破世界纪录后，陈镜开载誉回乡，在莞城、石龙等地展开密集的汇报表演，场场上万人争相观看，现场的气氛汹涌澎湃。

　　旅法女作家钟丽思在她的作品《顽童时代》中，曾经留下这样的文字：“于是红房子的娃娃们，就将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锁提去大院，在满天落霞的辉煌壮丽中，憋足气学陈镜开。”

　　在当时尚处顽童时代的钟丽思以及她的伙伴心中，这位举重运动员已经化身为民族英雄。

　　群众的追捧有时候超乎想象。陈镜开有一次去莞城街上买鞋，被群众认出，争相欢呼，也传到时任东莞县委书记林若耳朵里，于是马上派人将陈镜开找来，要他做举重表演。到了现场，才发现已经人山人海，很多人根本看不到表演的实况，就是为了一睹英雄的风采，或者说是来感受一种精神。

　　对这种精神最为淋漓尽致的诠释，是陈镜开195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届青年友谊运动会上的表现。

　　陈镜开在中苏举重友谊赛上打破世界纪录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种质疑的声音，说这个纪录是“用笔写出来的”，而不是举出来的。这让陈镜开非常恼火，憋着一股劲要在国际体育赛事上证明自己，青年友谊运动会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在最后一举之前，陈镜开的成绩比主要竞争对手苏联运动员哈里苏少了7.5公斤，当时的形势是如果陈镜开在最后一次挺举中能举起137.5 公斤，就能打破世界纪录，但拿不到本次比赛的冠军，而陈镜开在之前举起130公斤的重量时，虽然成功，腿部已出现抽筋。

　　苏联人于是认为冠军非己莫属，作为主办方的他们甚至将苏联国旗挂到了第一名的旗杆上。

　　当时的媒体这样描述，“陈镜开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看看胸前的国徽，一股神奇的力量油然而生”他要举起140公斤，不仅要打破世界纪录，还要拿到比赛的冠军。

　　上场之前，陈镜开对队友说了一句话:“反正是杠铃底下找人”——要么就举起来，要么就给砸趴下。

　　陈镜开最终将140公斤的杠铃举了起来。当时，有记者问他“是什么力量让你举起这么大的重量？”陈镜开回答：“我是用6亿人民的力量举上去的。” ★

　　广州二沙头岛史记：为备战奥运而建

　　“民族英雄就是为国为民，像古代的民族英雄岳飞，为国尽忠。国家体委在广州二沙头建立体育训练基地，就是使你们更好地训练，为国争光”——贺龙

　　★ 本刊记者/周丽娜(发自广州)

　　2007年，广州少有的寒冬，“广东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依然绿树红花，校内最新的综合训练馆正在挖地基，学院的前身是著名的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全国第一个由国家投资兴建的训练中心。

　　在这里，曾经培养出过中国体育史上诸多第一：第一个世界纪录，第一个世界冠军，第一个打破世界游泳纪录者⋯⋯

　　虽然场馆外观和设施经多次翻修，但室外跳水台、综合训练馆的游泳馆内仍然醒目的“游泳——倾注了我们全部青春的事业，我们怎能不深深热爱”等口号，还可以让人感受到半个世纪前，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最初的激情。

　　为备战奥运而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全国尚没有一个能够供运动员训练使用的完整场馆，只在个别大专院校中有体育活动场地，但不足以提供专门训练。

　　1952年，全国选手队(即国家队)没有场地训练，不得不在天津外国租界的重庆路100号、原外籍人士的体育俱乐部进行集训。

　　历经1952年第十五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屈辱”，为了迎战195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和国家体委人员着手研究集训方案，认为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运动员训练基地。考虑到地点要气候温和，便于开展全年训练，最后，花落广州。

　　1954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到广州选址，由当时的广州市市长朱光陪同视察，最后选择了珠江河畔二沙岛上的“颐养园”，决定将其扩建为新中国第一个体育训练基地。

　　在训练基地建成之前，包括游泳、篮球、足球和乒乓球等项目的90多名广东运动员都集中在越秀山集训，住在山上的仲元图书馆(现在的广州市美术馆)。荣国团当时就主要在越秀山训练生活。

　　贺龙此行也到越秀山看望广东运动员。洗永泉，是当时广东省足球队队员，第一次看到中央首长，心情很紧张。他至今记得，贺龙对大家说，他和陈毅副总理谈起体育工作，陈毅称运动员是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就是为国为民，像古代的民族英雄岳飞，为国尽忠。今日的运动员是为国争光⋯⋯国家体委在广州二沙头建体育训练基地，就是使你们更好地训练，练好技术，为国争光。广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在体育战线上你们要守住南大门。”贺龙说。

　　如今，洗永泉作为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活档案”，退休后被续聘，担起二沙岛文史编写的工作。

　　200万造“前所未有”的场馆

　　1954年，国家体委拨款200万给广东省用于修建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同年夏天，二沙头体育俱乐部动工。作为广州的重大工程，与之处于相同地位的另两项工程是，修复解放前夕国民党队伍撤退时被炸毁的海珠桥，和“前苏联建设的成就展览会”工程。

　　体育场馆的设计参照当时世界上体育训练设施最先进的国家匈牙利——其在多瑙河畔建设了布达佩斯体育岛，将原来“颐养园”2万平方米的楼房面积改建为运动宿舍区，再征地扩建15万平方米土地为运动场馆。这些场馆一直使用至今。

　　后来为了筹办1987年的六运会，增建了广东体育馆和网球场馆，总面积增至20万平方米。

　　当时国家体委还邀请苏联的田径专家、国家田径队总教练吉洪洛夫担任顾问咨询工作。整个场馆布局可供田径、游泳、跳水、水球、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手球、棒球、垒球、体操、技巧运动、举重和500米自行车等20多个项目同时全天候进行训练。这样的场馆建筑规模不仅是国内前所未有，在国外也罕见。

　　而当时的中国，缺乏建筑机械设备，从事建筑业的工人也比较少，主要靠“工赈队”从事施工建设——因大批私营企业停业，工人没有生活来源，政府为了解决救济问题。组织了“工赈队”，意为“以工代赈”。

　　为了赶上备战第16届奥运会的训练，工人们日夜不停地工作。“颐养园”后面是水塘和水田，需要大量沙土铺垫成地，才能盖楼。可二沙头不通车，只能动员广州市所有木船来运沙土，夜间满江船只点起煤油灯穿梭卸土，如同繁星点点洒在江面上。

　　不过，最终场馆建设项目中有一项设施没能完成，即用作运动康复的芬兰浴(即桑拿浴)。因为当时不仅没有一个设计人员洗过芬兰浴，更不知道桑拿为何物，连相关资料都没有。只好作罢。

　　历时一年零八个月，1956年4月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工程竣工。在1954年的广州地图上还显示为“广州国际体育俱乐部”，后来才改名为“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先入住的是国家游泳队，当年6月，广州市体工队所有队伍也从越秀山仲元图书馆搬迁过来。洗永泉就是其中的一员。

　　“两边的差别就像天跟地一样。”73岁的洗永泉回忆起来还很兴奋。住在仲元图书馆时，30个运动员睡一间大房，男女区域挂块布隔断。这种状况从1954年一直维持到1956年搬进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

　　训练基地的宿舍里，配置的是运动员们见都没见过的弹簧床，每张床上都有床单、毯子，还有独立卫生间。这些对当时的队员们来说，非常稀罕——弹簧床那个时候只为外宾准备。

　　“革命加拼命”的基地生活

　　当时的中国缺乏专业的体育训练方法和技术，惟一途径就是学习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技术。此外，还有大批海外爱国侨胞回归，被称为“海外兵团”，他们在二沙岛和队员们一起训练，跟随大家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一样拿每月17.5元的生活伙食补贴。这已是干部的待遇标准——军队里的普通士兵一个月的补贴是7.5元，一顿午饭6分钱，一个油炸鸡蛋4分钱。

　　“那时的生活就像电影中的少林武僧，运动员都要遵守一些‘清规戒律’,”洗永泉说，训练口号是“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贯彻大运动量的训练原则。

　　而重视强度和力度，“革命加拼命”是当时体育界的第一口号。

　　广东省第一个女乒世界冠军梁丽珍向记者回忆当年，在“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下，她练得恨不得睡在球台上，练着练着，在她眼中，乒乓球变成了一团一团的虚像，后来又出现毛边的晕光，到最后，她眼中一个运动着的乒乓球甚至变成了一串白色的糖葫芦。

　　1955年，洗永泉比赛时踢断了腿，用三轮车拖着送到广州市人民医院，打石膏，两个多月后出院，三个月后就恢复训练。现在他感慨说，幸好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而很多在大运动量训练下的队员，日后都在身体上留下了疾病隐患。

　　除了技术训练，每天还有政治学习和文化课。隔周的星期一晚上是“生活检讨会”，每个人都要对自己两周以来在训练、学习和生活表现作自我鉴定，再由队友提出意见。

　　运动员的集训和生活都是军事化管理。无论严寒酷暑，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每天早晨广播里都准时响起起床集合的号声，出操后才能洗澡进饭堂吃早餐。

　　训练基地还有不成文的规定，运动员28岁以后才可以找对象。洗永泉说，单广东女子篮球队，就有很多运动员到了34岁、36岁才结婚，还要得到领导批准。

　　1959年，广东省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筹委会原先考虑所有项目都报名参赛，但滑雪、冰球等冰上项目确实无法参加。有人提议邀请香港马会的骑师代表广东参加赛马比赛，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无法实现；又有人说，体委里有些干部转业前是部队的骑兵，马术队可自己组织起来，这个提法得到领导的认可。随即，由原二沙头体育俱乐部副主任郑福民组织成立了马术队，从自行车队里抽出男女共四名队员组成马术队。

　　广东当时没有马，只有驴，于是又派人到湛江驻军马队处申请转让了四匹马来。派去找马的两个人一人拉着两匹马，走了五百多公里，好不容易把马匹从湛江运到广州，可在体育场跑道策骑时，马匹跑了两圈后就前蹄发软，差点人仰马翻，原来找来的马匹只能驮物缓行，并不适合充当以速度见长的赛马。马术队就此解散。事后，有人开玩笑说：“匆匆招兵买马，随后散兵卖马。”

　　《毛泽东选集》做奖励

　　“我们这代人是为了奥运而训练，但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梁丽珍说。

　　1956年10月上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第16届奥运会体育代表团组成，包括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共92人，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担任团长，到二沙岛进行集训。

　　11月6日，中国奥林匹克代表团团长在二沙岛水上餐厅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就国际奥委会坚持邀请台湾单独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时声明，中国体育代表团不参加第16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

　　为了弥补缺憾，近几年来，梁丽珍自己出资办了《奥运珍藏展》和《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专题展》，在广东各地巡回展出。

　　而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珠江中的绿色沙洲上，除了体育训练基地、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更迅速出现了一片片高尚的生活住宅小区和沿江别墅。二沙岛的公寓价格达到了每平米两万到三万元之间，而沿江别墅早就买到了每平米十万元。

　　今昔对比，梁丽珍感慨地说：“我们年轻时倡导无私奉献，没钱的。”

　　1961年，第26届世锦赛，中国乒乓球队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并囊括男子单打前三名和女子单打冠军，运动员每人获得的奖励是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两年后，第27届世锦赛，国家乒乓球队荣获一等功，奖励是精装《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5年，第28届世锦赛，国家乒乓球队摘回男女团体等五项冠军，奖励《毛泽东选集》袖珍本。

　　当时，《毛泽东选集》每一次出版都是举国欢庆的事，运动员是最早拿到毛选的人群之一。

　　荣高棠：新中国体育蓝图的草创者

　　作为国家体育事业探索的领导者和前锋，荣高棠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慢慢摸索，在上面小心翼翼地写出中国人对体育的理解

　　★ 实习记者/万佳欢

　　2006年11月15日，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不到2年，94岁的荣高棠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荣高棠，是中国体育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949年筹备召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1952年一手筹建中央体委，晚年被国际奥组委授予中国第一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

　　作为第一代体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建设者，毛泽东称他是“管六亿人民大事的人”，运动员们称他为“大家长”。

　　请毛泽东为体育题辞

　　荣高棠37岁之前，除了在清华念书时曾入选过篮球校队，几乎没有跟体育工作产生过什么交集。很多年以后，荣高棠对他的秘书周铭共说：“(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从事体育工作。”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荣一直从事青年工作。后来成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第一任秘书的刘秀政还记得，1948年在石家庄第一次见到荣高棠的情景，“他穿着样式简单而整洁的中山装，个子不算太高，活跃、潇洒，很有魅力，指挥大家唱歌时，学生们都在下面喊：‘高棠来一个！’他便笑着唱一段。”

　　那时的刘秀政还不到20岁，作为上海学生的代表有缘见到荣。

　　建国之后，体育工作划归团中央，受组织上的安排，时任团中央秘书长的荣高棠懵懵懂懂接手了体育工作：从筹备召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到建立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领导组织，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体育第一人”。

　　体育事业从零开始，工作千头万绪，荣高棠决定从群众抓起，让老百姓知道体育的重要性。“可那时候都在奔生活，哪有富余的精力来搞体育？”刘秀政说，“推动群众体育很费劲。”

　　荣高棠很快就想出了解决方案——争取中央的支持。为此，荣高棠、黄中等想尽办法，请毛泽东为体育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此，这两句话成为开展国民体育运动的指针。

　　毛泽东还曾经提出过“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却遭人质疑，于是荣高棠就趁开团代会的时候问毛泽东：“主席，有人说‘三好’不是您提的。他们说，身体好怎么能放在前面呢？”毛泽东笑笑说：“身体不好，怎么学习，怎么工作呢？”

　　就这样，体育作为一种大众活动，在中央的支持下逐步开展起来。荣高棠也开始慢慢找到了体育工作的感觉。

　　但实际上，1949年后，体育在人民大众和很多干部中还是没有受到重视。60年代担任荣高棠秘书的易厚高说，“那时候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个想法：体育不就是体育吗？”

　　“荣高棠‘真正地’开始重视体育、从事体育，完全是在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以后。”周铭共对记者说。

　　赫尔辛基拐点

　　到今天，我们恐怕很难估计“赫尔辛基”这几个字之于荣高棠本人的意义。可以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上的遭遇使荣高棠对从事体育的目标产生了巨大转变。

　　其实，赫尔辛基绝不仅仅对荣高棠个人有重大意义，它对整个中国体育的发展和走向所产生的影响都是相当重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有赫尔辛基之行的遭遇，才有了整个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雏形。

　　1952年7月18日，荣高棠收到国际奥委会对新中国发出的第一次邀请电报时，距第15届奥运会开幕式只差几个小时了。他当时不很主张去，除了台湾问题外，还考虑到我们的运动员水平落后，担心会给新中国抹灰。

　　然而，周恩来迅速做出“要去”的紧急批示。于是新中国第一个赴奥运会的代表团火速组成：荣高棠和黄中带队，运动员只有足球、篮球两支队伍和一名游泳选手吴传玉。而当他们匆匆赶到芬兰的赫尔辛基时，赛程已过半，只赶上参加一场男子100米仰泳预赛。

　　荣高棠还是被在赫尔辛基的所见所闻刺激了：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却一鸣惊人，金牌一块接着一块地拿，几乎与美国平分秋色。之后，他应苏联代表团的邀请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的奥运代表团同机抵达莫斯科，一下飞机，荣高棠被人山人海的欢迎场面惊呆了。

　　“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人们一遍遍地朝着体育英雄高呼‘乌拉！’⋯⋯沸腾的人群像洪水一样⋯⋯当时我就一个感觉，运动员拿了冠军，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影响真大！”荣高棠后来这样回忆道。

　　周铭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之前根本就没想到体育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和内涵。”

　　几乎在同一时间，黄中在波兰华沙的足球场上如坐针毡。跟荣高棠在赫尔辛基分手后，他带领中国足球队在华沙与波兰队打了一场友谊赛。

　　黄中和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在主席台第一排就坐，十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呆不下去了——比赛完全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中国队基本是毫无进攻之力，不一会儿就被对手连续进球。每进一个球，全场观众的目光都“刷”地转向主席台上的中国官员。黄中尴尬得头都不敢抬，后来干脆悄悄地溜到后排去坐了。

　　比赛结束回国，荣高棠在听了黄中的汇报后，急迫地说，“一定要想办法！我们光是群众团体管体育，太弱了⋯⋯我正在打报告，要求中央批准成立一个政府部门把体育管起来！”

　　在报告中，荣高棠一方面汇报奥运会的情况，另一方面对接下来的体育工作提出了5点意见，包括学习苏联，成立一个政府体育部门，并请像贺龙这样德高望重的领导挂帅，加强学校体育、召开全运会、修建体育场等等。

　　这5条意见，实际上为新中国体育后来的发展搭建起了一个粗略的框架。

　　那位驻波兰大使也专门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重视体育，说一个国家的运动技术水平对于国家的形象太重要了，他认为像这样的水平，跟新中国的国际地位非常不相称。

　　荣高棠的报告上呈后，前后仅三天时间，刘少奇、毛泽东和邓小平三位领导接连做出批示，邓小平还亲自把他叫去，对报告提出了一些意见。“他(邓)的首肯和补充，已经使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脉络和规划基本形成。”周铭共说。

　　仅两个月后，政务院下的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央体委。贺龙为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从此，荣高棠正式调出团中央，开始了他专业体育政治家的历程。

　　进驻“战斗第一线”

　　1960年，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投向体育的资金极为有限。学校体育课停课、运动队训练停练，很多项目的开展都陷入停顿。

　　“当时吃饱饭都成问题。贺龙甚至把射击队组织到内蒙古去打猎，解决运动员吃肉的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告诉记者。

　　就在这年年初，由体委几十名领导组成的“乒乓球队蹲点小组”在荣高棠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进驻北京工人体育场，与乒乓球队同吃同住，周六才回一次家。按照周铭共的说法，荣高棠决心很大，“颇像战争年代的前线指挥所驻扎在战斗第一线。”

　　作为这场“战役”的总指挥，荣高棠所面对的是：1958年后由于体育“大跃进”造成的战线过长、摊子过大的情况。加上因自然灾害，资金极其有限，国家体委提出“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简单说，就是集中有限的经费，放在重点项目上。

　　而当时所有项目中的“重中之重”，就是乒乓球。1958年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正式断交后，只有乒乓球等极个别的项目和国际单项协会有一些联系，还可以参加世界比赛。而1959年容国团拿下第一个世界冠军后，1961年又将在北京举办第26届乒乓球世锦赛，更为这个重点项目添足了砝码。

　　荣高棠几乎“全身心”地扑到了乒乓球队身上。训练时，他帮助球员捡球、搬桌子；休息时，他跟球员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思想，帮助球队整顿作风和纪律。有时候队员们训练累了情绪不高，荣高棠就带着他们爬香山、唱歌。打扑克时，输了他照样会钻桌子。

　　26届世乒赛前夕，日本队的秘密武器弧圈球成为中国队心里的一块阴影，队里有点谈“弧”色变的味道。荣高棠得知后，立即召集人手，照着杂志研究这种球的打法，配合主力队员进行练习。此外，还选派运动员乔装到香港去看日本队比赛，研究对手战术。

　　荣高棠花的大力气很快收到了回报。第26届世锦赛上，中国队获三项冠军，1965年第28届又夺得5枚金牌，并由此创造中国乒乓球半个多世纪长盛不衰的奇迹。“在最困难的时候，乒乓球的成绩让全国人民长了志气，体育(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时任荣秘书的易厚高对记者说。

　　与乒乓球成绩的发展相伴，中国竞技体育也逐渐找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模式，即“举国体制”。在那个年代，这条发展道路为新中国带来了60年代竞技体育的新高潮，其他一些重点项目的国内比赛成绩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体育事业随文革而止

　　正当荣高棠为取得的成绩喜上眉梢的时候，一场时代的厄运从天而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荣高棠因在一次体工会报告中说的一句“毛主席也说过，讲错误，我的错误可以成车拉”，使自己成为造反派火烧炮轰的首要目标。1966年12月24日，他又一次走进自己亲自参与建设的北京体育馆，参加的却是“批判斗争荣高棠大会”。这次最后的批斗会宣布了他的“政治死刑”，第二天，造反派闯进了荣家，将他带走实行隔离审查。

　　走前，荣高棠拍了拍女儿的背，面无表情。此后，他开始了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和5年劳动改造生活，他的生活和事业都在转眼之间戛然中断整整13年。

　　十年内乱也让整个新中国竞技体育掉入了低谷。体育组织管理系统全面瘫痪，运动队的正常训练基本停止⋯⋯

　　文革后，67岁的荣高棠再次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第二年，他将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名额让给年轻的何振梁，随后退居二线。 ★

　　“举国体制”是如何产生的

　　国家体委的建立，给新中国体育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政府机构。中国体育的质变，就随着这个机构的成立而开始萌发

　　★ 实习记者/万佳欢

　　自从荣高棠带团从赫尔辛基奥运会回来后，荣的秘书刘秀政开始变得异常地忙碌起来。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几个体育领导人都要聚在一起开会，她负责做会议记录。会议的中心内容只有一个——筹建中央体委。

　　做会议记录的时候刘秀政偶尔会很困，而参加会议的荣高棠、黄中等人却精神抖擞。他们白天分头去忙，晚上才有时间碰头。“头绪和问题很多，大家一个个地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刘秀政说。

　　这样的晚间会议持续了四五个月，直到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体委)建立之后好一段时间，刘秀政才恢复了正常工作作息。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中央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行政机关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而国家体委诞生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提高体育运动的竞技水平。

　　贺龙挂帅“大兴土木”

　　体委刚成立时，只有四十多人，大多是体育总会和青年团的“旧将”，其他人也都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而这些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原来干过体育。原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和后来担任体委副主任的张彩珍，都是由于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几个“秀才”而动员来的。他们戏称自己是“文人进武庙”。

　　无论如何，各地人才汇集北京，体育领导机构很快健全起来。到1953年，中央体委已是一个拥有239人编制的大型机构。

　　有了机构就要有办公室和宿舍。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一个月，牌子就挂到了王府井八面槽九号院。1954年，中央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委后，整个体委搬到北京体育馆附近的体育馆路，这里因此成为体育运动的心脏地带。

　　体委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建立专业的训练队和比赛场馆。

　　当时体育场馆极少，北京除了1937年建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苏联篮球队来的时候，只能在东单的灯光球场搭一个大席篷，很多工人怕篷会塌下来，又怕失火，只好一直在下面打着手电。”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教授熊晓正对记者说。而根据刘秀政的回忆，苏联体操队来访，也是在先农坛搭了个露天台子就比赛了。

　　1954年，贺龙等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崇文区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的体育馆，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

　　一年后，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的北京体育馆竣工。刘秀政记得“当时对这个体育馆的意见挺大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奢侈浪费”。

　　为此，贺龙专门挑了一个周末在新体育馆里举行篮球比赛，并邀请到了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很多领导过来看球。毛泽东一进馆，就高兴地说：“贺胡子，你修了那么大个房子啊？”

　　主席一表态，反对意见才因此平息了。

　　事实证明，体委组建时把贺龙推到前台主持工作是相当有远见的。有了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国家体委在中央的影响大大不同了。

　　体委与中央联系密切还跟体育的特殊性有关。邓小平非常喜欢看球，经常一个人来体育场看足球赛。“这种时候，荣高棠一般会赶过去陪着领导看球，一边看就一边汇报体委的工作情况，”刘秀政说，“经常是，今天打一场球，就会有领导新的指示过来。”

　　可以说，在文革之前，国家政策一直很支持体育。

　　竞技体育体制的初步形成

　　“还体育权利于百姓”——1949到1952年，体育运动在群众的普及，事实上是一项紧要的政治任务。

　　“刚解放的时候，体总对很多国际通行的规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使活动完全适合老百姓。”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对记者说。比如田径比赛中开展了很多趣味化的项目，像识字比赛：选手跑一段路，在一块板上写几个字，然后再跑，再写几个字，又继续跑；还有自行车比赛甚至比谁骑得比较慢等等。在那个年代，搞运动技术的提高被称为“为少数人服务”，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受到批判的。

　　1952年，为了备战赫尔辛基奥运会，“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成立。在这个类似于国家队前身的队伍中，只包括球类、游泳、田径的一些运动员，算是最早的具有专业性质的训练队。

　　中央体委建立后，以苏联等国的模式为借鉴，逐渐建立起了中国的竞技体育训练体制。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建立各项专业竞技队伍和运动员选拔。

　　60年代前，我们的运动员选拔完全根据比赛成绩，由车间、厂矿到省、市层层选拔。“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熊晓正说。

　　而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困难的物质条件让群众体育的开展严重受阻；竞技水平则不断提高，完全靠业余训练已经不行了，运动员的主要来源因此变成了业余体校(以培养和输送运动员等竞技体育人材为目的的体育专业训练学校)。

　　60年代以后，国家体委开始建立三级训练网。由此，群众层层选拔的网络被彻底割断，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从此分道扬镳。

　　体委成立后，在体育管理组织体系方面，逐渐形成了三大组织系统：即国家行政部门系统(包括中央体委和部委)、军队系统(包括军委总政治部和群众性的国防体育组织“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以及社会组织系统(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一些社会群众团体)。基本上，三者属于组织系统中的平行关系。国家体委是行政主导，体育总会作为联系群众体育工作者的纽带，国防体育协会则负责管理军队系统的体育工作，实行俱乐部制，主要由军队系统管理。

　　1998年3月24日，国家体委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最高管理机构，是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直属部级体育行政机构。

　　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主管社团组织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主管竞技体育的国家体委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这导致体育社团的作用慢慢虚化。

　　虽然，体育总会下属各单项体育协会慢慢地演变成为有机构、有人员的实体。但直到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后，仍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优势项目的“马太效应”

　　新中国初期，田径和游泳算是当时最早被重视，进行专业竞技训练的两个项目。

　　50年代到60年代，举重、射击、乒乓球大面积丰收⋯⋯大多数专家认为，建国初竞技体育的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还是举国体制的功劳。国家体委当时根据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选定一些重点项目的重点运动员作为突破口，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最有可能突破的运动员身上。

　　北京体育大学游泳教研室主任李文静认为，当时的一些优势项目实际上只是个别运动员的自身天赋、运动素质好的突出表现，不构成整个项目的优势局面。

　　还有专家指出，在女子跳高项目上我们显得突出，是由于当时其他国家女子项目的发展还不太好的缘故。

　　不可否认，“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指导思想在那个年代的确作用巨大。比如当国家游泳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训练条件时，各地方的游泳专业队一直到50年代中期都还没有完全建立，到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以后，各个省级游泳专业队才保留下来。

　　而从建国初到现在，优势项目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马太效应”的怪圈——好的项目愈来愈好，差的项目愈来愈差。

　　理论上说，目前的优势项目如羽毛球、乒乓球，夺金点已经饱和，而游泳、田径这两个金牌最多的大项能夺金的人数很少。“当前的资源还是一直朝着前者倾斜，而不是去扶持弱势，”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说，“要保证金牌——优势不能掉下来，掉下来老百姓不高兴。” ★

　　容国团：小球打出“大”命运

　　一场看似平常的友谊赛，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容国团人生的走向，也改变了中国乒乓球项目的历史

　　★ 实习记者/陈园园

　　1956年9月7日晚，北京体育馆里灯光明亮，6000多个位子座无虚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贺龙都端坐主席台，观看着港澳联队和中国乒乓球队间的比赛。

　　中国队派出以王传耀领衔的全部主力阵容，而港澳联队也是高手云集。19岁的容国团作为港澳联队的队长出席，是当晚最引人注目的球员。

　　从1954年起，他就蝉联香港公开赛的冠军。北京比赛前几个月，他刚刚战胜了世乒赛冠军狄村。赛前，中国队的队员们都候在场外，期待着一睹庐山真面目。

　　“皮包骨的瘦高杆，打球能有劲吗？”第一次见到容国团，庄则栋忍不住大呼。

　　大家眼前的容国团着实没有什么冠军相。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又长期受肺病折磨，容国团一直面黄肌瘦，瘦骨嶙峋，尤其下肢力量差，两条细长的“羊脚骨”，走起路来都让人担心。

　　“咋看上去容国团的技术也没什么特别，打搓功，东弄一个西弄一个，不像那种大刀阔斧的打法，感觉没什么大将风度”。作为容国团的老队友，丘钟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相当不起眼”。

　　随后这个文质彬彬的“瘦高杆”，用球拍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当晚的比赛中，他将中国乒乓球队的三位核心人物——王传耀、傅其芳和胡炳权纷纷斩落马下，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看得旁边的中国队队员也不禁咋舌，“果然不简单”。

　　其实，这次比赛，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友谊赛，容国团的心中另有深意。

　　离开香港

　　生长在香港的容国团，早已厌倦了当时香港体育圈的黑暗。在香港乒总会的压迫之下，容国团正处于不得不离开，又报国无门的窘境中。

　　生性耿直的容国团，与香港乒总会的矛盾由来已久。1954年初春，香港一年一度的乒乓球埠标赛开战。17岁的容国团代表年轻的“公民队”参赛。赛前，他被乒总会邀到了一个茶楼谈话，要他打假球，以促成南华队蝉联冠军；并允诺送一笔钱作为补偿，容国团当即拒绝。随后的比赛，容国团夺取了男单、男双、男团三块金牌。他在香港声名鹊起，同时也成了乒总会嫉恨的对象，用尽一切手段来排挤他。

　　1956年，刚刚在第23届世乒赛上夺冠的日本队访港，为了让容国团出丑，乒总会安排容国团迎战新科冠军狄村。孰料容国团摸清了狄村的套路，以2比0大胜狄村。消息震动了全香港，也传遍了全中国。

　　195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乒总会在容国团的名字上做手脚，使他失去参赛机会，这更坚定了容国团离开香港的决心。

　　容国团的父亲容勉之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受父亲的影响，容国团一直对祖国心怀向往。再者，“当时容国团已染上了肺病。父子俩商量，觉得：只有在国内举国体制的环境下才能一边治病，一边练球。”容国团的夫人黄秀珍告诉记者。

　　于是，到北京前几个月，容国团就向广东省体委递交了一封申请书，请求报效祖国。当时广东省体委忌惮内地和香港不同的社会体制，又对容国团的肺病有所顾虑，一直未有回应。

　　随后，容国团借国家队邀请港澳联队回访比赛的机会，展现了自身的实力，给自己回祖国增加砝码。

　　坐在看台上的贺龙，当即写了一封邀请信，转给广东省体委。1957年11月1日，容国团接到广州体育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谁也没想到他真能拿冠军

　　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体育经过近10年举国体制的锻造，掀起了一波打破世界纪录的高潮。

　　最先“冒头”的是举重、田径和游泳。举重的陈镜开、赵庆奎、黄强辉，游泳的戚烈云、穆祥雄，女子跳高的郑凤荣接连在一系列国内比赛或与苏联队的比赛中打破世界纪录。那时，连普通工人都能脱口而出陈镜开的“133公斤”和郑凤荣的“1米77”世界纪录。而相较之下，乒乓球还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在中国体育的棋盘中，处于极边缘的地位。

　　总的来说，中国体育尚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运动员创造的世界纪录多数并不被承认。中国运动员需要一次在真正国际化的大赛中取胜，去感受升国旗、奏国歌的荣光。

　　1959年，正临新中国成立10周年。贺龙在许多场合都讲过“体育要争取放卫星”“要拿冠军给国庆献礼”。国人对冠军的呼唤显得更加迫切。

　　由于是副总理亲自点将，从容国团回国第一天起，就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照”。他当时每月的工资是86.5元，这在运动员中是罕见的。

　　“几乎每天给他炖一只鸡补身体。而且，特意为容国团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每天早晨慢跑三四百米，不能跑太多，也不能跑太少。不能长时间地练球，每天只要练半个小时，巩固技术即可。”容国团传记《人生能有几次搏》的作者何志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几个月下来，容国团的肺病明显好转，身体也强壮起来。

　　临近25届世乒赛，按照惯例，1958年4月，乒乓球队召开新年誓师大会，要求队员们制定各自的奋斗目标。

　　“大家都有争成绩的想法，但没人敢明确提出夺冠，除了容国团”，在那次誓师大会上，容国团抛出“三年内取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的目标。“在当时许多中国人看来，真的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刚刚结束了半殖民地的统治，很多人不敢想冠军。而容国团就喊出了这第一声”，北京体育大学乒乓球教授苏丕仁告诉记者。

　　容的话一说出，立刻引起下面的一阵骚动。与当时中国乒乓球界提倡的“快准狠”的打法相比，容国团富于变化的球路被认为是“打小路球”，“不代表中国人的打法”，而容国团擅长的发旋转球，则被称作“三脚猫功夫”。“国内这样打法的选手基本上打不上前三名”。

　　“好多队友就私下议论：这小子真能吹，也不怕把房顶吹破了”，丘钟惠说：“谁也没想到他真能拿冠军”。

　　“东亚病夫的帽子，是肯定可以甩掉了”

　　1958年底起，乒乓球队在北京集训了近一年，这也是运动队大规模集训的开始。

　　丘钟惠回忆说，当时的乒乓球队还很不受重视，集训就在北京体育馆练习馆的两侧。“场馆中间是几块篮球场和排球场，两边用铁丝网拦住，我们就在边上训练”。身后是跳跃翻腾的体操队员。

　　“正练着就有篮球突然飞过来，把球网砸掉或者砸着我们头，后来就习惯了。”

　　没有运动员宿舍，队员们临时住在工棚改建的平房里，“有一次下大雨，下水道不好，训练完回去，发现我们的床都漂在了水面上”。

　　在国家队，容国团找来多种打法的陪练，球技进步飞速。经过近一年集训，中国乒协最终确定了11人参赛名单。核心还是老将王传耀。“领导们在容国团身上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但也没想到他会拿冠军”。

　　1959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队赶赴多特蒙德。这是中国队在世乒赛上的第三次出场。首度亮相是在1953年，两次参加世乒赛，男队最好成绩是第一级第10名，女队第二级第3名。赛前大家纷纷预测，中国队将是这届的冷门制造者。

　　赛事前半程进行得顺风顺水，男团首次闯入四强。男子单打前八名中也有一半是中国人。贺龙发贺电鼓励，周恩来每天无论多晚都要亲自过问比赛情况。巨大的压力下，在八进四的比赛中，队员纷纷落马，容国团成为“硕果仅存的一颗”。

　　容国团决赛的对手是匈牙利老将西多。中国人从来没有离冠军梦这么近过，赛前队友们已为容国团准备好了鲜花，藏在挡板的后面。

　　那场比赛，容国团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中国人小巧和灵活的优势，以剑走偏锋的“小路球”创造了奇迹。“头脑非常清楚，长短左右，把已经36岁，体重180磅的西多调动得气喘吁吁，根本发挥不出技术优势。”丘钟惠回忆说。

　　4局激战，容国团以3：1打败了西多，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多特蒙德威斯特代里亚体育馆里国旗升起、国歌萦绕的那一刻成为永恒经典。

　　“看着国旗升起，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东亚病夫的帽子，是肯定可以甩掉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世界冠军的意义被很自然地上升到了民族崛起的高度。

　　和国庆并列的大喜事

　　正值建国十周年，容国团的这块金牌来得恰逢其时，民众的热情空前高涨。

　　比赛一结束，国内各部门的贺电就已抵达使馆。容国团手捧鲜花、奖杯的照片迅速登上了所有华人媒体的头版。

　　无意间启动了一个民族情感爆发的阀门，容国团的命运也由此驶入了另一轨道。回国后，这个21岁的年轻人受到了“民族英雄”般的礼遇。

　　贺龙副总理亲自到机场接机、献花。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接见。周恩来将容国团的冠军，和十年国庆列为1959年的两件大喜事，大笔一挥，将中国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每逢外宾来访，容国团更是参加国宴的常客。

　　以至于有一次，容国团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见到毛主席的感觉时，直爽的容国团立刻回答：见了那么多次，已经没有感觉了。惊得记者无言以对。

　　在民众中，容国团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他成了青年人的精神偶像。各种信件像雪片一样飘向乒乓球队，大多数是决心学习他的拼搏精神，取得更大成功的，也有许多女青年的求爱信。为此，乒乓球队特地设立了看信班子。

　　“上街经常被人围堵，非要他讲话、签字什么的。”容国团的夫人黄秀珍说。一夜之间，容国团被整个国家捧到了浪尖上。

　　说起容国团在当时的影响力，老队员都众口一词:“绝不亚于现在的刘翔、姚明”。

　　为人低调、性格内向的容国团，面对这样的追捧，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一次，容国团和一帮广东老乡去大华影院看电影，一进门，就被人认出，影院经理号召大家统统起立，请容国团讲几句话，再坐下来看电影。容国团觉得这是娱乐场所，不必刻意宣传自己，坚持不肯讲话。局面僵持不下，身边的队友都忍不住劝容国团：你就随便讲两句吧。倔强的容国团仍不为动，最终拗不过他，影院经理只好让大家坐下看电影。

　　后来每次进影院，容国团都是等开演关灯之后再进去，影片快结束时，赶紧退场。

　　丘钟惠说，“看到当时的容国团，真的觉得做冠军也不容易”。外出时，墨镜、口罩、低檐帽都是必备的装备。

　　这个世界冠军，不仅改变了容国团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乒乓球项目在中国体育体系中的地位。回国后，中国乒乓球队即成为了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的第一支队伍。

　　容国团夺冠的第二天，国际乒联即决定将下一届世乒赛的举办地放在中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的国际性赛事。为了备战，正值困难时期的中国投巨资兴建了工人体育场，从全国各地调集108人，展开为期一年的大集训。由此，乒乓球开始和无数的“第一”联系在一起。

　　在空前的荣誉面前，容国团的心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些许变化。作为队友，丘钟惠感觉到了这一点：“可能是觉得自己职业生涯一下子到达了顶峰，他后来的训练就没有原来那么刻苦了”。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工体举行。赛前，“卫冕冠军”容国团仍被列为第一重点。但在体力和技术上他都难敌正当年的小将们。4年前，容国团富于变化的“小路球”，是出奇制胜的法宝，但冠军之后，技术过多曝光加上乒乓球技术高速革新，“容国团的技术，已经没有多大提高空间了”。丘钟惠说。

　　在家门口的这次亮相，容国团和队友艰难地拿下了男团冠军，但在单打中早早折戟，取而代之的是有“小老虎”之称的庄则栋。 ★

　　命运多舛“空降兵”

　　体育领域的“空降兵”，是当年社会各领域回国潮的冰山一角。这些人大都成为各项目发展的中坚力量

　　★ 实习记者/陈园园

　　1957年5月1日，广州越秀山游泳馆，一场庆“五一”的游泳表演赛正在举行。最后一项100米蛙泳比赛，几乎齐聚了国内所有的蛙泳高手。

　　比赛一开始，一个体型健硕、浓眉大眼、厚嘴唇的小伙子，就高昂着头，以独树一帜的“高航式”游法，冲到第一位。“1分11秒6”，中国游泳选手创造了第一个世界纪录，这也是国际泳联修改蛙泳规则后第一个世界纪录，这位宽肩阔背的小伙子叫戚烈云。

　　两年前，戚烈云从香港回国训练。与他同时期回国效力的一批华侨中，戚烈云是最早出成绩的一个。

　　1949年，中国体育除了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选拔有潜质的年轻运动员送到国外去训练，请一些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训练外，吸引一批爱国华侨中的优秀运动员回国效力，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新中国，百废待兴，酝酿着勃勃生机。二战后，世界许多地方发展都不太景气，这种条件下，很多人也愿意回来。”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熊晓正看来，体育领域的“空降兵”，只是社会各领域回国潮的冰山一角。以华罗庚、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都在这时回到中国。

　　偷跨“罗湖桥”

　　罗湖桥是横卧在深圳河上的一座钢铁桥梁，联结着深圳站与香港九龙站。过去，桥两岸是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因此在香港人的心中，罗湖桥有特殊的地位。

　　戚烈云先后师承香港泳坛“四大台柱”的陈震南和黄焯荣。1950年，他在香港游泳公开赛中夺得了100米和200米蛙泳两项冠军，并均打破香港纪录。16岁就成为香港的蛙王，受到当时港督的接见。

　　1953年，戚的恩师黄焯荣回国，担任中南区游泳队总教练，使戚烈云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回国前，这些运动员大都已在当地小有名气，因此，回国的过程还颇费些周折。

　　戚烈云一连7次向港英当局提出回国申请，港英政府都以曾受过港督接见为由，拒绝放行。当时菲律宾也伸出橄榄枝，想邀戚前往。戚烈云回国的愿望更强烈了。

　　他曾经尝试乔装打扮，偷偷前往深圳，却终被香港泳协发现，未能如愿。

　　1954年4月8日，在新华社一位记者的协助下，戚烈云打扮成外出写生的样子，穿着牛仔裤、花衬衫，肩挎画夹子，腰系着水壶，迈步跨过了罗湖桥。

　　在他之前，当时的香港乒乓球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傅其芳和姜永宁，先后从这里进了深圳。

　　此时，远在印尼的王文教和陈福寿，也正在筹划回国事宜。来到移民厅办理离境签证时，他们被告知：你们可以去，但必须在护照上写上，“永远不再回印尼”。

　　这意味着要和印尼的亲人们从此分离，尽管如此，回国开创事业的决心还是让他们写下了“永不回印尼”的保证书。

　　1954年5月6日，王文教和陈福寿启程，乘坐一艘巨轮，驶出了雅加达港。

　　特殊礼遇

　　1950～1958年间，是“空降兵”比较密集的时期，前后约有20人，主要集中在乒乓球、羽毛、游泳、举重几个国家重点发展的项目。因为有一定的技术基础，这些“空降兵”们借着竞技体育的发展契机，也迎来了自己运动生涯的高峰。

　　戚烈云回国的第二年，中国游泳队引入一批苏联专家来华执教。在苏联教练古巴诺夫的指点下，戚烈云改变了旧的游泳方法，开始琢磨起专家口里所说的“流线型”泳姿，创造出独特的“高航式”游法。

　　虽然没有特别优厚的物质条件，但运动员们能感觉到“回家”的温暖和特殊礼遇。

　　从小生长在苏联的黄健，在1950年受邀回到中国，做了一名田径教练。之后，黄健培养出了郑凤荣和倪志钦等优秀田径运动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田径教练员。他在自传中写到当时受到的待遇：“在苏联时，我是一名普通的穷大学生，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回到北京，我出乎意料地被尊重和敬意包围，同志们把我当成体育界的大专家看待，用小车带我去旅游，看京剧、跳舞等等”。

　　国家领导人也对这批体育人才格外关照。傅其芳回到中国时，贺龙亲自指示，给他定每月20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收入。

　　1957年冬天，戚烈云由于训练过度，左腿肌肉出现萎缩。得知消息后，贺龙亲笔批示，请治疗运动创伤名气很大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医生孟继懋和黄翠婷给戚烈云会诊。后来，他又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接受了北京中医研究院杜子明医生长达半年的专业治疗，左腿才得以保全。

　　文革前后

　　“空降兵”直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训练理念。

　　对技术革新影响最大的是乒羽项目。容国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左推右攻打法，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并形成了中国队“快、准、狠、变”的技术风格。姜永宁则奠定了搓球技术的基础。

　　而王文教和陈福寿，完成了中国羽毛球队从无到有的奠基工作。当时的羽毛球，仅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里开展，毫无基础可言。回中国后，王文教和陈福寿被安排在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成为中国第一代国家羽毛球队的主力队员。由于没有教练，王文教还同时兼任教练和队长。逐渐制定出包括身体训练、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内容的一套完整的训练计划。

　　当这些人大都成为各项目发展的中坚力量时，上世纪60年代突然开始的文革，使得这些来从海外“投奔祖国”的运动员们受到了最惨烈的冲击。

　　50年代回来的这一批运动员，大都背上了“特嫌”的罪名，或被投入监狱、或被下放劳改。

　　“乒乓三英”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不堪迫害，在1968年的4月、5月、6月，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戚烈云被指为“回国动机不纯”，成了国家游泳队里头一个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对象。他乐于助人，被批为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他探索运动训练的科学性，被说成抗拒大运动量。

　　当时，腰椎已经骨裂的王文教，也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并且被约法五章，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陈福寿背着“海外关系复杂”的罪名，被下放劳动，全家人被赶到闽西一个偏僻的山区，做了农民。直到1972年，羽毛球队恢复集训，陈福寿和王文教才被调回北京，做组队工作，直至退休。

　　他们中的大多数，文革后仍继续留在中国从事体育事业。而戚烈云，在文革结束后，又跨过罗湖桥，回到香港从商。如今，已经成为了商海里的健将。据说，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庆功用的路易十三，就是戚烈云提供的。 ★

　　《新体育》：目击中国体育的苏醒

　　作为第一任总编的郝克强，上任当初并不情愿

　　★ 本刊记者/唐磊

　　关心体育的读者现在在报刊亭和书店里已见不到《新体育》杂志了，它已改成通过邮局订阅销售，偶尔在网络上看到它的封面，与那些流行的体育杂志相比，《新体育》的设计、装帧、价格还有内容上显得有些过时了。但如果仔细阅读其中的一些关于国内体育的文章，还是能感觉到它的积淀。

　　这本已有半世纪“高龄”的杂志，应该是目前国内期刊为数不多的祖师爷之一。更重要的是，有了《新体育》，新中国体育的开端就有了见证。

　　诞生

　　1949年10月，在河北良乡中央团校学习的郝克强从《人民日报》头版看到这样的消息：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成立。

　　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任务由团中央负责，时任团中央秘书长的荣高棠兼任体总筹委会副主任、秘书长。不久，郝克强在团校的同班同学、毕业于武汉体专的曾宪越调往体总。

　　那时候不仅要抓专业运动员的训练，还要做体育宣传。在体育工作者代表的提议下，1949年底，团中央决定办一本体育刊物，就像团中央办《中国青年》一样。

　　曾宪越向荣高棠推荐了20岁的郝克强，并介绍郝是“总编辑”。原来解放前，郝克强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是地下学运周刊《交大生活》的总编辑。因刊物揭露、反对国民党迫害进步学生，后被上海警察局查封。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郝克强被送往中央团校学习。

　　荣高棠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调郝克强。接到调令时，郝克强还很纳闷，自己没有学过体育怎么会被看上，而且那时候很多人觉得搞体育的人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我不高兴，我闹情绪。提意见，说我不懂体育。但组织安排你来就得来。50年代一切听指挥，得服从组织。不安心，也得弄。”郝克强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已经79岁，但他述说的语气就像当年不情愿一样。

　　1950年3月，郝克强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口青年服务部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报到。

　　《新体育》杂志社是体总下属的第一个机构，编辑委员会成立后，委员都是兼职的，有燕京大学体育教授林启武、北大教授管玉珊、北师大副教授苏竞存、辅仁大学讲师阎维仁、体总秘书轲犁，郝克强调来后任专职编委。那时大家常常会到林启武家中讨论策划。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几乎没有专业运动员，体育活动也少，比赛场地更没有几块。“组稿很困难，找人写稿子、很费劲。”郝克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候除了翻译材料外，只能找大学甚至是初中的体育老师写稿，内容几乎都是体育教学、技术介绍等等，在加上一些批判旧体育的论文。”

　　创刊号所需的十几篇文章用了大半年才凑齐，封面设计采用了古希腊奥林匹克掷铁饼者形象，由于当时的彩色印刷只能印双色，所以创刊号用了红色，之后每期换颜色。

　　1950年7月，第一期《新体育》面世，毛泽东题写了刊名。创刊号印了一万册，很快就卖完了，又加印了五千册。《新体育》本是月刊，到1950年后期改为半月刊，每期都能发行近两万册。

　　郝克强现在记得荣高棠那时的嘱咐：办《新体育》杂志，要很好宣传党的体育工作方针政策，宣传体育运动对生产、国防和增进人民健康的意义。时任体总副秘书长的黄中还要求《新体育》的编辑记者不要局限在体育工作者的圈子中，要到学校、厂矿去，报道一些既是劳动模范又是体育积极分子的人物事迹。

　　因落后备受刺激

　　虽然杂志办得好，但学水利专业出身的郝克强并不满意这项任务，“现在体育很热，那会儿体育没有什么东西。到奥运会的时候，是吃零蛋，有的时候还不能参加。有什么意思。”郝克强说，“刚开始来的人都不太安心，包括我自己。50年代后期搞出滋味来了，体育还是有乐趣，我也是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而爱上《新体育》的。”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经历，让郝克强开了眼界，也受了刺激，开始意识到这份工作的重要性。

　　临时组建的第15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40人，郝克强作为代表团干事加入。临行前，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强调此去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在奥运会上看到的纯粹体育竞技水平差距，让代表团触动很大。“酒会上，特别是苏联代表团跟我们握手，说祝你们下一次取得成绩。我们非常惭愧，感觉到无地自容。”郝克强说。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在政务院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为体委主任。“体委成立是《新体育》的一个很大契机，因为比赛活动开始增多，就有报道可写了，不再仅仅是技术性文章了。”郝克强认为这是《新体育》命运的契机，也是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理解的一次转折。

　　50年代后期，《新体育》改成半月刊，工作人员增多至20多人，杂志发展迎来第一个高潮。“我们主要宣传好的。但输了球回来之后还是要批评，批评之后还见刊物。50年代批评和自我批评比较多。听说现在不敢批评人，有各种利益关系。那时候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已是《新体育》总编辑的郝克强认为，从那时起，《新体育》慢慢步入了一份体育期刊的正常轨迹。

　　1966年，文革开始后，每期发行量10多万册的《新体育》停刊，但编辑团队没有解散，而是集体参加劳动。

　　8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

　　1972年，《新体育》复刊，还是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做杂志，《新体育》偏离了轨道。

　　伴随着80年代中国女排的连战连捷，《新体育》进入了黄金时期。编辑部有三四十人，光跟女排的记者就超过三个，“那时候不讲钱，由国家支出，不是现在的自负盈亏。钱的事不用操心。”郝克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新体育》每期发行130多万册。

　　不光是女排，乒乓球等项目的成绩也很好，其他项目的国际比赛、国内比赛都很多，全国人民都对体育很关注。《新体育》也成了香饽饽，有很多人要求前来工作。

　　“当时让我到国家体委去，我说我不去。”郝克强一直到退休也没舍得离开《新体育》杂志。

　　因为郝克强的推动，《新体育》不仅开创了许多沿留至今的子刊，还无意中开始了体育媒体的新尝试。

　　1979年，《新体育》创办了“新体育杯”围棋赛，由全国职业棋手参加，连续举办了14届。聂卫平、马晓春、俞斌等人都曾是这项赛事的冠军。

　　1984年，《新体育》与中国围棋协会、日本棋院联合发起主办了NEC中日围棋擂台赛。该项赛事影响深远，推动了围棋国际竞技的进程。

　　这种由体育媒体开办的赛事，已成为体育史上的佳话——法国《队报》早期牵头举办的多项赛事已经成为了当今体坛最重要的赛事。

　　现在市场上依然流行的《围棋天地》，就是《新体育》和中国围棋协会在1985年创办的。 ★

　　陆恩淳：开创者没参加过奥运

　　“他们都为体操做出了贡献，可绝大多数都没能参加奥运会，很遗憾现在的很多体操运动员、教练员都不知道，五六十年代还有这样一拨老运动员”

　　★ 本刊记者/唐磊

　　77岁的陆恩淳最近又在忙着布置他的体操收藏展，虽然“宝贝”都拿出去了，但在他那间阴暗狭小的书房内还是布满了收藏品，光是贴在门上的那张破旧得已无人搭理的海报，就布满了体操奥运冠军的签名。

　　在体育收藏界，陆恩淳小有名气，而在中国体操界，说他是祖师爷之一也不过分。提起张健、高健、李宁、陈雄、李小鹏等人无人不知，而他们都是陆恩淳的徒弟、徒孙，全都“沾亲带故”。

　　一次记者在国家训练总局新体操馆大厅和陆恩淳聊天，从馆里进出的运动员、教练员几乎都认得陆恩淳，热情地打招呼，李小鹏的教练陈雄甚至亲自为恩师搬凳子。

　　部队自创体操动作

　　1949年4月，18岁的陆恩淳以“陶家骧”的名字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当时准考证发完了，同院的陶家骧拿到准考证，陶家却不让他离开北京，因此陆恩淳以“陶家骧”之名进入了军队。

　　部队的生活单调而忙碌，但在北京五中上学时就喜欢玩单杠的陆恩淳，闲时总会在楼前的单杠上练练。那时候没有标准的体育器械，两根木头柱子，一根铁杆往柱子里一插，就是单杠了。

　　日子一长，战友们都会起哄让陆恩淳表演。蹿上杠，坐在上面来回转，然后躺在单杠上不动⋯⋯这些简单的自创动作总是赢得战友们喝彩。慢慢地，练单杠的人多了起来，各自创造动作，相互切磋。一次，40岁的战斗英雄苏呈祥在单杠上打“大车轮”，双手握杠，身体像车轮一样转来转去。“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大车轮’，真是惊心动魄。”陆恩淳说。

　　1951年7月，陆恩淳被分配到43军。当时的解放区体育运动开展得很好，特别是对场地器械要求不高的徒手体操和团体操。

　　而制作单杠、双杠的硬木料在延安的山上都有，山沟里、窑洞前都能见到单杠、双杠，参与的人很多。时任八路军120师师长的贺龙、129师师长的刘伯承等人都积极倡导部队进行体育活动，战斗间隙单杠等运动成了军事训练的科目之一。铁道兵部队甚至在行军中带着单双杠，到了驻地就挖沙坑、竖杠架，锻炼臂力和腰腹力量，以便于作业。

　　在营里当参谋的陆恩淳很快冒尖。1952年，陆恩淳被派到北京集训，参加首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八一”运动会)，21岁的陆恩淳学会了纵劈叉、手倒立，更见识到了练杂技出生的高福林能慢起手倒立、在单双杠上做手倒立，同样练过杂技的蔡荣贵还会正握、反握、交叉握的“大车轮”⋯⋯

　　当时的运动员都是自创、模仿动作，大部分做的都是简单的基本动作和不规范动作，器材也跟不上——跳马用的是跳箱，女子项目用双杠取代高低杠。

　　1953年，任“八一”体操队队长的陆恩淳，在“全国田径、体操、自行车运动大会”获得自由体操金牌。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体操赛事，共有67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他们是日后体操运动的奠基人。

　　接触“真”体育

　　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所有行业一样，体操运动也得到了当时苏联的大力帮助，和苏联体操界的交流，让中国体操队员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体操运动。

　　1953年，苏联国家体操队来华访问，在清华大学体育场训练。那里有当时中国最好的体操器械，可在苏联人眼里除了跳马外，都不符合标准。直到苏联人的器械运到后，中方才见到了标准的体操器材。在见到了平衡木后，所有中方人员都在琢磨比赛时运动员怎么上去，最后决定做一个小梯子放在平衡木边上。谁知比赛时，苏联女队员一跳就上去了。这套器械后来成为中国制造体操器械的样板。

　　由第15届奥运会男子全能冠军朱卡林、平衡木冠军查洛娃率领的苏联体操队的22名运动员都是运动健将，陆恩淳清楚地记得，朱卡林表演单杠“大车轮”接直体后空翻下的场面：一撒手，一个非常漂亮的空翻直飞蓝天，整个身体在单杠杠梁以上，飘起来了。在此之前，陆恩淳一直认为自己单杠已经做得不错了，其实高度只高出杠子水平面一点而已。苏联运动员的表演完全颠覆了中国体操队、民众对于体操运动的认识。

　　那次苏联队在7个城市表演了20场，观众共计519000人，并做了示范练习4次，报告会7场。后有评价说，这次长达一个半月的访问，标志着中国近代体操运动的结束，现代体操运动的开端。

　　苏联队建议让中国运动员、教练员到苏联培训，并预言到1956年中国体操运动员便可以参加第16届奥运会。中央体委为此挑了11名男队员10名女队员组成中央体委竞技指导科，包括田径、游泳等项目。

　　1953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体操队在天津市重庆道100号成立。共21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20岁——在现在的体操运动看来已是“超龄”，无领队、无教练，陆恩淳被任命为队长。训练场地就是室外食堂的大席棚，饭后搬开桌椅，放上一个鞍马，把鞍环去掉就当跳马用，而高低杠则是由双杠升高其中一根代替。从苏联回国的田径教练黄健负责训练身体素质、讲理论。

　　第二年，国家队搬到了北京，入住中央体育学院。苏联专家凯里舍夫为运动员讲解苏联体操3级、2级运动员各项规定动作和理论课。当时训练的主要指导思想就是把苏联的体操训练方法学到手。

　　训练在体院的新体操馆，晚上有电灯，冬天有暖气。苏联国家体操队访华时带的器材都由贺龙批准放在此处。“很多人羡慕我们常有西红柿炒鸡蛋吃。”陆恩淳对本刊说。即使在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也有两类人——飞行员和专业运动员能吃上伙食专灶。

　　1955年6月，中国体操队派出17人去莫斯科斯大林体育学院学习，陆恩淳也在其中。他们从国家体委出国装备部门打借条借出大衣、毛料运动服、国徽等物品后，坐上“安二”(撒农药用的小飞机)前往苏联。

　　训练共4个月，主要学习第16届奥运会体操规定动作，并增加一些个人自选动作难度。同时还学习运动技术形成的理论、周期训练法、大运动量训练法等。

　　苏联著名的体操教练普洛特金等人帮助中国运动员，朱卡林等人常来共同训练。

　　回国前，苏联教练对中国体操队进行了规定动作测试，虽然分数不高，但苏联教练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体操队能不停顿做下来就是胜利。

　　无法实现的奥运梦

　　1955年8月，中国参加了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体操比赛，这是中国体操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由于水平太差，有位裁判甚至在中国运动员做动作时，只顾低头喝汽水，做完了，打个低分了事。

　　而中国体操队的最终目标是要参加1956年的奥运会。1月，中方再次从苏联请教练指导训练。在10月10日举行的奥运会体操选拔赛中，陆恩淳独得个人全能、双杠、鞍马3项亚军。选拔赛结束后，他接到通知，到北京体育馆南三楼贵宾室试穿奥运国服。贺龙叼着大烟斗坐在沙发上，看着面前走过的穿着各自项目运动服的运动员，不时对颜色、样式提具体意见。

　　一切就绪，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往广州，进驻二沙头训练基地，等待出发。

　　1956年11月22日，第16届奥运会开幕当日，中国政府宣布抵制，以表对允许台湾参赛的抗议。在广州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之后，陆恩淳只能随队在广州、上海、合肥、杭州等地表演，等待下届奥运会。

　　1958年“大跃进”中，体育界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训练中的保守思想和娇骄二气”。在这种违反运动规律思想的指导下，体育界开始“一天三遍功”。练习成套动作从30套到80套，练习单个动作1000次到2000次，数量越多越好。实在练不动了，就在一边击鼓助威。

　　因局部运动量过大引起伤病，陆恩淳后来查出右肘肱骨内上髁掉下一块骨片，卡在了肘关节处。陆不愿开刀，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最终不得不结束运动生涯。

　　翻看老照片，陆恩淳能清楚地向本刊记者介绍与他同辈的每一个体操运动员的现况，“他们都为体操做出了贡献，可绝大多数都没能参加奥运会。” ★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中国体操运动史》《体操收藏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