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彻：民主对俄罗斯总归是件好事

　　（博客）

　　3月7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并确认了俄总统选举的正式结果：3月2日举行的俄罗斯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为69.81%，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以5253万张选票、70.28%的得票率当选俄罗斯新一届总统。 (3月8日新华网)

　　《纽约时报》稍早时评论道：“选举42岁的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为总统，是总统普京自八年前上任后，加强控制政治、商业和新闻媒体的一贯行动所到达的顶峰。普京誓言要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剧烈变动的俄罗斯带来稳定，他越来越会利用自己的权威与民望……”

　　对于以普京施政风格为代表的“管理式民主”，有两个非常有趣而且相互关联的问题：为什么这一颇受西方观察家诟病的“民主”却可以在俄罗斯人民中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为什么普京看似如此强大的“管理式”施政却依然需要“民主”的形式来赋予其政权合法性？

　　俄罗斯人或许并不喜欢普京及其背后前苏联式“强力部门”的阴影，甚至更早的沙皇式皇权主义“父爱专制”的幽灵，但他们喜欢普京式的俄罗斯。普京在他上任后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就表示：“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同时坚持要“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结合起来”。看来，他的努力收到了显著成效。美国《时代》周刊承认，普京的两个最大成就在于为俄罗斯留下了超过4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且重建了俄罗斯对外的强国荣光以及对内的政府威望。在普京的八年任期内，俄罗斯的股市总值从600亿美元飙升到超过1万亿美元，而被誉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在他二十年任期内才把通用电气公司的市值从140亿美元提升到4000亿美元。难怪《纽约时报》打趣说，《财富》杂志应该把韦尔奇得到的“世纪最佳管理者”头衔送给普京。

　　当俄罗斯人民看到国家的人均GDP实实在在地从1999年的1700多美元大幅增长至2007年的9500美元，不管他们是否真正了解梅德维杰夫的政治主张和个人能力，至少他们希望最高领导者的平稳交接与政策的连续性可以保证现有的快速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政治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梅德维杰夫与普京之间的“关联性”越大，越容易得到俄罗斯人民的“惯性”支持。民众在为叶利钦时代的动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后，已经明白了普京在2001年3月说过的话：“将不再有革命或反革命。稳固的、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稳定对俄罗斯及其人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们本来就应该按照这种正常的人类逻辑来生存。”对民众来说，“管理式民主”未必是最好的民主，但与专政和混乱相比，却绝不是最坏的民主。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选举。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甚至认为真正的选举早在去年12月普金指定梅德韦杰夫为自己的接班人参选时就已结束。那么，为什么获得人民如此强大支持的普京，依然要设法用这样一种“民主”的形式来取得程序正当性与政权合法性呢？

　　俄罗斯法律规定，投票率如果低于50%，选举结果就不具有合法性，必须重新进行选举，普京显然不希望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以一种如此尴尬的开局登上总统宝座，更不希望为反对者和批评者留下话柄。而且，虽然俄罗斯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具有相当的宗法公社传统的大陆封闭型农业国家，但我们应该看到它早在超过六百年前便已经通过“杜马”(贵族委员会)和“卫彻”(市政会议)等机制与专制或君主政治进行协商和合作，甚至曾一度中断“杜马”议会传承的“苏维埃”制度，也同样出自“以公众的民主决策”为首选的村社议事会协商传统。更重要的是，人民的意识与要求一旦被唤醒，不管是支持率多高的政治强人，如果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或者政治文明领域开倒车，都终将失去民心。对民众来说，“管理式民主”的精髓绝不在“管理”的高效，而在“民主”的珍贵。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普京本人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的强调：“欧洲文化在许多世纪的过程中饱经痛苦所赢得的自由、人权、正义和民主等理想对于我国社会乃是至为重要的价值指针。我坚信，对现代俄罗斯而言，民主价值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对经济成就和人民的社会福利的追求。”也不难理解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1991年9月无奈却坚定的表态：“我们的民主就像个有病的孩子……但是我们已经决心要坚持到底。

　　对古老而年轻的俄罗斯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这一切只是开始，因为一时的浮躁和喧嚣都会转头而过。对苦难的俄罗斯人民来说，如果民主不仅仅是理想，还在慢慢变成现实，这总归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