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明星委员”都是媒体报道里一个热度很高的关键词。日前闭幕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明星委员”如何参政议政，依旧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
在政协提案组查阅提案时，我发现，“明星委员”的提案大多和演艺界有关。
比如，近年，影视作品侵权现象严重。就此，冯小刚委员联名陈道明、宋祖英、关牧村、于海等29名委员提交了提案，呼吁有关部门要加强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知识产权的保护。
随着市场化的运作，当前编剧权益受到伤害的事件越来越多，编剧是个体职业，相对于各种影视制作公司来说，编剧已成为弱势群体。中国电影文学会会长、国家一级编剧王兴东提交了一份如何保障编剧合法权益的提案。
王兴东在提案中写道：“当下常见影视作品在编剧之前压上"总策划，总监制，总统筹，总顾问"，在这一大堆名字之后夹杂其间出现了拥有第一版权的编剧。从电视剧《三国演义》把原著罗贯中的署名压挤到第12位，不难看出本末倒置的现象已成普遍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尊重原创，不尊重首创的不良效果。”
在“明星委员”中，姜昆应该算是提案大户。我至少看到了他的3件提案，他的提案或抨击“灰色文化”，或呼吁重视民族文化传承，或提出“曲艺”和“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应有自己的学科“户籍”。
也有很多“明星委员”的提案，和演艺圈并不相干。如音乐创作人徐沛东委员等提交了《关于奥运要强化文化效应的提案》，李扬委员提交了《关于发展动漫行业提案》。杨澜委员提出参照欧洲国家节能标准，提倡国内大力建设城市节能建筑的提案；濮存昕的提案甚至把视点放在了禁烟、戒烟、垃圾分类等民生问题上。
除了提交提案，委员的发言，也是衡量其参政议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3月7日，阎维文委员在发言时就文艺演出中的一些浪费现象提出批评。他说：“有些晚会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没有内涵，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却收获平平。”
3月9日下午的小组讨论会上，作为传媒界中的一员，崔永元委员却出言犀利地“自己革自己的命”：“高校、文化、传媒界的浮躁风气很重。我认为，目前传媒表达的观点低于公众平均认识水平，应当提高传媒产品的质量。”
“艳照门”事件、京剧该不该进校园等，也为“明星委员”高度关注。总政歌舞团孙丽英委员在发言时说，“艳照门”事件后，一些香港媒体的宣传使很多青少年纷纷效仿。建议加大媒体和网络宣传立法，给青少年良好的社会环境。
冯小刚委员对“京剧要不要进校园”的态度非常坚定：“作为一名父亲，我愿意让自己的女儿接受忠义仁爱的教育。我拥护京剧进校园，以弘扬中华文化，但在这一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把握正确的价值观。”
李瑞英是来自新闻出版界别的委员。她在发言中就“两高报告”提出的两点建议可谓“字正腔圆”：“一是在现阶段要加强基层信访工作，处理好信访工作可以化解矛盾，减少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二是流动人口的增加，从某些方面助长了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应加强社会基层组织的建设和管理，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同样来自新闻出版界别的海霞委员则建议，在执法和监督的过程中，执法人员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应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和荣辱观的教育培养，建立一支真正维护司法公正的执法队伍。
不知道宋春丽委员的家是否住在北京天通苑。在谈及“两高”报告时，她却对北京天通苑的社会治安问题表现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北京天通苑的治安案件较多，有点忧心。建议在社区加强治安管理，同时加强司法队伍建设。”
“大部制”涉及政府机构改革，也牵动着明星委员的心。姜昆委员认为，大部门体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文化部门也应该有一个大部委管理，把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加以理顺，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委员联合签名的提案，绝大多数能反映委员们的意愿。但徐沛东委员在一次分组讨论会上发言称，“有些提案，签名的委员并不十分清楚，但提案拿来签名，碍于面子也就签了。这种现象值得政协工作部门的重视，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改进。”
越来越多“明星委员”，正以其有思想、敢担当的负责任表现，告诉公众：两会这个政治舞台，他们的唯一价值，是委员，而不是明星。（作者为本报两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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