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禹的犯错说起

　　从大禹的犯错说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自觉地、决然地走上制度变革的道路，历30年之艰难探索，如今，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取向的经济制度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

　　■杨树荫

　　大禹，治平洪水，开发农业，创立夏朝，是中国社会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阶段的立国始祖。

　　自古以来，大禹一直被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由朝及野，大禹都是英雄，近似于神。

　　时至今日，大禹仍然是炎黄子孙的偶像，每年的祭禹之日，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自有一番虔诚和隆重。

　　大禹当然有功，说他功垂千秋，绝不为过。对历史人物，因各种需要而扬其功、颂其德，激励后人，也无可厚非。但历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要犯错，特别是握一国之权的历史人物，若犯错，往往是历史性的大错。

　　也该说说大禹的犯错。

　　公元前26世纪至公元前22世纪，被史学界称为五帝时期，帝王，实为氏族部落的酋长或部落联盟的联盟长。帝位的传承方式恪守“选贤与能”，即“禅让”，按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公推公决”。让贤德才俊的人物率众，必能服众。没有尧禅让舜，舜禅让禹，恐怕禹的胆魄才识会埋没一辈子。

　　禹的脱颖而出，首推“选贤与能”的选人用人机制。禹也的确不负众望，创下了千秋功业。然而，禹之错，错在其一手毁了禅让机制，将自己的大位传给儿子—启，算是开天辟地第一人。从此，位尊权重的帝位开始子孙相传，公天下变为家天下。也从此，祸起萧墙，血肉相争，一部中国历史，自夏商周、春秋战国乃至元明清，上下五千年，离不开发生在宫廷内的刀光剑影，在腥风血雨中改朝换代。

　　由此看来，大禹的错，是犯大了，犯重了。他尽管有开国之功，治水之业，但是，他不可否认地开立了一个坏制度坏机制。这种坏制度坏机制，决定了中国之最高权力者，不可能是一国之最优秀者。昏庸无能而居高位，是必然。开明贤德而承帝位，则是偶然，用民间的话来说，是百姓的“福气”，而福气，当然是难得的！

　　大禹有功有过，才是真实的大禹。问题是作为华夏子孙的后人，评论事物，吸取教训，往往缺失对制度层面的研判，更看不到制度对社会对历史那种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

　　以这种思维方式看历史，总是有所偏颇。比如以晚清史来说，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海战，大清帝国可谓屡战屡败，其实是一部丧权辱国史。洋人何以胜？当时的士大夫一句“船坚炮利为胜之本”；国人何以败？现时的我们一句“落后就要挨打”，算是前后呼应，今古同一。

　　落后要挨打，这没错。但是，我们的落后，不能仅仅归结于舰船兵器的落后，要说北洋水师，堪称亚洲一流，应在日本之上，最终仍然败北。看来最要害的恰恰是落后在国家政体、国家制度上。以晚清时期破败衰微的皇权封建制度对抗正在崛起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犹如气息奄奄的垂危老人与彪悍凶蛮的壮汉徒手相搏，未战可知胜负。

　　在我们对制度疏于研究、疏于变革的时候，西方恰恰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以制度的进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工业革命伴随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同步演进，国家基础日益稳固，国家实力日益强大，各种利益群体在制度框架内对话与博弈。

　　改革开放救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自觉地、决然地走上制度变革的道路，历30年之艰难探索，如今，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取向的经济制度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与此相应，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考验现时人们的智慧与胆略。发展是硬道理，应该理解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同步发展。若还是一味沉醉在经济增长、GDP增长上，把改革当作口号喊，或者是有改革之心，也有改革之言，却无改革之实，那么，不客气地说一句，经济增长的独木难支共和国之大厦。

　　回过头来再说大禹，一位农耕时代的君王，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视野决定了他的制度选择。于今而言，人类文明的创造精彩纷呈。如何有选择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更深层次地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我们思考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